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这个消息时讲得相当平淡，没有让人想到危险的巨大程度。当时决定组成以部长会议副主席鲍里斯?叶卡多基莫维奇?谢尔比纳为首的政府工作组，立即奔赴出事地点。工作组成员包括核电站专家、医生和监控事故环境的放射学家。4月26日傍晚即已抵达现场。苏联科学院和乌拉尔科学院的科学家们也匆匆赶到了切尔诺贝利。

工作组从4月27日起不断报告情况，其中附加了各式各样的保留条件，很大程度上带有初步认识的性质，并不包含任何结论。报告中谈到了爆炸情况，死亡两人，一大批人住院检查，控制火势的措施，关闭其余3个机组。还谈到爆炸时产生了放射物质的喷发。

4月28日雷日科夫向政治局报告了工作组工作的初步结果。当日晚间据此发布了电视公告，第二天又见了报。随后根据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定期发表公告。现在我要坚决拒绝一种指责，说什么苏联领导人有意隐瞒了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全部真相。当时我们还不了解事件的全部真相。

考虑到此次事故非同寻常，我们在4月29日就已经建立了一个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行动小组，该小组昼夜值班。小组的记录和关系到工作的其他材料如今都已公布。

最初数日，由于仍然没有全面的信息来源，我们只能凭直觉感到这个问题具有悲剧的性质，后果可能非常严重。极需获得第一手资料，于是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5月2日飞往出事地点，谢尔比茨基也随同前往。他们访问了灾区，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汇报，同居民们进行了交谈。

灾难的规模日渐清晰地显露出来，应当采取什么措施便一目了然。当务之急是保障群众的安全。除了进行严密的医疗监控之外，还采取了一切力所能及的措施。医疗救护系统全面行动起来，诊治人数将近百万之众，其中包括20余万名儿童。政府工作组决定从普里皮亚季市内疏散居民。刚刚编制出放射性污染的初步区域图，专家们得出结论说不能在那些地方居住，便开始了居民的大疏散，先是从10公里以内，随后又从30公里以内的地带往外疏散。谁知这件事却异常困难：人们不愿意搬走，只好强迫他们迁居。5月上旬迁移了将近13.5万人，并对整个地区实行了监控。

最复杂的工程和科学问题是反应堆已经毁坏了的那个机组——它存在着随时塌陷的危险。5月初韦利霍夫院士曾向记者谈到这点：”反应堆的心脏——炽热的活跃区似乎还悬着。堆面上覆盖着一层沙子、铅、硼、粘土，这就给构件增加了额外的重量……它还能支撑住抑或会陷入地下？世界上从来没有人处于如此复杂的境地。”

也采取了种种措施防止放射性物质经过土壤进入第聂伯河。动用了防化部队，调集了必要的技术装备，开展了消除放射性污染的各项工作。政府工作组成员足不出户地工作，随后又改为轮流值周，按照谢尔比纳、西拉耶夫、沃罗宁。马斯柳科夫、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谢尔比纳的顺序分别主持工作组。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以及其他许多城市的科研所夜以继日地工作，解决了数十个非同寻常的难题。这个事件实际上牵动了举国上下。在1986年那些忧心如焚的日子里，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优秀品质：自我牺牲精神、人道主义精神、高尚的道德情操。许多人请求将他们派往切尔诺贝利地区，纷纷提供无私的援助。

为了消除这次爆炸的后果耗费了140亿卢布，后来又投入了数十个亿。依靠有组织的种种努力，终于控制了受灾的人数，阻止了事故的蔓延。到7月份提出了”石棺”的构想，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将受损反应堆那个与众不同的防护罩连同监控其状况的常备系统建了起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专家们别无奢求，他们承认：一切力所能及和必不可少的措施，均已付诸实施。

毕竟……我认为有必要谈谈自己的责任：最初数日内井未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不仅是一起全国性的惨祸，也是一起世界范围的灾难。对其真正规模的认识是随着信息的增加而逐步形成的。但是众所周知，”人们生就不甘寂寞”，缺乏充分的透明度，便产生了各种谣传和恐慌情绪。无论当时和现在，人们对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苏联领导人的所作所为都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就我所知的情况而言，我决不会怀疑有人对群众的遭遇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如果有些什么事情做得不够及时的话，那首先是由于情况不明所致。不仅是政界人士，即便是学者、专家对所发生的事件一开始也并没有完全切合实际的认识。

核动力工程的封闭性和神秘性，再加上本位主义和学术上的垄断，都起了极其消极的作用。在1986年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经谈到过这方面的情况：”我们30年来一直听到你们这些学者、专家和部长说，那里一切都很可靠。你们指望我们像敬神一般看待你们。而结果却轰然垮塌了。原来有关部委和科学中，。并未加以监督。整个系统中笼罩着奴颜婢膝、溜须拍马、拉帮结派、排斥异己的风气，专作表面文章，围绕着领导人结成了人身依附和亲缘关系。”

”冷战”，两个军事集团相互封锁，包括在核动力工程方面的封锁，所有这些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关于全世界核电站发生的151次放射泄漏以及如何消除事故后遗症的情况，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列加索夫院士曾经说过，核事故的概率公认为极其微小，所以全球科学技术界对其防备不足，普遍地盲目乐观，甚至掉以轻心。至今我还记得事故刚刚发生时亚历山德罗夫院士和斯拉夫斯基院士向政治局所说的一番话。他们都是我国核能动力工程的元老，该项技术的创始者，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人。但我们从他们口中所听到的倒更像庸人之论，硬说：并没有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嘛，这种情况对工业性反应堆简直司空见惯：你最好喝上两盅伏特加，就点儿小菜，好好睡一觉，到时候什么后果也不会有的。

