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社会生活。结果是，其他国家通过痛苦的探索逐渐走上适应时代挑战的道路，而我国的体制看似有科学的理论、有计划的系统的途径和科学管理方法作依靠，却排斥新的思潮，凌驾于普遍的文明潮流之上。

勃列日涅夫之死

勃列日涅夫去世出人意料。这也许听起来有些奇怪，通过电视，全国都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我们亲眼观察着总书记的整个治疗情况。但是这个过程拖得实在太长，已经习以为常，没有人想到会很快终结。

198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节周年那天，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然后是庆祝酒会，他致祝酒辞。总之，一切如常。

11月10日，我正在接见斯洛伐克代表团。交谈甚欢，这时书记处突然派人给我送来一张便条，内容是：”安德罗波夫要马上见您。他知道您正在接见代表团，不过他让您向客人表示歉意，宣布休息，并马上去见他。”

我走进安德罗波夫办公室时，他表面上显得相当平静。同时却隐藏着内心的极度紧张。他以平静的声音对我说，维多里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夫之妻）要求立即向他通报勃列日涅夫的死讯，并且说正在扎列奇耶别墅等他。此外她不想见任何人。安德罗波夫已经去过，与恰佐夫、卫队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谈。是在救护队到达之前几小时去世的。

我们相对无言。然后我说：

”也好，老广场的重要时刻来到了。必须作出决定，我认为此事与您本人有关。”

看来安德罗波夫此时正心事重重，没有答话。我们的关系使我可以不必拐弯抹角，而是与他推心置腹，我问道：

”你们是否在小范围里碰过头了？”

他点了点头。不错，他们碰过头，一致同意推举安德罗波夫。他提到了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未提契尔年科，因此我无法说此人是否参加了这次谈话。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我说，”您都不能回避。我会全力支持您当选。”

当天举行了政治局会议。成立了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治丧委员会。通过了与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葬礼有关的决定。决定紧急召开苏共中央非常全会，并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候选人。契尔年科将在全会上代表政治局就此问题发言。

坦白地说，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尽管来得很突然，我们却没有人因此感到震惊或失去自制力。社会各界也并不认为这是沉重的损失，尽管宣传机关十分卖力，而且也许正好适得其反。那些日子我们每个人当然都在以某种方式思考未来，思考国家处于怎样的境地、我们可能有什么样的前景。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当时大部分人都期待着锐意改革，改弦更张。

关于所谓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是个停滞时期，这方面的言论和文章都已不少。我认为这个评价需要具体化和深化。何况近来原教旨保守势力正试图为勃列日涅夫主义恢复名誉。目的昭然若揭：试图证明改革毫无必要，将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罪责推到改革倡导者的身上。

在政治方面，勃列日涅夫主义不是别的，它对于赫鲁晓夫改革当时国内极权模式的尝试是一种保守的反动。严格地说来，这种反动在赫鲁晓夫本人当政时已经开始了，并且导致了他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为出尔反尔，自相矛盾。赫鲁晓夫在屈从于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压力的同时，并不想完全放弃改革的阵地。如上所述，即使在他后期进行的杂乱无章的改革中，也可猜出他是力图削弱党和国家官僚的无上权力。这样的领导人为党和国家官僚所不容，他被赶下了台。

勃列日涅夫对党和国家精英、军工综合体的情绪了如指掌，他依靠他们并利用他们的无限支持，实质上推行一条强硬的新斯大林主义路线。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民主的话讲了不少，还大轰大嗡地通过了新的宪法。与此同时却开展了史无前例的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一些人关进监狱，一些人送进疯人院，还有一些人逐出国境。

同样信誓旦旦地说必须搞”节约经济”、市场集约化，加速科技进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然而，就连最一般的羞羞答答的1965年”柯西金改革”也受到拚命的抵制，并中途夭折。关于科技进步的全会年复一年地拖延，始终未能召开。经济沿着粗放式、高消耗的道路愈走愈远，濒于破产的边缘。

在争取缓和国际形势的强大宣传运动的掩饰下，甚至在耗费巨资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均势之后，军备竞赛仍在加紧进行。毫不犹豫地扼杀了”布拉格之春”。我国武装力量在二战之后首次卷人明知必败无疑的阿富汗军事冒险之中。

然而，决定对我国政治史上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评价的主要之点，则是勃列日涅夫领导班子在时代的挑战面前束手无策。他们盲目地固守旧教条旧观念，对于标志着新文明诞生的科学技术中以及人们、国家和地区、整个国际社会的活动和生活条件中深刻变化的来临，竟然视而不见。对国内的变革设下重重障碍，整个国家走进了死胡同，注定要长期落后下去并且陷人深刻的社会危机。

勃列日涅夫的去世提出一个问题：是否一切都将原封不动，我国社会是否将继续走向衰落，还是将出现深刻的变化、首先是政治领导人的更新。因为我国是整个世界结构基础之一，不仅我国公民、而且国际社会都很关心这个问题。

在回首当年的印象时，应当说当年的主要人物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将勃列日涅夫变成又一位”经典作家”，最伟大的”权威”，借助于这个可以保住他过去的亲信，并且马上给新的领导人套上死框框。另一种倾向是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评价上保持克制，以便为激进改革哪怕创造一点机会。

同此前的情况一样，这些倾向并未在当众的辩论或者公开的搏斗中表现出来，只有经验老到者方可从蛛丝马迹中洞悉一切。

葬礼本身，契尔年科手下机关所搞的豪华盛大的仪式，可说均已”达到极点”。契尔年科11月12日在全会上的讲话也与此相协调。他不遗余力地宣读他的助手写的那些诸如 ”列宁事业最彻底的继承人”、具有一切天赋和美德的杰出理论家之类充满热情的话语。

