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问题写就的一些零零星星的材料无法替代我跟同事们议论的大题目，其中还有我跟外国政治家谈话的内容；要是不出书，诸如改革的思想是怎样产生的，我对这一概念注人了哪些内容，都将为广大群众所不知。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意见最富实质性，基本上我都接受了。其他人则以溢美之辞居多。

我的第一本书非常成功。它赢得了广泛的反响，许多国家竟相出版。我把稿酬用于慈善目的，包括捐献给为援助亚美尼亚和塔吉克斯坦遭地震的难民而设的基金会。再补充一句，我将所得的诺贝尔奖和菲乌吉奖的款项（总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均作了捐赠。我还为俄罗斯联邦卫生部所属的儿童医院，为布良斯克、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哈萨克斯坦的医院捐过数目可观的款项，那些医院里都有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受害人在作治疗；还有一部分稿酬我交了党费。

对这本书的反应实可谓是一张石蕊试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世界变得成熟起来了，在朝好的方向转化，人们期待着变革。虽然外国的某些爱挑剔的职业评论家批评此书在叙述材料时”不经心”，对某些题材的论述言犹未尽，但总的来说，它还是被认可了。当然，对待这本书的态度不会等同于一般的出版物：它毕竟是改革首创人的宣言嘛。

叶利钦事件

10月21日，在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报告的中央全会上，发生了一起与叶利钦有关的事件。通常，周年纪念日的报告是不用召集全会讨论的。从会场的反应看，与会者的情绪也都认为这一次同样没有必要就此展开争论。全会由利加乔夫主持，他把这事交付大会表决。叶利钦举手，但利加乔夫没有理睬，我觉得其实他是看到的。我只得干预，我轻声地对他说：”我看叶利钦有话要说……”于是，利加乔夫让他发言。

起初，叶利钦说，七十周年的那份报告，政治局已经讨论过多次了，他也提过建议，其中有些意见受到重视，因此他今天没有什么好说了（”我完全支持这份报告”）。随后他转到”当前形势”上来。他的论断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分析了十月革命后的历史，看到社会经受了何等样的悲剧，这些情状终究是发生了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民主，由于个人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所造成的。而之所以会出现崇拜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是集体领导的体制逐步遭到破坏的缘故。全部权力只在一个人手里，他不受任何批评，这一教训我们应当记取。目前，政治局里还没有这类现象，但某些同志已在开始吹捧总书记。当我们正在党内营造同志式的民主作风的时刻，这是尤其不能容许的。应当防止坏风气的蔓延。

接着，叶利钦提到了改革遇到的诸多困难问题。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二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他说，这种大肆渲染而又毫无根据的许诺尔后会使人失望和愤恨的。最后，他发表了一则耸人听闻的声明：由于各种原因，他在政治局里没有得到工作。这说明他经验不足，还有其他的情况，但主要原因是得不到支持，尤其得不到利加乔夫的支持。根据这些原因，他请求解除他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

对此能说些什么呢？要说叶利钦当时提出的问题涉及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工作中的”不健康现象”，这样的问题当然可以展开来认真讨论，这对大家都有好处。但他那最后通碟式的做法和整个发言的口气招致了激烈的反响，于是开始了并非事先安排的争论。发言都是自发的，事先没有准备，说话带情绪，很尖锐，可也真够这位”反专制战士”受的。许多看法大体上都是一致的：”自尊心受到伤害了”，”虚荣心太强了”。工人扎通斯基登上讲台，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在这里干吗要故弄玄虚呢？叶利钦这样提出问题是没有道理的。他太自负了，受委屈啦，以为人家瞧不起他，我说句工人爱说的实在话，无非自己想进政治局当官。”

