格勒人特别喜欢重复这个说法。然而在我这个农村中长大的人看来，莫斯科是个庞然大物，一个巨型城市。当时的不安心情至今印象很深。

对我说来，一切都是第一次：红场，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第一部歌剧，第一部芭蕾舞剧，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博物馆，第一次泛舟莫斯科河，到莫斯科近郊游玩，第一次十月革命节游行……每次都有一种无与伦比的认识新事物的感觉。

尽管如此，最先回忆起来的，还是大学宿舍那其貌不扬的楼房，它位于索科尔尼基的斯特罗门卡大街上。我们每天都要辗转奔波七公里跑上一趟（乘地铁、电车和步行），到母校去再回来。每次这样的行进都使我们见识到新的市区，我们对这个城市愈来愈依恋了。当然，老莫斯科和她那素来就有的”俄罗斯特色”，那纵横交错的小街道小胡同，别说是5年，就是50年也休想弄清楚。然而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和胡同、宿舍周围大学生群岛的所有小岛却永远留在记忆之中：鲁萨科夫大街的大锤电影院和鲁萨科夫俱乐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广场那绝无仅有的情调，布赫沃斯托夫大街那古色古香的塔楼，索科尔尼基的公园。

到后来，已经是四年级了，我们搬到列宁山上，两个人住一套房，往往躲在”贵族之家”里一两个星期不进城。可当初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这些一年级学生是22人住在一间房里，到二年级是11个人，三年级6个人。

这里设有自己的带小吃部的饭厅，花上几戈比就可以买一杯茶，就茶吃面包，面包管饱，都放在桌上的盘子里。这里还有理发店和洗衣房，不过衣服常常是自己动手洗，因为没有钱，也没有可供换洗的衣服。这里有自己的门诊部。这对我说来倒挺新鲜，因为我们村里没有，只有一个卫生站。这里还有图书馆、宽敞的阅览室，俱乐部里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运动队。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世界，一个具有自己不成文的惯例和规则的学生大家庭。

我们大学生的日子过得很清苦。文科各系的助学金为每月220卢布（1961年以前的币值）。诚然，我一度因为是优等生和担任社会工作，曾领到过很高的个人助学金，叫做加里宁助学金，金额为580卢布。此外家里每月寄200卢布。这笔钱的代价我很清楚：父母亲在自家宅院里种上蔬菜、养上鸡鸭，再拉到城里市场上去卖。

在莫斯科处处都得节约。不过，同我的大多数朋友一样，每到发助学金之前的那个星期，就感到特别紧张。只得吃”干粮”了，来上一个青果罐头或者是其他不超过一个卢布的东西。即使如此，那最后一个卢布也不是花在吃上，而是拿去买电影票了。

大学里的学习从一开始就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学习占据了所有的时间。我学习起来如饥似渴，如醉如痴。家在莫斯科的朋友取笑我说，许多我觉得新鲜的东西，人家早在中学时就会了。可我念的是农村中学啊。

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5日严寒的早晨。在通常上公共课的16号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老师走了进来，以悲哀的声音，噙着眼泪，向大家报告了74岁老人过早逝世的消息……

有些学生的亲人曾在大清洗中受到迫害，他们当时已经（或多或少）认识到现制度的极权本质。然而大多数学生都深感悲痛，认为这是全国的悲剧。不必隐瞒，我当时的感情大致就是如此。

我中学的毕业作文题目为：《斯大林是我们战斗的荣光，斯大林是我们青春的骄傲》。作文得了最高分，后来又作为样板向毕业生展出了几年。我可是了解现实生活、也了解他执政年代所发生的某些事情的。

前不久我看到萨哈罗夫院士写于1953年3月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正处于伟人逝世的印象之中。我在思考他的仁爱……”可见，这并非我一人所特有。

那几天仿佛再没有比向斯大林告别更为重要的任务了。我是和一些同班同学一起去的。大家十分缓慢地艰难行进，走了整整一天，往往几个小时都在那儿原地踏步。我们顺利地绕小胡同，避开了特卢布纳亚广场，广场上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挤人事故，许多参加吊唁活动的人因此丢了性命。我们一个街区一个街区地走了整整一夜。终于来到遗体前面。