干部方面的多年一贯制，已成议论话题的领导人老龄化都说成是勃列日涅夫的伟大成就，是他缔造了如此英明的。高度权威和团结一致的领导集体。至于所谓安德罗波夫恰恰最好地掌握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和勃列日涅夫对干部的爱护态度的说法，那么安德罗波夫认为这样的恭维话并不怎么体面。至于说什么坚信安德罗波夫将会加强勃列日涅夫的集体领导制，其含义再明白不过，等于是说：我们一起来当家作主吧。

社会感觉到国家不仅需要变革，而且已经处在变革的前夜。在这样的背景下，上述的溢美之词显然是搞得过头了。当时我在安德罗波夫的身边，我看见他意识到了与”勃列日涅夫时代” 的许多特点划清界限已是势在必行、必不可免。因此他所担心的是人们对他的”头三把火”能否接受。

安德罗波夫在当选为总书记的11月12日全会上的讲话相当克制。其中并无公开的挑战，就勃列日涅夫去世讲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话，仅此而已。在这番讲话后，契尔年科彻底灰心丧气了，不过应当说，就人道的角度而言，安德罗波夫对他还是十分宽容的。

根据此前很久作出的决定，11月15日要再次举行中央全会，审议来年的国家计划和预算。安德罗波夫明白，这时他就必须突破既定日程的框框，哪怕为自己将来的方针划上”着重号” 也好。一致商定全会推迟一个星期举行。□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七章 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送别安德罗波夫

1983年夏，美好的期望面临威胁：安德罗波夫的健康状况突然间急剧恶化。病况与肾脏功能受损有关。此事一段时间里知情人并不多。然而病情急转直下。这在他的总体自我感觉和外貌上都反映了出来：脸色苍白得极不正常，嗓音嘶哑。以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待来人时，总是出门迎接、招呼。如今已不从桌旁起身，只是伸出一只手来，行动愈来愈吃力了。

他不得不接受痛苦的血液透析治疗，开始时每周一次，接着一周两次，后来更加频繁。治疗时将身子连接到一台净化血液的专门设备上。他的病况已无法隐瞒，因为在治疗的间歇一些特殊的仪器还留在他的胳膊上，人人都能看见，这些东西就绑在比手腕稍高的地方。

于是机关里有人放出不吉利的话来：”命在旦夕”。一些人纷纷重新活跃起来，对他们而言，安德罗波夫的病简直成了天赐良机。他们始而在背地里窃窃私语，继而索性不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他们期待着东山再起。在筹备1983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期间，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

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的主张是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整个社会的政治、思想和道德状况使他不安，因此他希望中央全会能够转变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使之更加富有成效。

按照当时的正式分工，负责意识形态的是契尔年科。于是他受到委托起草报告。而由于有关总书记健康状况的消息已经不成其为秘密，济米亚宁那一帮”意识形态同伙”也就精神抖擞，团结一致，信心十足，看样子几乎已将这次报告视作”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正式复苏。

政治局对报告的起草实际上未加干预。待到分送到手，我才读了一遍，接着便去见安德罗波夫。我对他说道：

”这种事绝对不能容许！25年没有开过关于意识形态的中央全会了，我们拿出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报告？！”

最荒谬的是，通篇报告无论场合是否需要，都示威似地大量堆砌着安德罗波夫的语录和引文，令人气愤。这样，安德罗波夫的名字和他所推行的方针，便同济米亚宁那帮人杜撰出来的停滞时期种种清规戒律扯到了一起。公开挑衅——我看就是这个报告的标记。

我对安德罗波夫说，如果他不反对的话，我应当试着同契尔年科谈谈，但无论谈话结果如何，他都必须出席这次全会。同契尔年科见面时，我严格掌握分寸，向他表达了我对报告的看法：

”当然，报告收集的材料很丰富。但是我在阅读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缺少将报告内容同我们最近几个月所做的事情挂起钩来的内在逻辑。主要是缺少对问题的深刻而尖锐的提法。我考虑，要是能把它砍掉三分之一，在符合原则的情况下集中思想，这样做只会有好处。”

唉！说得更有分寸一些根本办不到，我对契尔年科只抱一线希望：至少他会提出让我参与他的报告的定稿工作。然而事与愿违。

”谢谢你看了一遍，”他以全然无动于衷的眼神望着我说。”报告不同的草稿还多，我选中的是这一份。你的意见我可以考虑。

就此结束卅么也没有改变。我的劝告无人理睬。我倒是听到消息，说我的这次登门拜访被视为很不谦虚，是企图指点和教训他人。我再次向安德罗波夫证实，要想在一定程度上挽回此事惟有靠他出面了。

对1983年6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首先是对契尔年科的报告《党的意识形态与群众政治工作的若干现实性问题》，人们的感觉是沉重的。那些撰写报告的人所制造的争论加深了这一印象。发言全都如出一辙：首先一致指出全会提出这个问题的重要意义，然后继之以宣誓般保证忠于新任领导，拥护以安德罗波夫为首的政治局，接着再对报告人奉承一番，最后则汇报自己所做的工作（细节略有不同）。

契尔年科宣读报告稿的时候，我一直在观察安德罗波夫。随着契尔年科费劲地将济米亚宁那套烦琐的空话勉强念了下去，安德罗波夫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这时他把我叫到他跟前说：

”休息过后坐到这儿来，由你来主持大会。

要想知道契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