话当然很难听，不过也不无道理。我曾经听到过有关叶利钦的感受的一些说法，说戈尔巴乔夫让首都党组织的第一把手呆在澡堂的脱衣间（政治局候补委员），说这种安排会影响他工作中的权威性和坚定性。而且，据说，当时政治局内f部还保留着过去遗留下来的”乳齿象和大恐龙”（乳齿象和恐龙都是古生物，这里意指党内那些有权势的大人物。），关于将这些庞然大物请走一事，叶利钦曾于9月12日给我写过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克里米亚休假。

我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早先我对叶利钦颇有好感。他的麻利、泼辣给我留有深刻印象，尽管当时我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个言行激进的人只有在他能够格守分寸、有自知之明、并善于自我控制的情况下才称得上优秀分子。

我再重复一遍，他完全有权提出更新政治局的人员和书记处工作不力的问题，也完全有权关注对总书记进行”吹捧”的问题，如果正如他所说，确有事实依据的话。我们可以讨论，改革究竟给了人民什么好处，改革应该保持怎样的速度，实际上围绕这些问题眼下不正在热火朝天地开展争论吗？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而且也应该本着追求真理的精神开展争论，而如果他只是以追求真理为出发点，我们是完全可以达成一致的。

可是，在他内心自尊受过刺激。有人在全会上指出，他的虚荣心和对权力的嗜求已经严重地膨胀。时间会证实这一说法。还有另一个原因促使他迈出这一步。我曾经说过，叶利钦在莫斯科一定会遇到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想象不到的困难。他觉得，关键是要控制住权力的新阵地，用自己的亲信去巩固这些阵地，然后像我们这里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再以强有力的手段去建立起秩序！

可事与愿违。在中央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之后，我们的高层领导意识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开始受到触犯，于是起来抵制，而且方法十分巧妙，手段相当狡黠。而叶利钦，在我看来，处在了这场斗争的中心，因为旧体制的庞杂结构在各城市、各共和国、各加盟共和国的种种利益正是在首都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

为了对付这些人，他准备起用党的组织和莫斯科本地人，我觉得他这么做是对的。但他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从一开始就带有平民党的性质。他一会儿突然出现在工厂里，带上企业领导人，把他领到工人食堂，就在那里搞一场当众分发活动，自己扮演保护神的角色，而企业领导人就成了恶魔。一会儿乘上公共汽车或者电车，跑到商店或者门诊部，于是第二天这条新闻在莫斯科闹得满城风雨。在莫斯科人欣喜若狂的掌声中，他许诺大家要在最短时间内解决住房、商业、医疗和日常服务问题。他向人们展示在首都周围要兴建肉类加工厂和乳品生产厂的美丽图景，这些企业的建成将一劳永逸地解决香肠和酸奶长期短缺的老大难问题。所有这一切都被莫斯科的报刊、广播和电视炒作得沸沸扬扬。对党务工作的新的形式的探索也带有做给人看的性质，比如，市委召集会议往往会安排在夜间11点或者12点。

他作为莫斯科市委书记应当汇报工作结果。离要求写出这份报告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而实际上局面却毫无改观，所有的许愿都是空中楼阁。我们竭尽全力支持他，政治局、政府、党的中央委员会都作出决定，从财政、粮食、干部等方面给莫斯科以支援，但首都的状况未见多少改善。

叶利钦焦躁起来了，显得张惶失措，行政事务杂乱无章。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成天都在训斥人，把他号召过的发展民主的事抛到了九霄云外。也许，主要的结论应该是当时的叶利钦已经不是什么改革家了。日常事务缠身，抱残守缺，尤其是很难同他齐心共事。就个人的素质而言，像他这样的人更适合于急风骤雨和强攻式”的时代。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出于他的职业环境，出于那些永无休止的会战式的工作惯例。我们的建筑人员会不惜任何代价把某项工程交付出去，可往往还留下隐患，有时甚至根本就没有竣工，完全是蒙混哄骗的勾当。也许深感在莫斯科拿不出什么政绩而使人们不满情绪日盛一日，而面对这种局面他又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态失去平衡，整日价如坐针毡。；不过，关于所有这一切，后来我又反复寻思过。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看清了叶利钦是自己选择走这条路的。十月全会对他来说是一条界线，当时他所作出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他后来的发展。

