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一事应当还有纯心理特征方面的原因。同时，建立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旨在加强最高权力机关的威望，这是在新的政治体制下独特的政治局等同物。这一决定早在1989年的秋季便已酝酿成熟，但它只是在内部圈子里进行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来又征求了专家们的意见，后来有一个律师小组（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等人）根据我的委托，准备了必要的文件，主要是修改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就这样，与第六条和第七条的提案以及一系列其他的提案一起提交非常代表大会审议。雅可夫列夫就这个问题作了报告。

在争论中纳扎尔巴耶夫是第一批发言者之一。他支持设总统职位和对我的提名，同时又明确主张这一模式同样应当在各加盟共和国采用，以求”消除已经暴露出来的总统制思想和各加盟共和国扩大本身自主性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各加盟共和国迅即察觉到中央政权要加强，在不希望放弃已经取得的自主权的同时，决定要利用这个机会保障自身的安全，以防万一。经验丰富、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哈萨克斯坦的领袖可以说玩了一场只赢不输的游戏。

不必隐讳，我原来当然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要想驳斥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只能煽起激情，并导致宪法修正案得不到所要求的特定多数的支持。当时我真的相信（不知道已经是第几次了！），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门艺术”。

然而不出所料，主要的攻击来自民主派阵营。而扮演代言人角色的，还是那位莫斯科国家历史与档案学院院长，所谓”代表大会好斗而驯服的多数”这一表述的发明人阿法纳西耶夫。他一开始就明显地歪曲事实真相，他的话似乎是指”关于某某人，此时此刻就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特别权力的合法化问题”。以这样歪曲的方式摆出问题之后，便开始修辞性提问了：我们大家需要这样吗？改革、苏联全体公民需要这样吗？改革的创始者本人需要这样吗？并通报说，跨地区议员团集会并通过决议，对设立总统职位持否定态度，反对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总统。

总之，我常常会在脑海里作出一个比较。法国大革命时极左翼有一个起名叫”疯人派”的阿贝尔一卢派。其实，我们这里也有极左分子。不过，阿法纳西耶夫可是明显地领先，只不过跟尤里?切尔尼钦科是一伙；也许，秘密在于刚好是法国革命的专家，他受廉洁的罗伯斯比尔形象所鼓舞，下意识地觊觎着改革中类似的角色？照弗洛伊德的看法，这是会发生的。

阿法纳西耶夫的论据遭到许多代表的驳斥。最出众的批驳要数戈利丹斯基院士的发言，他说：”当然，选举总统最好是在全民平等和直接选举权的基础上进行，今后就打算这样做。但是，今天我们根本没有这个时间。今天的问题，如果我们使用医学术语表述的话，是紧急复苏，而不是卫生保健医疗。我根本不同意所谓设立总统职位是由戈尔巴乔夫对个人绝对权力的追求所决定的说法。实际上，他在五年前成为党中央总书记时所得到的正是这样的绝对权力。认为这五年间把自己的活动都用来摧毁行政官僚体制的戈尔巴乔夫现在决定要以新的身份把权力抓到自己手里，这岂不是太荒唐了吗？”

工会代表a.科尔舒诺夫也曾谈及这个题目，他说：”很遗憾，我们这里不知为什么把尽可能多的污水往领导人、往制度、往随便什么人身上泼，成了好风度的特征。不过，大家还是回想一下吧，他挑起了一副什么样的担子，是自己主动挑起来的，所以我要直截了当地说，并不是在他的决策集团的行政机关、党的机关普遍同意的情况下挑起这副e担子的。如今我们从中央全会上的发言中了解到这些情况n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上也有这样的发言，我们这个会场里，经常会响起怀旧、怀念铁腕人物的声音。我们现在的主席不值得羡慕：多年来当权派里的显要，工人阶级中的糊涂虫从各方面向他发起攻击。是的，社会上缺乏信心、对改革不信任、对自己的领袖不信任的风气在滋长。应当讲，在这方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也是有责任的。他的错误在于不能始终不渝地将他自己开创的事情坚持到底。但是，亲爱的同志们，我们自己应当作出选择，艰难的选择，但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国家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走向衰落；要么我们还是再试一次，让它恢复正常的人道的、作为国家的那种新的生活轨道。”

我请求读者原谅我大段的摘录，不过在那次会上已经展开戏剧性的情节，它不仅与我本人有关，而且还涉及改革的未来，涉及国家的命运。当时的某些说法跟我国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可说是异曲同工。摩尔达维亚作家h.多别扎（乔巴努）的论述即是例子。他说，”我们中间许多人今天能来到这个会场全靠戈尔巴乔夫，而现在该轮到我们去帮助戈尔巴乔夫；去捍卫戈尔巴乔夫免遭戈尔巴乔夫的攻击了。巨大的权力集中到一个人手里，对于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我国社会民主化的进程来说是很危险的。我们信任他，但谁能肯定，四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不会来一个竭力想在苏联营造沙皇式社会主义的人物呢？这就是我们所应当担心的。是的，国家有难。存在着独裁专制复辟的危险，纪律急剧松弛下来，我们大家都始终生活在紧张状态中，谁也不听谁的。换句话说，为了使事情走上轨道，我们需要一个沙皇。不要去管他叫个什么名称：总书记也好，党主席也罢，重要的不是名称，而是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爷，他能控告下级警官或地方官，必要时他还能解散杜马，如此等等。”

不错，这话听起来是不是真有点万分急切了？从摩尔达维亚作家接下去的发言中可看出，各加盟共和国所担心的，是总统的职位可别使中央能够剥夺他们由于实施改革而获得的自主性。因此，支持设总统职位必须附带一个条件：在总统委员会里要有在委员会中轮流坐庄的15位副总统。换句话说，这也就是独联体最初的一种模式了。

