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间，党的最高机构的领导作用和无所不至的作用并无任何明确的符合法律的规定。

斯大林宪法中曾提到党是劳动人民一切组织、包括社会组织和国家组织的领导核心。但这个提法在宪法条文中显得孤零零的，放在第十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被认为是一般的宣言，而不是宪法和法律准则。直到勃列日涅夫宪法中才出现第六条，将苏共的”政治体制核心”地位固定下来。这是试图使之具有符合法律的假象，试图以宪法准则来阐明国内的现实情况。

勃列日涅夫时代

在我调到莫斯科之前，党的最高机构内部的力量重新配置已基本结束。如上所述，勃列日涅夫于1964年10月上台执政，是参与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几个集团之间妥协的结果。原以为勃列日涅夫是个威望不十分高的人物，可以轻而易举地任意摆布。但是如意算盘全都落空了。他借助并不复杂的政治游戏的手段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实际上成了不可一世的人物。

这些手段中最主要的大概是善于对敌手实行分化瓦解，煽起其相互之间对夺权的猜疑，保留自己的总仲裁人和总调停人的作用。久而久之，我又发现了他的另一个品质：爱记仇。谁要是对他不忠，他都决不放过，但同时又具有等待时机撤换不中意者的本事。从不采用正面攻击的办法，而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地达到目的，最终将不中意者逐出领导班子。

1977年撤掉波德戈尔内，1980年年底撤掉柯西金，这样一来勃列日涅夫就大权独揽。命运的作弄就在于那已是勃列日涅夫开始丧失工作能力之后的事情；他的权力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

根据恰佐夫院士的回忆，总书记的病情在70年代初开始加重。脑血管硬化和滥用镇静药起了致命的作用，使人精神压抑、萎靡不振。勃列日涅夫已判若两人。原先不但精力较为充沛，而且较为民主，并不回避正常的人际交往。鼓励讨论，政治局和书记处会议上甚至还有过辩论。如今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辩论已无从说起，就更不用说他作自我批评了。

看来，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总体健康和智力状况，应当提出他退下来的问题。从仁爱的角度和国家利益出发，这是人道而且相宜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及其亲信根本不愿考虑告别权力的问题。他们要让自己和别人相信，勃列日涅夫离职会破坏平衡，破坏稳定。总之，又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尽管已是行将就木。

记得有一次政治局开会，主持人”短路” 了，语无伦次，讨论没有了头绪。大家都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不过这一切都给人留下沉重的印象。会后我对安德罗波夫讲了自己的感受。

”你知道吗，米哈伊尔，”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将原先对我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应当尽量做到在这种情况下也支持列昂尼德?伊里奇。这是党和国家保持稳定的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保持稳定的问题。”

我想，不仅是他，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想勃列日涅夫离职。日见衰弱的总书记使州委、边疆区委、共和国中央第一书记感到十分快意，也使总理、部长们感到快意，因为他们成了自己教区内的绝对主人。换言之，这里也同勃列日涅夫获得权力时一样，有个上述的”共同协定”在起作用。

照他们的意见，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稳定，也需要借助于受到仔细维护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应该知道自己的位置。自己的”地盘”，不可有非分之想。这种等级制度有时搞到了荒诞不经的地步，它对一切都作了规定，甚至包括政治局开会时的座次。绝非戏言！

似乎是同僚、战友在一起开会。何需客气？然而不，每个人都应各就各位。勃列日涅夫的右手边是苏斯洛夫，左手边是柯西金，柯西金去职后是古洪诺夫。苏斯洛夫旁边是基里连科，往后是佩尔谢、索洛缅采夫、波诺马廖夫、杰米切夫。另一侧，柯西金旁边是格里申，往后是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契尔年科，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桌子很大，勃列日涅夫在同那一侧、例如同苏斯洛夫商量问题时，他的吐字发音我们这些坐在另一侧末尾的人就很难听清和听懂。

坐在契尔年科旁边也有某些不便之处。他老是离开座位，跑到勃列日涅夫面前，匆匆忙忙地翻弄着公文：

”这个我们已经处理过……这个现在就得给您读……这个我们已经从讨论中撤掉……”

总之，那场面是够难堪的了。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这样的时刻我感到羞愧，有时我想，其他人也有类似的感受。不管是否如此，大家都正襟危坐，不动声色。

目睹这一幕幕”宫廷游戏”，我渐渐明白，惟一可以使我不致身陷其中、不致跌入这样的阴谋的救星，就是我为之献身、为之负起个人责任的事业。因此我尽力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对农业政策进行深人的分析和思考上面。

首都生活

到中央委员会工作以后，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和休息。可是要习惯首都的生活，建立新的关系。我们当然希望弄清我的新同事的家庭生活气氛，希望同他们认识。可是一切都与我的设想相去甚远。

聚会和做客都不受鼓励，这算什么……勃列日涅夫自己只邀请十分有限的几个人：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邀请安德罗波夫、基里连科的时候少一些。当然也有例外。1979年初夏，苏斯洛夫邀请我们全家人一起度周末。约好了到远郊一处空着的斯大林别墅去游玩。他带上了女儿、女婿、外孙。几乎在那里呆了一整天：游玩，交谈。午饭根本未做安排，不过茶点倒是有的。这是一次斯塔夫罗波尔人的聚会：仿佛是莫斯科的老住户对新从边疆区调来的年轻同事表示关心。

尽管同安德罗波夫关系不错，却从未在家庭的气氛中交往过。有一次我试图主动邀请，结果是碰了一鼻子灰，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难为情。1980年年底我成了政治局委员，我们两家的别墅正好挨在一起。第二年夏天我给他去电话：

