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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总统身份与之谈话的最后一个外国政治活动家是德国外交部长汉斯一迪特里赫?根舍。我们一起回忆了这些年我们共同所做的好事——无论是对于我们两国，还是对于欧洲。

12月25日，我签署了向国务活动家们的告别信，我和他们共事6年，解决了不少复杂的国际问题。我生活中新的阶段开始了。然而国际政治依然是我关注的中心。

最后的一幕

对于我来说，一个新的生活领域开始了。在阿拉木图，独联体首脑们作出了决定，它关系到苏联总统权力移交后的地位和保障问题。其中有一款中俄罗斯总统声称，一切与此相关的问题将由俄联邦领导来解决。

根据我的请求，俄罗斯总统签署一项命令，要求拨出一处房子，供社会-经济和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使用。这个基金会是我决定建立并由我领导的，以便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开展活动。（几个月后叶利钦拒绝履行这个决定。）

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12月25日晚，最高统帅的权力应该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移交仪式决定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办公室里进行。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和几位将军，还有几名军官早已等候在那里了，这些军官在国家首脑对核武器的监控下日夜守护着那只著名的”小提箱”。几分钟过去了……俄罗斯总统迟迟不来。后来有人告诉我，说他违背我们达成的协议，不来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叶利钦和他的亲信们听了我的讲话后，大为恼火。

过后有人向我报告说，俄罗斯总统建议在一个”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见面，就是说，在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地方会晤。看来，叶利钦和他的一帮人把这一切都看做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有效手段了。但这看上去非常可笑，如果不说是愚蠢的话。所以我也就不再为所出现的荒唐局面而烦恼，当即把装有苏联总统关于将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权力移交给俄罗斯总统的命令的文件袋送交给叶利钦。我将”带有核按钮的小箱子”托付给国防部长沙波什尼科夫，请他立刻交给新的掌管者，并向我报告完成的情况。这一切都是在几分钟内完成的。由此可见，从我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我就不得不和当权者的蛮横无礼打交道了。正如后来事态发展所表明的，这并不是叶利钦报复心理仅有的一次反映，而是他对我的特定方针的表现。

放下总统的事情不管，叶利钦亲自领导把戈尔巴乔夫”赶出”克里姆林宫的行动。按照他的指示，编写了降下苏联国旗和升起俄罗斯联邦国旗的脚本，而且他亲自监视这一切完成的具体过程，并拍成了电视记录片。原来商定：12月30日以前，我结束在克里姆林宫的工作。12月27日，本来安排好了我要和日本报纸《读卖新闻》的记者们谈话。但是上午克里姆林宫接待室给我打来电话，说上午8点半钟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和布尔布利斯占用了我的办公室，他们在寻欢作乐，大喝威士忌……这是强盗们在弹冠相庆，祝贺胜利——我找不到别的词汇来作比喻。

命令我三天内搬出市郊的总统官邸和总统住宅。12月25日，在我发表电视讲话之前，一帮人来到我在科西金大街的住处，要封总统住宅。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决定从速处理。这一点，我的家人、保卫官员——我的”福罗斯分子”——全都明白。没什么好说的，行动迅速麻利，甚至有些恶狠狠的样子。一个昼夜，我们搬到了新的住处。早上我看到了结果——东西堆放得乱七八糟：书籍、各种器皿、公文夹、报纸、信件，天知道还有什么。

”大迁徙”完成了。需要摆放安置。我从事自己的”业务”（图书、不同年代的文件——笔记、书信、电报、照片。咨询材料）。此时此刻，如烟往事，浮上心头。新事旧事，已恍如隔世，不堪回首。这些一去不复返的历史陈迹，桩桩件件，为国为民，无不感同身受，使我思前想后，感慨万千。

我沉浸在痛苦的思考之中。一次次地得出同一个结论——我们尚处于1985年3～4月刚刚踏上的道路的初始阶段。让人们随便去说”戈尔巴乔夫时代”的终结吧，最主要的东西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结论和教训，急需的是现在，而不是别的什么时候。于是，新年伊始，我便全身心地投人了关于未来工作的思考——准确、客观地并重新思考我置身其中的、为民主改革的极其严重斗争。

可是1992年一开始，生活已经开始变了走向，使人们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很大的不安和担心。灾难接踵而至。经济打击连连不断，俄罗斯人民面临难以想象的困难。政权被一群不负责任、不够资格、刚愎自用和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事情越来越明显，必须要有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组合，一种新的政策。陷入严重困境的不光是俄罗斯，还有前苏联其他各共和国。

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十二月大转变的结果，它是俄罗斯和联盟历史上的黑暗的一页。但这当然不是最后的一页。生活在继续，人民一旦”掌握了”获取的自由，一定会找到新的联合道路的，一定会找到革新自己生活的道路的。我相信并期望着这一天。□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结束语　　在结束语里说些什么呢？简单谈谈我生活的教训吧。

首先谈精神方面的教训。

如果讲我对家庭的态度，我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她能够强健的生活，我从来都竭尽所能，不遗余力，而且我得到了充分的回报，受到亲人们的一贯支持。我从自己生活中悟出来的另一个精神教训是：对别人心地善良，自己也会百倍地得到报偿。读者可能会反驳说，事情并不总是这样。话说得很对。我的人生道路上也遇到过欺世盗名、忘恩负义、阴险狡诈之徒。可惜这种人什么时候都有，特别是处在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历史大转折时刻。对于那些我当总统时就已经离开我的人——更何况那些宁愿和戈尔巴乔夫”个人”保持距离的人了——我不会把他们归人这个范畴，也不会”笼统地”加以谴责。他们当中有些人经不住一时紧张和责任的考验，害怕被卷人斗争的漩涡，急着为自己选择个比较牢靠的落脚点。但是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只能被称作叛徒，而不是别的什么。而且，我所说的背叛，并不是指对我个人态度而言的。说到底，我从没有要求过任何和我共事的人加入我个人的圈子，对我个人忠心不二。我指的是对我们奉为目标的事业的背叛。没有比朝三暮四、叛变投敌更可恶的了。