由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自治区所选出的人民代表也表达了他们的多少有些独特的观点。他们向代表大会声称，应当强调各民族享有自决、各自治体独立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和保护人口较少民族的权利。与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地参与联邦苏维埃成了各自治共和国提出的最主要的政治条件。

在某个时候看来很明显，绝大多数代表都赞成设总统职位，赞成就在代表大会上选举第一任总统。之后，辩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总统能否同时留任党的首脑。这里占上风的不是法律形式，而是政治态度。很少有人怀疑，戈尔巴乔夫将当选第一任总统，也就是说，他会不会随之辞去苏联共产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具有重大的意义。

至于反对国家和党两方面的职务一定分开的论据是相当充足的。首先是在别的国家的宪法中并没有这类要求，而实际上许多国家的元首都还保留着政党的领导身份。至于跨地区集团的主要论据，他们认为，总统将会以政治局的名义执政，并执行政治局的决定。

最后，禁止总统领导政党的第127条的修正案并没有赢得特定多数票而遭到否决。但从投票结果来看，很显然，支持这一修正案的既有”跨地区议员团分子”，也有希望撤换总书记的（理由显而易见）”党内原教旨主义者”。右翼和左翼合在一起，总票数达到1303张，然而投反对票的共607人，足够使修正案无法通过。

接着，注意力转向宪法修正案的一些极其重要的细节。这里说的是总统宣布紧急状态的权力的准确表述，”核按钮”应当控制在谁手里，新建立的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的权力和人员构成。对所有这些问题经过仔细讨论后，修正案获得通过，代表大会即开始审议总统的人选问题。

当时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来当选为苏共中央副总书记b.a.的伊瓦什科代表通报说：在两天前召集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致提名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他又补充说，全会还表达了许多对他当选表示祝愿的话。

发言者在支持”改革首创人”作为候选人的同时，纷纷提出他们所代表的全体选民的要求。来自别尔哥罗德契纳的集体农庄副主席尤.波霍德尼亚说：”在提名这位候选人时，我们想说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因为我们不完全同意到目前为止的他和政府对农业问题的态度。”维?格?库利科夫元帅受战争和劳动两条战线上的老战士的委托，支持我当候选人，同时强调指出，总统是最高总司令，应该竭尽全力”使军队居于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应有的地位”。还有许多其他的发言带有一定的暗示或者温和的批评。

这只是开头，厉害的在后面。最尖锐的一篇要数国内的知名人士阿瓦利阿尼的发言，当时他是克麦罗沃州基谢廖夫斯克煤业联合公司的副总经理。他指责我缺乏坚定性，又常常陷入迷茫，不知所措，还说我唆使”一部分人民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民”。库岑科、谢尔卡诺夫（”疯狂的”右翼分子十”疯狂的”左翼分子）对我所说的话也相当尖刻。

但是，发言者中大多数还是支持我当候选人的。对我来说，最可珍贵的是听到我所深深敬重的卡尔梅克诗人库古利季诺夫的善意的话。他称我是一个”已经给了我们每个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半，也就是自由”的人。库古利季诺夫是这样说的：”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还记着什么是康拜因上的操纵杆。他还没有忘掉什么是几乎等于零的劳动日，农民是怎样受蒙骗，怎样遭苦难的。他没有忘记，工人是怎么回事儿，真正的公正是怎么回事儿。”

雷日科夫和巴卡京也得到提名，但他们自动放弃了。我很不愿意只剩我惟-一个候选人。说老实话，我以为跨地区议员团终究会提出候选人的，不是叶利钦，就是他们首领里面的某个别的人，比如说，波波夫或者阿法纳西耶夫。但这种情况没有发生。这不仅仅因为任何一个出来竞选的候选人当时实际上没有任何取胜的机会。在别的情况下这并不会妨碍民主派提出候选人，那样可以有机会宣传他们的路线并重申他们遵循不容许等额选举原则。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千方百计降低我的当选总统的合法性：别看是代表大会选举出来的，仍然是在别无选择的基础上。事实上，这些人事先就暗示他们不准备同大多数人的意志妥协，要继续进行无情的夺权斗争。

结果，我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当选为总统。我立即向代表大会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力求对从代表大会的讲台上表示的担心给以答复。

我觉得，履行总统的职责就是要坚定地继续贯彻改革政策。我对那些担心总统制会产生篡权现象的代表说，这样的担心没有根据：”宪法本身便是保证，而宪法现在由强大的、握有实权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米捍卫……作为这方面的保证，还有在我国已成为现实的公开性、政治多元化。”

从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可以说，这是很有力的论据。1991年8月那次未遂的篡权尝试，以及后来，同年12月那次得逞了的篡权事实证明，危险并非来自总统握有的广泛权力。值得纪念的那一天的傍晚，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我还不得不花2～3个小时接受代表们的祝贺，倾听他们的要求、希惯望、忠告，还免不了对苏联和外国的记者发表简短的谈话。随后，当大厅里的灯火已经熄灭，我站起身来回到办公室，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那里等我。还有两位助手：沙赫纳扎罗夫和伊格纳坚科。我们举起酒杯，喝了咖啡，以此纪念我的新的地位。而我对自己发问：我的地位难道真的起了什么变化吗？

新体制的漏洞

请设想一下，一位军事首长，其属下有司令部，有元帅和将军，但却没有他可以指挥的部队。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如果失去能够依凭的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握有实权的指挥机构网，岂不也很可能陷于同样的境地吗？从某种程度上讲，第三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