我从全会的主席团位置上观察叶利钦，看出他内心的变化。从他脸上也能读到一种奇异的混合体：顽强固执、犹豫动摇、懊悔沮丧。这便是所有喜怒无常者独具的性格特征。发言者，包括昨天还在对他阿谀奉承的那些人，都在猛烈地、无情地敲打他，我们这里长于此道者的确大有人在。形势有点紧张。有人提出要求，不仅要免除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还要立即将他清除出中央委员会。当时我说：

”让我们来听听叶利钦本人的意见吧。希望他能讲讲他对中央委员们的发言抱什么态度。”

”不需要了，一切都已明朗。”会场上响起一片喊声。

但我坚持要给叶利钦讲话的机会。我觉得既然已经在党内实行民主化，那就应当从中央委员会做起。叶利钦走上讲台，开始讲话，但话讲得不连贯，他承认自己有错误。我抛给他一只”救生圈”，建议他再作考虑并撤销退休声明。他不接受帮助，而且非常神经质地说：

”不，我仍然请求解除我的职务。”

全会通过的决议有两点内容。第一点是对叶利钦的发言作出评价；第二点责成政治局同市委一起分析一下形势，并解决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问题。

全会到此结束。事隔10天，10月31日，叶利钦来参加政治局会议，讨论十月革命七十周年报告的最后一稿。当请他发言时，他侃侃而谈，说在改革的最初阶段，我们加快了速度，而现在这样的速度已经失掉了。那时，人民对转轨的准备是很充分的，但我们承担得太多，有些方面是失算了。1986年中”又有了相当的进展，而我出子自负，出于自尊心（这是我的主要错误）回避了同利加乔夫、拉祖莫夫斯基、雅科夫列夫的正常合作。但市委的同志们没有抛弃我，尽管他们也指摘我的做法，但还是请我留下来”。

他请求市委书记们在他不出席的情况下开会。市委会认为，叶利钦的做法和他的发言是错误的，他的这些言行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书记们抱怨他并不认为遇事应当先与同志们商量，并建议他撤回辞职声明，继续工作。

11月3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似的，他给我寄来一封短信，信中写了市委上述的意见；同时请求给他机会继续工作，担任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根本无法理解他的行为的逻辑。谁也无权撤销全会的决议。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因为西方媒体有人伪造叶利钦发言的版本，这一伪制品的各种翻版在我们这里广泛流传。叶利钦本人对此不作任何驳斥。他显然已经开始自诩为”人民英雄”了。在这种条件下，试图侥幸地解决问题，至少是奇怪的想法。

我把在莫斯科的政治局委员全都召集到一起，给他们讲了叶利钦的信，所有到场的人一致表示：必须按全会决定办。随后我打电话给叶利钦，告诉他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是把问题提到市委全会去。谈话中我把这几天积累起来的全部内容都告诉了他。

11月9日，记得好像是上午，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一个以恰佐夫为首的医生小组正在那里救护。很快事情明朗化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些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照医生的意见，伤势对生命不构成任何危险，剪刀顺肋骨划了一下，留下一道血痕。叶利钦已经送医院了。医生尽心竭力，以求不让这不算什么趣闻的轶事张扬开去。还有一种说法：叶利钦坐在休息室一张桌子旁，突然失去知觉，倒在桌子上，极偶然地被拿在他手上的一把剪子划破了。这则神话，叶利钦本人也感到不满意。大约二年以后，又有一则神话流传开来，说是有一天夜间他在马路上遭到未遂谋害。有两个流氓手握芬兰刀，向他冲来，他当然用力推开他们，就像扔掉两只小猫一般，但还是受到了剪伤。这则神话听起来多么英雄呀。在此以前我已经领教过叶利钦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