”今天我们是斯塔夫罗波尔的吃法。我们还像从前那样，请您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过来吃饭。”

”是啊，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安德罗波夫十分平静地答道。”可是，米哈伊尔，现在我就得推辞了。”

”为什么？” 我很吃惊。

”因为明天就该开始议论了：是谁？在哪儿？为什么？都讨论了些什么？”

”至于吗，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 我诚恳地试图反驳。

”就是这么回事儿。我和塔季扬娜?菲利波夫娜还没有出门，那边就该开始向列昂尼德?伊里奇报告了。米哈伊尔，我说这话主要是为了你。”

从那时起，我们就再不邀请别人或者应邀去做客的想法。我们继续与老朋友聚会，结交新的朋友，相互到家里做客。但他们都不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同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同样很难融人新的关系体系，始终未能在如今称之为

”克里姆林宫夫人” 的很特殊的生活中找到自我。跟谁也没有深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参加了几次夫人的聚会，因那种气氛而惊讶不已：这里充满了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傲慢、猜疑、诌媚和不讲分寸。

夫人的世界像镜子一样反射出身居高位的丈夫的职位等级制度，此外再加上某些女人的特点。已经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1979年3月8日，按照惯例举行了政府招待会。所有领导人的妻子都在大厅门口列队欢迎外宾和本国女同胞。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站在有空位的地方，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

一位”主要的”太太——基里连科的妻子正好站在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旁边，这时转过身来，毫不客气地用指头指给她看：

”你的位置在那儿…… 最后一个。”

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老是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离开”上流社会” 的圈子，一切都简单得多。伊琳娜和阿纳托利很快就进入新的大学生群体，交上了新朋友。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也恢复了自己的学术联系。她与莫斯科大学。哲学研究所的老熟人和同行建立了联系。马上进入她所熟悉的学术讨论、研讨会和一般友谊聚会的天地。还学起了英语。

一有空闲时间，我们就要一辆车，去参观莫斯科。最先去的是靠近市中心的老地方。莫霍瓦亚大街，红门，克拉斯诺谢利斯卡亚大街，矗立着熟悉的消防了望塔的索科利尼基，鲁萨科夫俱乐部，斯特罗门卡大街……我们伫立良久。前往亚乌泽河边。驱车过桥，来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卡亚广场。这里已面目全非，无法辨认：旧广场不见了！伤感至极。

我在克拉斯纳亚普列斯尼亚也有同样的感触。1951年我身为大学生和宣传鼓动队副队长，在这里搞过选举。当时我抛开学业，奔波在大格鲁吉亚街和小格鲁吉亚街摇摇欲坠的一片片小破屋中，讨好选民，张罗着修理楼梯和屋顶、龙头和开关、锁和门，因为选举前夕任何一个最少言寡语的老太太都会坚定地声称：

”老弟，你给办了吧，要不我就不去投票！”

可那是50年代的莫斯科。如今小破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多层楼房。列宁山上也是景色一新，过去莫斯科大学和莫斯科河畔的滑雪跳台，在四周的空地和矮屋的衬托下显得孤零零的。昔日的切廖姆什金村住着建筑工人，我们还到那里领过父母寄来的包裹，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俨然一个设施完善的现代化小区。

目睹这一切，我的心情是矛盾的。那些年久失修的旧房当然无法居住。然而其内心的温馨感、与大自然近在咫尺、特有的生活方式，又是如此地难以割舍。由此我想到，对成千上万的莫斯科人说来，告别老阿尔巴特街是一场怎样的人间悲剧。在加里宁大街上刚刚出现布局整齐匀称的建筑群时，莫斯科人将其称之为”莫斯科的假牙”。此时我听到约瑟夫?科布宗演唱关于老阿尔巴特街的歌曲，便思念起青春年少时的那个城市，思念起老莫斯科，歌词是：你是我心爱的老阿尔巴特，绝无仅有的老阿尔巴特，无论我走到哪里，你的风儿永远把我跟随。

起初我们选择路线都是兴之所至。往车上一坐，随便开到一个地方停下来，下车走走。周围的一切都流进我们的心田，勾起对遥远往事的回忆。可是我们也想了解自己要在其中生活的今日莫斯科。逐渐产生了一个想法：选择路线时要按照莫斯科形成的世纪来了解她。先是14－16世纪的莫斯科，然后是17～18世纪的莫斯科，以此类推。通常都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最近结识的、对旧莫斯科了如指掌的历史学家陪同。

然后开始去莫斯科郊区。我们到了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莫斯科河沿岸的景色。科洛缅斯科耶过去也曾听说，然而亲眼所见，却使我们赞叹不已，并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升天教堂高高耸立，直达云霄，直达上苍！

我们也利用新的机会来满足自己久已有之的对戏剧的癖好。过去到莫斯科都是来去匆匆，但也尽量多看一些剧目。按老习惯去了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和小剧院。我们喜欢上了瓦赫坦戈夫剧院、讽刺剧院、现代人剧院。塔甘卡剧

院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相反的世界》令人难忘。有一次在大剧院观看了由瓦西里耶夫、马克西莫娃、利耶帕等人演出的《斯巴达克》。

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就尽量去观剧，仿佛是要检验一下早年留下的印象。排在首位的仍然是瓦赫坦戈夫剧院；与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现代人剧院、莫斯科市苏维埃剧院、马雅可夫斯基剧院的关系密切起来。我们开始经常去大剧院。当然还有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音乐学院大礼堂。

我把这几行文字重新读了一遍，不禁感到惊奇：记忆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对于时代、事件和人，它首先把其中美好的部分储存下来，哪怕这部分很小。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之间的角逐、他们在对总书记施加影响方面的竞争仍在继续。契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