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越来越失去了对经济的监督杠杆作用。而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地方”更加我行我素，自己承担风险。

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这样一个机构才能够将秩序恢复起来，这个机构能够把各共和国的利益和意志同全联盟的利益和意志谐调起来。最初有一种想法，想把各共和国的领导人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又决定不这样做了，干脆成立个国家委员会。

我们认为，把权力集中在国家委员会手里，这只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可以保留到新的联盟协议通过；联盟机关的机构及其和各共和国的关系等，当由新联盟协议来决定。”政变后”我们初次在新奥加谬沃会晤就谈到了恢复联盟协议工作的必要性。9月份看来完全有可能重新再提出联盟协议草案，而且这次不再会有干扰，一鼓作气就签了。

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目前情况下，很难指望所有的共和国都来参加革新后的联盟聚会。所以，我们决定要体现一种思想，这个思想早就有了，从1990年中就进行过积极的讨论，它就是：除联盟协议外，建议各共和国签订一项经济协议。它仿佛是联盟关系的第二个层面，可以使我们不致于”失去”其他迫切需要经济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还不打算加入联盟的共和国。毋庸讳言，我们寄希望于这种经济纽带将有助于逐渐克服对联盟机构的不信任态度。

八月政变打断了各主权国家间形成新的联盟关系的进程。我深知新局势对于民主改革的全部危险性，因此我把重新启动联盟协议的工作当作是主要的首选。它主导了我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上的一切行动，这次会议是在政变之后马上召开的，会上决定立即召开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紧急会议。

考虑到代表大会前出现的气氛，特别是围绕会议议程所进行的讨论，我和各共和国领导人非常担心大家一开始又要陷入一场无谓的争论。

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在大会上的立场应该具有普遍性。从晚上的辩论中产生了声明的思想和声明文本本身——10个联盟国家的首脑在上面都签了字，格鲁吉亚也参加了声明的起草工作［著名的”10（11）＋1”模式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的投机行为，有些人甚至说，好像戈尔巴乔夫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搞了一次政变分子们没有搞成的独特的国家政变。

这话之所以是无稽之谈，首先是因为所有的九月决议都是经过大会本身通过的，换句话说，是符合宪法程序的。其次，因为保留了最高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最后，因为国家管理机构的重大改组不是根据领导人的心血来潮决定的，而是根据政变后的情况和新的实际不得不采取的临时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在宪法面前未曾越雷池一步。至于这些决定的效果如何——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可惜，后来的几个月表明，建立起来的机制未能经受住考验，缺乏生命力。而且不是由于这一机制本身有什么缺点毛病，首先是因为它不符合俄罗斯总统身边一班人的思想口味。

至少当时叶利钦在私下和公开谈话中都主张保留改造后的联盟，因此我们也比较容易地就过渡时期政权组织问题取得了一致的观点。在声明中，苏联总统和ic国领导人建议制订和签署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同时每个国家将独立地决定自己参加的方式；呼吁各国——不管其地位如何——立即建立经济联盟；为”解决共同的重大问题”而建立人民代表委员会，为”协商解决涉及各共和国共同利益的内外政策问题”而建立国家委员会，为”协调国民经济的管理和推进经济改革”而建立跨国经济委员会；制订宪法草案并提请各联盟国家议会审议，宪法草案应该在各自的全权代表大会上最后通过；在国防领域签订集体安全原则协议，目的在于保持统一的武装力量和军事战略空间，在考虑各国主权的情况下，在苏联的武装力量、克格勃、内务部和检察机关推行激进的改革；严格遵守苏联所承担的一切国际协议和义务；发表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宣言；请求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支持各联盟国向联合国提出承认其国际权利的主体地位并研究他们在该组织的成员资格问题。

这份文件也就成了9月2-5日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第五次紧急会议讨论的中心。会议开得非常热烈，会上少不了尖锐的冲突和动情的发言。但最后会上的建议都被通过，并变成了法律。只有一点作了重要的修改，即过渡时期由人民代表委员会来承担立法机构的作用。经过讨论，代表大会决定——而且我认为决定是正确的——最高苏维埃继续工作，直到联盟协议签订并在协议基础上建立起新的权力机构；从而保证了对国家委员会活动的监督，保证了更加可靠的宪法的继承性。

晚上的会议由叶利钦主持，克拉夫丘克第一个发言，他说，乌克兰准备”积极参加在经济领域里建立跨国机构的工作，协调和管理国民经济，协商解决内外政策的问题，研究集体安全观念，改组武装力量”。过了不到一个半月，还是这个克拉夫丘克，几乎从所有上述立场上开始后退。

9月4日大会的发言变得激烈起来。许多代表指责主席团不是在用民主的方法引导会议。应当承认这种指责是有一定道理的。主席团主持会议的方式的确非常生硬——否则我们便能有一个本国模式的”长期议会”——这在政变后的紧张气氛下是不允许的。当然，这里不光是程序的问题，尽管程序也非常重要。一部分人民代表根本不愿意现实地估计形势，不想理解在8月之后保持原来面貌的苏联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就是说，拯救国家完整的惟一方法就是签订主权国家联盟协议。大部分人民代表，可以说，绝大部分人民代表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大会的决议、关于过渡时期苏联国家权力机构和管理机构的法律及其他决定，由3／5-4／5的代表们通过。

