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谈判代表团发出相应的指示。

文件表达了双方关于双边关系，特别是人文领域的交流、两国青年的接触、恢复空运等方面的愿望。

我们每个人都对着自己面前的麦克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强调指出，已经结束的会谈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以致无法借助简单化的概念对它进行评价。会谈使得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我们的分歧的性质，消除了积累下来的部分偏见。

信任的建立并不是一锹而就的事，而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我们高度评价美国总统关于美国不寻求军事优势的保证，并且指望这种保证将从行动上得到证实。里根说，政治对话将扩大，将在各个层次上举行。他还谈到就最高级互访达成的协议。两国将发展双边合作，继续并扩大就地区问题进行的磋商。这些词句以及说出这些词句所用的语气，很早以前就从苏美两国国务活动家的词汇中消失了。当时还是一些很老练的评论家都不敢冒险写出”苏美关系和世界政治开创了新纪元”这样的字句——他们过去曾不止一次”栽”在这上面。但是，人人都感觉得出来，第一个突破口已经打开，如果双方谁也不从中作梗，即将出现使世界摆脱核威胁的机遇。

可是日内瓦会谈对我们自己的政策有什么意义呢？

我可以这样回答：制定优先考虑的政策工作自此加大了力度。这几个月以来，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大会报告中的对外政策部分由党中央国际部、外交部、科研中心负责起草。我们搞出了一个走向无核世界的纲领，而且不是像以前那样只在宣传层面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倡议共同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个纲领经过政治局讨论后，在1986年1月15日的声明中公诸于世。毫无疑问，这样一份文件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我们走上了进行深化改革的道路，是由于加强了对外交往，对国际政治采取了新的态度。1985年的对外交往，对国际局势所做的客观分析，使我们确信国际社会已经成熟到了能够接受这种思想的程度。至少现在就应当干起来了，而且要干得很有胆略，要干得非同凡响。就苏联的领导层而言，我没有遇到他们的反对，有些人也许在内心深处还抱有某种疑虑。至于那些无耻之徒，他们多半是这样议论：2000年还很遥远，”冷战”当中使用什么手段都行，来点蛊惑又有何妨？但是，各主管部门、科研中心的专业人员以及其他方面的专家，都在认真地为文件做论证准备，对文件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将在国内外产生的后果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我应当说明，谢瓦尔德纳泽为准备这份文件花了大量心血。在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后不久，我和他在一次谈话中一致认为必须采取这个步骤。到了秋天我们就已经有了一定的资本，这就是对形势所做的科学分析，对几个月以来的交往和会谈的评估意见。就在那时我们决定把我们的构想编写成长远的纲领，用来作为继续”和平攻势”的基础。

当这个纲领的准确工作完成时，在一次碰头会上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最好在什么时间发表出去呢？起初我曾设想，这个纲领应当成为苏共二十七大报告的组成部分。这里起作用的是以往的老经验，更确切地说，是以往的老框框——重大的主张不可”浪费”，要节省下来，用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至少也要用在中央全会上或者重要纪念日的活动上。但是，经过考虑后我们认定，如果把这个纲领纳人党代会的报告中，就会贬低它作为一个独立行为的意义。而且，提前公布这个纲领并不妨碍对所提出的宏伟创议的讨论。事实也的确如此。代表大会不仅支持了新政策的哲学，并且具体地支持了纲领本身，这个纲领其实已经成为国家纲领了。

我再补充一点，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纲领，这不仅仅表现了自斯大林时代起形成的党员对领导的传统式的忠诚：不管党中央提出什么建议，都会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致通过。不，这一次开始显现出社会风气的变化，这是公开性和民主化的初步的、小小的成果。那时候党内的状况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事情还因循旧例，陈旧的机制，虽然是很勉强地，但仍然在为最高当局服务。与此同时，人们也感到宽松一些了，越来越敢于说心里话了。他们对于使国家和全世界摆脱核威胁的坚定决心感到很亲切，很容易理解。□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2）访问华盛顿。第一个《核裁军条约》

1987年12月7日我们乘坐的”伊尔62”在空军基地安德鲁斯着陆。在机场上，我、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和随行人员受到了乔治?舒尔茨及夫人的欢迎。他致了简短的欢迎词，我致了答词，然后我们的车队便驶往华盛顿。我和舒尔茨国务卿同车，他的心情很好，谈话围绕着访问日程安排进行。这是我第一次访问美国，我将向读者谈谈我此次访美的印象。但我要先谈一谈这次访问的顶点——第一个《核裁军条约》。以后会有第一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和第二阶段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但是一切都始于《中短程导弹条约》。如果没有这个条约，恐怕也不会有以后的条约。况且世界上有许多事物很可能是另一番模样了，因为《中短程导弹条约》本身是变化了的形势结出来的第一颗成熟的果实，是走出”冷战”的开端。

签字仪式是在庄严的气氛中举行的。所有参与者无不激情满怀。签字开始之前我和总统单独呆在一起，在礼宾官员的示意下走向签字仪式大厅。电视开始转播，在场的人起立欢迎我们。签字的程序只用了几分钟。我们交换了条约的俄、英两种文本和为这个仪式特制的钢笔。两个男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里根和我分别向美苏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发表了讲话。

总统说：”今天我代表美国，总书记代表苏联，签署了历史上第一个关于销毁美苏两国整整一个等级的核武器的协定。这件事将载入史册。有许多所谓的智囊不止一次地预言说这样的协定是无法达成的。反对的势力和因素太多了。我们锲而不舍，从未服输。我希望总书记会谅解我，如果我承认在协议似乎真的无望达成的最沮丧的时刻，我曾经用俄国伟人托尔斯泰的名言鼓舞自己，他曾写道：最坚强的战士乃是时间和耐力。”