从前在参加节日游行时，即使从远处我也始终没有看见过斯大林。如今在圆柱大厅里才第一次看到他……死去的他。那是一张木然不动、呈蜡黄色、毫无生气的面孔。我用目光在他身上寻找伟大的痕迹，但所看到的东西却妨碍着我，并产生出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

”我们今后会怎么样？” 无论对斯大林的态度如何，这自然是1953年3月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因为死者乃是整个体制的化身。

”解冻”

不久便出现了第一批变化的征兆。一医生案件” 被中止了。《真理报》、后来其他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个人崇拜”（不错，暂时没有点名）及其与马列主义毫不相容的文章。文化领域出现了”解冻”。这一切当然不会不在大学里反映出来。讲课愈来愈有意思，课堂讨论、学生小组的活动也愈来愈活跃。”解冻” 影响到我国各社会组织的活动。

前面提到的几次”晚期斯大林主义” 运动使得某一部分高年级前线战士的心灵深受刺激，这些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一手进行的。他们的影响开始明显下降。

我记得曾为”列别杰夫集团案” 开了三天大会。列别杰夫本是法律系党委书记，他培植亲信，实际上已篡夺了系里的大权，控制了党委会和系办公室。他对全体教师施加影响，干预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系里的日常工作。经过激烈的三天辩论之后，将他免职。我们年级也有了自己新的领导人，并且这已经不是我入学之初那些当权的莫斯科人，而是”外省人” 了。

最后两个学年，大学里的气氛开始发生变化。人们起初是提心吊胆、后来便愈来愈无所顾忌地对于某些历史事件以及当代政治生活的某些现象的”固定” 解释表示怀疑。当然，离公开的意见多元化还相差十万八千里。党的领导机关和其他机关虽说是放松了手中的意识形态缰绳，却决不打算完全撒开不管。

相遇

大学几年的学习对我说来不仅异常有趣，而且相当紧张。课内课外的学习时间加起来，每天至少12～14个小时。必须填补农村中学的缺陷，这种缺陷已经表现出来了，尤其是在头两年。至于说到缺乏自尊心，老实讲，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所有的新东西我都掌握得相当快，而为了巩固所学的知识，却需要仔细阅读大量额外的参考书。顺便提一句，这就是莫斯科大学的教学与其他高校的不同之处。

我是个爱交往的人，我与同年级的同学以及系里许多学生都保持着同志式的关系，这也是团内职务的要求。还有一个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子。他们是：尤拉?托皮林，瓦列里?沙普科，瓦西里?祖布科夫，沃洛佳?利伯曼，兹杰涅克?姆雷纳尔日，鲁道夫?科尔恰诺夫，廖尼亚?塔拉韦季耶夫，维克多?维什尼亚科夫，瓦洛佳?利哈乔夫，娜塔莎?博罗夫科娃，娜佳?米哈廖娃，利亚?亚历山德罗娃，萨沙?费利波夫，柳夏?罗斯洛娃，埃拉?基列耶娃，瓦利姬?雷洛娃，加利姬?达纽舍夫斯卡娅，瓦洛佳?大库兹明。我与他们以及许多我根本叫不上名字的人一起，进入了首都这个陌生的大世界。

我们曾一起去看戏、看电影、听音乐会、看画展。经常在一起准备功课和考试。

莫斯科大学不仅是思想方式不同、生活经验各异、分属不同民族的人们的荟萃之地。这里也有人的命运的相互交汇，这种交汇有时转瞬即逝，但往往也有从此永远交汇下去的。而且有一个经常出现这种邂逅相遇的中心，就是我们在斯特罗门卡大街上的学生俱乐部。