但是，回到我最初的想法，我想说，在我人生道路不同阶段和我共过事的许多人，他们同情过我的初衷，和我风雨同舟，休戚与共，鼎力相助。在我们当初”瞄准”改革开始干的时候是这样。在改革的各个后续阶段也是这样。现在，当我就要结束我的回忆录的时候，从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世界不同国家和地球的各个角落给我来的信件源源不断，它们坚信，1985年开始的改革，经过了艰难的考验，必将给我的祖国和全世界带来所期望的硕果。而常常只是向我和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表达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心。

现在谈谈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些政治教训。我还在大学课堂的时候就领略到了政治的奥妙，当时我阅读了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孟德斯鸠、洛克、杰弗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当然，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

但是，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都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这首先是因为生活条件正在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尤其在我们的时代，技术、生产和生活条件、经济和社会结构，几乎每?10年就会变得面目一新，核灾难和生态灾难变成了现实的威胁。

由此可见，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除了因改革、民主化。经济和政治变革而引发出来的是全新的外，毕竟我的主要教训仍然是旧有的，它像世界一样古老。那就是——必须掌握好分寸。也就是说，古希腊人就是这样教导的。它是柏拉图让写在自己学院殿堂正门口的一句箴言。

在脑子里反复回味80年代后半期和90年代初我国所发生的一系列富有戏剧性的事件，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几乎我们所有的挫折、错误和损失恰恰都和我们偏离了合理分寸相联系。有时候是在实行业已成熟的步骤时过分急躁；而有时候又相反——拖拖拉拉，慢慢腾腾。

我承认我和我的幕僚们并不总能够找到最佳的行动方案，但我应该补充说的是，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导致联盟解体的事态的恶性发展，恰恰是那些丧失一切分寸感。不惜任何代价、一意孤行要保持旧秩序和自己权力的势力所为的结果，另外一些人则不惜一切手段来抓取权力。

这个例子再次暴露出人类最有害的贪欲之——-权力欲——的全部悲剧性后果。他们把热切希望保留联盟国家的本民族的利益变成了自己野心的牺牲品。

但这是新的莎士比亚和普希金的创作主题。对于我来说，作为一名职业政治家，重要的是我在这里应该再次强调，追求权力的人应该有一根不能滥用职权的精神主心骨。在这方面，我的良心是清白的。我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时，我拥有的权力可以和专制帝王相媲美。但我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民主的监督之下，使其具有合法性。在这条道路上，1991年12月我不得不经受了最严重的考验。

我从许多人那里听到一种意见，说戈尔巴乔夫最大的错误在于他把权力拱手让出去了。这被看做是软弱的表现，是一次非常严重的失败。的确，迄今为止，在所有的价值衡量表上，丧失权力的统治者都是失败者。对于这一点，我有不同看法。我不仅有思想准备，而且实际上我有意识地把事情办成这样，即到了一定的阶段，届时稳定的民主制度已经建立起来，我国的最高权力机构也就可以易手了，从人民选举出来的一部分人手里转交给他们推选的另一部分人手里。实际上，联盟协议签署后我是打算这样移交权力的。遗憾的是，由于八月和十二月的阴谋造成的结果，这种可能被破坏了。从那时起，俄罗斯再也无法回到政治稳定的轨道上了。此后一连串的动乱一直使俄罗斯不得安宁。我们未能完成的任务只能由下一代政治家们来完成了。

我生平的另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作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暴力是没有用的。我几乎毫不怀疑：许多读者在这里会露出怀疑的微笑。的确，当周围正在流血，我们眼看着许多粗暴无礼的势力在践踏正义，而且屡屡得手，即使不是作为一种理念，只要暴力手段实际上在许多国家仍然在使用，就很难使人相信还有什么正义可言。我国在思想理论上就认为主张非暴力的人是一些软弱无力、毫无用处的安慰者。

如果丢掉偏见，仔细认真地看一看前苏联、南斯拉夫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不难相信：那些使用暴力的地方，结果都是两败俱伤。当然，可以把力量弱的一方的反抗暂时镇压下去，推行自己的意志。但易燃材料早晚会积累起来，必将引起爆炸。这样的损失往往要大过千万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只要我能够决定——我都坚决主张利用政治协商可能的缘故。而且我坚信，如果现代的政治家们迷恋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认为这种方法看上去简单易行，那么这肯定是一条毁灭性的道路。到头来——不是和平，而是冲突越来越多。有酿成世界大火的危险。

谴责暴力，当然，重要的是不要陷入极端。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问题上一样，需要掌握好分寸。遗憾的是，不使用点强制性手段，现代社会就无法生活。问题的实质全在于对强制性手段要严格仔细地权衡。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要使用得当，完全符合法律。对于我来说，严格遵守法律，从来都是最重要的。这不光是因为我受过法学教育。实际上，除了适时地制订法律、运用法律外，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将社会从一种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状态，根据时代的要求不断对其进行革新。当然，如果不算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政变、暴动和革命的话。

法律体现了人民及其所选代表们的共同的、协商一致的意志。当一个政府在法律的帮助下进行改革时，它是充满信心的，而且国民也信心十足。只要脱离这一原则，走上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