本位主义不单是有碍工作。有了它，道德因素”薄弱”了，而不讲道德，知识就可能成为致命危险的起源。惟恐表现出主动精神，在领导面前畏畏缩缩，力图逃避责任，这一切都产生了消极的作用。结果决策的机制就经不住考验。

事故的种种后果逐渐开始显露出来。起初基辅和第聂伯河的命运极其令人担忧。但由于风向的原因，遭受最沉重的打击的却是白俄罗斯，特别是莫吉廖夫市。随后在布良斯克州以及远至图拉市的地区也发现了污染。

5月中旬，我发表了电视讲话：对受害者表示慰问，说明已采取的各种措施，表扬参与消除事故恶果的勇敢的人们。我也对国外所有关心我国灾情并伸出援助之手的人们表示感谢。首先应当提到的是美国医学家盖拉和塔拉萨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布利克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组织、公司、个人提供了灭火器材、相关技术、医药制剂。这是一场没有先例的一致声援的行动。

与此同时，某些国外宣传机构大肆揭短，这证明它们与其说是为这场悲剧本身感到不安，不如说是企图利用它来损害我国新政的声誉。国内也有人试图将切尔诺贝利作为政治投机的目标。因此我想再谈谈关于民众和世界公众获得信息的问题。

政治局里出现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信息应当逐渐增多，以免造成恐慌，从而带来更大的危害。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并非独出心裁：迟迟不肯将真相告诉民众甚至本国政府这种情况，在其他国家的历次重大核事故中也时有发现。现在报纸上对企图缓报甚至隐瞒核电站事故的行径间或仍有报道。我们这里毕竟是另外一种观点占了上风：有关信息随到随即发表，原原本本，不加限制；不过这些信息应当是真实可靠的。

我的意见很明确。7月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我曾说过：”无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还是向社会舆论说明情况时，我们都绝不同意隐瞒真相。我们有责任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评估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现在是在全国和全世界的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工作的。谁要以为可以敷衍塞责、玩弄花招，那是不能容许的，必须提供与事件有关的全面信息。”雷日科夫、利加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全都支持我的意见。切尔诺贝利也成了对公开、民主、坦诚等精神的严峻考验。

我们致电各邻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详尽通报了当时所掌握的情况。谢尔比纳和工作组成员5月6日和9日在莫斯科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月中旬，包括外国记者在内的新闻界代表访问了乌克兰，他们有机会弄清楚西方大众传媒以种种方式报道的所谓基辅已经”空无人烟”、遇难的人”成千上万”是否属实。我们还派遣了一个以科学院院士列加索夫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日内瓦，他们在那里提出的各种报告以其专业水准、精确程度和直言不讳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7月3日，在有各共和国代表参加的政治局会议上，按照监督程序听取了政府工作组的总结汇报，对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原因进行了第一次广泛的讨论，提出了核动力的前途问题。早在改革之前这个话题就已经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提出过，该刊发表的科学院院士多列扎尔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但就此进行公开的讨论一事未能获准。现在关于”和平原子能”的前景问题成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性大辩论的题目。辩论着重涉及了核电站结构老化的问题，建设新的电站、特别是在从地震角度考虑不够稳定的地区（如亚美尼亚、克里米亚）建站的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

我经过反复考虑，了解了核动力的拥护者和反对者双方，其中包括许多世界权威的论据，我终于得出结论：我们暂时还离不开它。萨哈罗夫院士说：”看来，未来可以发挥念来愈大的作用的仍然是核动力。不过应该保证它的安全可靠。”伊?瓦?库尔恰托夫也就此提出了警告：”对核反应堆应当称您，它不能原谅过失，什么时候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发生事故。”

后来，根据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的建议，政府制定了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长期规划，规划已获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委托有关部门对原子能电站的技术进行评估，建议全世界共同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程度，要求我国积极参加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活动。我在讲话时呼吁停止核试验，宣布苏联延长此前宣布的1986年头三个月暂停试验的期限（延至8月6日）。

切尔诺贝利敲响了一记警钟，呼唤人类认清我们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纪。它促使人们意识到粗枝大叶地、更不消说犯罪般草率地对待自然界是何等危险。社会舆论集中到了环保运动力图引人注意的一些尖锐问题上。人们想起了50年代末在车里亚宾斯克一家核企业发生的那次事故和地面核试验的种种恶果。其后发生的任何一次故障都成了宣传报道的好材料。

切尔诺贝利清楚地反映出了我们整个制度的诸多弊病。这出悲剧汇集了多年积累起来的一切弊端：掩盖（闭口不谈）各种非常事故和阴暗面，不负责任和漠不关心，工作粗枝大叶，酗酒成风。这是又一个说明需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令人信服的论据。□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九章 多一点光亮：公开性复杂的遗产

”多一点光亮”，布尔什维克党处于地下状态的时候，列宁常常这样说。我早在大学时代就读到了这句话，它已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政治活动经验愈来愈使我确信，列宁的这个口号被忘得无影无踪绝非偶然。原来，它非常不合由上级任命的官员们的口味，不合所有那些与权力有瓜葛的人的口味。相反，”少一点光亮”这才是他们的原则和内心的愿望。如果某位高官显宦也曾喜欢过公开性的话，那只能是因为当时他需要揭发论敌或者低毁其竞争对手的声誉。也就是说，是出于一心追求名利的目的，而绝非将其视为社会生活和管理机构正常运转中不容剥夺的要素。

在革命后的最初年代，”公开性”被当作党的武器。人们利用它来辱骂”反革命”，诅咒帝国主义，批判新的”无产阶级浪潮”中的官僚主义分子。仅此而已。因为并非别人，恰恰是列宁自己下令对新闻报道实行严厉的国家监督。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布尔什维克害怕同自己的思想论敌公开交锋？

这个问题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何况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