大会期间进行了无数的会晤、会议和协商。会议的间隙中各种委员会在紧张的工作着。必须回答代表们的咨询，必须和各自治共和国的领导人一起探讨他们参加联盟的方式，否则他们便不会支持大会的决定。对于许多想对总统表示一下支持，对福罗斯事件表示同情，或者希望作些说明、发点牢骚，提出些他认为很重要的问题的代表也不能拒之门外。当然，媒体也是摆脱不掉的。

老实说，我累得要命，但有一个想法在支撑着我，那就是我们毕竟没有使联盟垮台。我们相信，经过过渡时期，我们就会尝到独立的甜头，我们将会在新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国家整体。社会学方面的调查资料也在支持着这个希望。对于您认为未来的苏联制度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人民代表们是这样回答的：几个独立的国家——15％，联盟——27％，联邦——46％，其他——3％。我毫不怀疑，如果今天向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公民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大部分的回答将会很接近这个结果的。

然而，另外一种观点在俄罗斯领导中居于上风（虽然是暗中的）。大会后不久这种观点便开始有条不紊地渐渐浮出水面，破坏大会刚刚制订的过渡时期的法律。

国家委员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独立。我竭力想让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继续留在联盟的框架内，同时我坚决排除那种好像联盟领导为此要动用军事力量的想法。维尔纽斯和里加的悲剧性冲突决非来自总统办公室。

另外一方面，生活毕竟证实了我们坚持用文明和民主的方式解决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独立问题是正确的。如果没有分离主义者施加的压力和俄罗斯领导人缺乏远见的立场，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出现的极其尖锐的种种问题，这些问题都和破坏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与讲俄语的人的公民权利相联系。

决定承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独立后我们也未能启动谈判机制。别洛韦日协议妨碍了这一点。

联盟协议的第二次诞生

9月5日，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家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建议，决定成立主权国家联盟，加速协议草案的准备工作。

根据国家委员会成员之间达成的协议，我和俄罗斯总统负责新协议草案的起草工作。实际上这一工作在大会之后立即就开始了。

9月10日，我和叶利钦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与此有关的问题。9月16日，国家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了未来的联盟的问题，而且8个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都采取了积极的立场。

在这个会议上，国家委员会研究了协议草案关于经济共同体的内容。10月18日，8个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签订了协议，随后便送交各共和国议会批准，一系列的附加协议也在加速准备。

与此同时，根据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联盟政权机构的组建也在进行——任命了新的领导人，开始改组外交部、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然后成立了跨共和国经济委员会。

这样，联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才从八月政变的震荡中恢复过来，开始回到被中断了的联盟改造工作，这里包括政治路线的改造，也包括经济路线的改造。现在有理由认为，新奥加谬沃进程已得以恢复。但是它在秋天的几个月内，前进得非常艰难，一直是跌跌撞撞。

联盟协议准备的速度取决于它的起点：以什么样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是经过协商、准备8月份提请签字的（当然考虑到了已经出现的变化），还是完全另外一个文本。所以，当我和叶利钦受国家委员会委托，着手准备新的草案时，他的一班人便试图将自己的文本作为草案的基础。只要稍加浏览便足以明白，这个文本中讲的既不是联邦国家，甚至也不是联盟国家，而是要组建一个欧洲共同体类型的联合体，并进一步削弱中央机构的职能。

我直截了当地让叶利钦明白，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什么也搞不出来。各共和国领导人也持类似的立场，而俄国人则希望他们能够”助一把力”，曾经把自己的草案私下塞给了他们。经过一番犹豫（显然叶利钦的一班人对他施加了很大压力），俄罗斯总统同意在8月以前草案的基础上恢复工作——自然考虑到了”俄罗斯的”模式。

进入联盟总统和俄罗斯总统代表工作班子的有沙赫纳扎罗夫、库德里亚夫采夫、托波尔宁、巴图林——这是中央方面的代表，而俄罗斯领导人则委派沙赫赖、斯坦克维奇和科坚科夫为代表。

关于联盟的权力和管理机构与各共和国权力和管理机构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的争论立刻又恢复了起来，最后取得的共识是：关于权力分配在协议中不作详细规定，而只预先定出个”共同实施范围”。建议以后再签订专门的多方面的协议——关于经济联盟、共同防御、国家安全、对外政策、科技合作、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合作、人权与少数民族权利的维护以及能源、交通、通讯和宇宙领域里的生态、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等协议。

当然，这种安排有其不足之处——把形成明确管理机制的时间向后推迟了，而这种机制是使国家迅速摆脱危机所必不可少的。另一方面，这种率排也有一定的好处。把这些问题放到多方面的协议中去，可以使我们更仔细地研究究竟哪些问题应该共同解决和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解决。

新协议草案标明的日期是10月1日。当莫斯科正在拟订新的联盟协议草案时，一份印有”绝密件”的文件——《过渡时期俄罗斯的战略》被送到索契，交给了叶利钦。俄罗斯和联合体各国发生的许多事情都成了民主俄罗斯”大脑中心”进行”理论研究”的根基。

下面是文件中的几段文字，它使人想起了”坑道爆破技术”的说明书，只不过不是军事方面的，而是国家事务方面的。

”八月事件之前，俄罗斯领导人反对旧的专制独裁中心，他们可以依靠希望强化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大多数联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旧的中心消灭后，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双方利益的客现矛盾必然上升到了首位。对于各共和国来说，过渡时期保持原有的资源流动和财政经济关系，就意味着只能对俄国的经济进行重组。对于俄罗斯联邦来说，本来已在遭受着严重的危机，这样对经济结构又增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从根本上破坏了俄罗斯经济恢复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