一座简陋的低矮楼房，好像是昔日的兵营，却成了我们的真正文化的发源地。名噪一时的歌唱家和演员均曾在此演出。其中有：列梅舍夫，科兹罗夫斯基，奥布霍娃，扬申，马列茨卡娅，莫尔德温诺夫。堪称莫斯科演艺界的精英。演员本人将演出看作是一种职责：培养青年对美好事物的感觉。这是艺术界知识分子的优秀传统，它可以追溯到革命前时代，可惜今天已几乎丧失殆尽。这样的演出活动确实使我们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得以了解真正的艺术。

如上所述，俱乐部里有许多小组，可说是五花八门，既有学习煎鸡蛋和改旧衣裤的家政小组，也有交谊舞小组。当时几乎是人人都很痴迷交谊舞。俱乐部经常举行舞会。我很少参加，更喜欢钻。可同年级的同学经常去，回来以后就对自己舞伴的优点展开热烈的讨论。

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里看书，这时沃洛佳?利伯曼和尤拉?托皮林走了进来……

”米沙，那儿有这么一个女孩！新来的！咱们去吧！”

”好吧，”我说，”你们先去，我回头就到……”

他们走了，我试着继续看我的书，可是一种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就到俱乐部去了。我哪里知道这一去竟会与自己的命运有关。

刚一进门就看见身材高大、却像军人一样地衣着整齐、腰板挺直的托皮林了，他正在同一位陌生的姑娘跳舞。乐曲声戛然而止。我走到他们面前，我们相识了。

赖莎?季塔连科在哲学系学习，该系与法律系同在一座大楼，她也住在斯特罗门卡大街的宿舍里，我原先却没有看见过她，真是无法理解。

我一到莫斯科，就下定决心，在莫大五年期间要一心扑在学习上，决不搞”风流韵事”。应当承认，同年级女孩很快就凭直觉感觉到了这一点，至少她们没有将我归入”未婚夫”的范畴。我也绝对相信我能挺得住。可眼下……

从这次见面开始，我就开始了难熬而幸福的日子。

当时我觉得，我们的初次相识没有使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产生任何情感。她对此处之泰然。这可以从她的眼神看出来。我一直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有一天，又是尤拉?托皮林邀请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房间的女孩到我们这里来做客。我们请她们吃茶点，通常都是这样，大家海阔天空，有些兴奋。我很想”加深印象”，我认为当时自己显得很蠢。她始终很矜持，而且第一个提出要走……

我一再设法与她见面、攀谈。可是几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过去了。直到1951年12月，才终于有了这个机会。有一天晚上，我做完功课后到俱乐部去。那里正在举行与文化活动家的见面会。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这时宣布稍稍休息。我顺着过道往主席台走，想找熟人。

我在前进中先是感觉到、后来才发现有人在注视着我。我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打了个招呼，说自己正在找坐位。

”我正好要走，”她站起来说道，”这里我不是很感兴趣。”

我觉得她好像有些不对劲，便提出来跟她一起离开。她并未表示反对，于是我俩一起走出俱乐部。我们在宿舍区里溜达，说东道西。按照大学生的标准还有点早——将近10点钟，我邀请她一起去城里走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示同意，几分钟后，我们再次会合，顺着斯特罗门卡大街往卢萨科夫俱乐部的方向走去。

我们久久地漫步街头，话语连绵，但谈得最多的是关于面临的考试和大学生的事情。第二天又再次见面，不久，我们所有的课余时间都在一起度过了。仿佛我生活中其余的一切均已退居次要地位。老实说，那几个星期连学业也荒废了，不过考查和考试都顺利通过了。我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宿舍去得愈来愈勤，结识了她的两位女友及其男伴——梅拉布?马马尔达什维利和尤里?列瓦达（前者后来成了著名哲学家，后者是同样有名的社会学家）。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交谈者，可我凭直觉感到，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我一样，最喜欢的是我们两人在一起。因此我们宁可街头漫步，也不愿在一起聚会。

然而，冬天却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事情。我们像往常一样课后在莫霍瓦亚大街莫大的院子里见面，决定步行去斯特罗门卡大街。可赖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