我在讲话中说了我认为该说的话：可以引以为荣的是，我们栽下的树苗将会长成和平的参天大树。不过现在就相互赠送桂冠大概还为时过早。伟大的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爱默生说过：”对于一件做得很漂亮的事的最佳奖赏就是做成这件事”。让我们把事情做起来，奖赏我们自己吧。让1987年12月8日这个日子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吧，让它成为核威胁增长的时代和人类生活非军事化的时代的分水岭吧。

我认为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是适当的，更何况时隔不久，正像我们预料的那样，对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批评。一些性情急躁的人和玩弄政治的公众开始扬言说《中短程导弹条约》给苏联的安全造成了损失，打破了利益均势，说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接受这个条约，只是为了给他那个”新思维”张目。

在欧洲部署ss-20导弹，反映了当时领导的政治风格和给国家带来严重后果的决策方式。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得出了并不令人宽慰的结论。这个不仅涉及到我国利益、而且涉及到欧洲和全世界利益的重要决策，实际上是在没有分析政治和战略方面后果的情况下作出的。

根据我的考查，情况大致是这样的。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向勃列日涅夫报告说：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的近程导弹已陈旧过时，需要更换。但实际原因不是”陈旧过时”。改进武器的研究工作发现，有可能研制出ss-20导弹，这种导弹在射程、准确度、制导性方面，在所有的参数方面都大大超过以前的型号。实际上，它具备了战略性能。无论在什么借口下作出的部署ss-20导弹的决定，无论利用什么论据来加以论证，像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这样的人，同样还有柯西金这样的人，对这个决定会带来怎样的危险是很清楚的。但是却没有人认真地估计一下西方可能作出的反应。我就直说吧：这是在军工联合体的压力下作出的一桩不可原谅的冒险行为。或许是下面这个理由影响了政治领导班子：咱们先把导弹安装起来，在西方和平战士们决不容许采取反措施。如果真的这样想，那可是超级天真。

赫尔姆特?施密特后来见到我时，一直反复谈到这个问题，并流露出无法掩饰的惊奇。他回忆说，担任总理期间，一次出访日本或某一个远东国家途经莫斯科在舍列梅季耶沃机场作短暂停留时，曾和柯西金的一位副手谈话。他警告说，如果苏联方面实施ss-20计划，就会引起严重的反措施，因为部署这种导弹会改变整个军事政治形势。

坦率地说，我们这个决定倒是符合了美国在”冷战”中的利益。但不仅仅如此，或者说不完全如此。由于北约采取了反措施，苏联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因为我国人口最多的地区正处在”潘兴一2”（的打击之下。这种导弹只用5分钟就可抵达目标，我国实际上没有防御它的设施。

通过签订《中短程导弹条约》，我们实际上打掉了抵在我国太阳穴上的一枝手枪。且不要说生产和维护”ss-20”所需要的巨大的、得不偿失的物质投入了，这些费用都用来满足军工联合体这个贪得无厌的莫洛赫大神了。

顺便指出，我国军事专家都十分清楚地了解，部署”ss-20是冒险，我们没有抵御”潘兴一2”的能力。在这里我可以举阿赫罗梅耶夫元帅为例。这位为人耿直、忠厚的大军事家从不隐瞒他对这一有害的想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在消除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危险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我曾有机会亲眼看到这种危险有多大，那是在我访问莫斯科郊区一个国防项目并会见了高级专家的那次。我实际上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听取关于已出现的形势的报告（和我在一起的有政治领导机关、军工联合体、苏联部长会议的代表们）。我”追根究底”地询问我们是否掌握击败”潘兴”进攻的手段。我得到的答复是没有这种手段（当然是指当时的情况）。

总而言之，要赶在美国中程导弹安装计划还未完全实现之前加紧行动。如果木己成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必肯放弃已经到手的优势。我倒也不是把话说绝，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中短程导弹条约》是很难签成的了。

所以我当时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国家脱离致命的危险，纠正70年代中期苏联领导犯下的巨大错误。从一定意义上说，我认为这是可与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等量齐观的成就。但这一点不仅仅是我们需要，全体欧洲人都需要。《中短程导弹条约》除了它的基本功能外，还具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久以后起草进攻性战略武器协定时就会用得到。这尤其与监督问题有关。我们在对美关系中已经进入一个新的信任阶段，正在启动现实的裁军进程，建立安全体系，这种安全体系再也不是立足于你死我活的威胁，而是立足于全方位的合作了。

还有一个短程和近程导弹问题。国防部，外交部，总参谋部属下的专家都一致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根据的。短程导弹就技术性能而言，实际上达到了”ss-20”的下限水平，稍加现代化，减少其重量，就可以发射到更远的距离。由于坚持要保留这种导弹，我们当时曾冒着有可能出现与部署”ss-20和”潘兴一2”所造成的局面相类似的局面。更何况当时美国已经有了对类似的导弹实行现代化的计划。

这一次谈判的最重要的主题还是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在有关亚水平、舰基飞航式导弹、遥测等具体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上，我们双方正在彼此逐步接近。然而一切又在战略防御计划和反弹道导弹防御问题上搁浅了。

《反弹道导弹防御条约》对战略防御计划规定哪些限制，这个协定的”不退出期限”结束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些问题直到最后时刻一直是激烈争论的题目。美国人谋求通过一份联合声明，约定双方有权在10年期满后启动防御系统研制。（试想：如果我们同意了这个条件，1997年地球的上空就会悬挂起具有杀伤力的核设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