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于10月13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残阙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人出席了会议，勉勉强强代表了这个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1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2

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比，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3

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的1939年的活动，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1这表明，全会在如何述说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年的“二月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中对那段插曲所持的观点比过去有所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力，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袖手旁观。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洗外，激进派仍没能保证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他与刘少奇一道，永远开除出党。这一建议在毛泽东本人干预后遭到否决。2

除了这几点以外，十二中全会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全会含含糊糊地提到将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但没有说要采取什么特别的方案。与此相似，全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但没有宣布新的经济计划。文化大革命可能旨在否定60年代初期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但全会表示尚未确立任何新的、可以取代它们的政策。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试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1林彪赞扬了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这就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关于国内政策，林的政治报告——与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一样——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报告只是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并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出现新的跃进”。报告还宣称，“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的夺权将结束“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部门的一统天下，但没有说明将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报告还用相当篇幅提及从党内开除一些老党员，吸收一批新党员。但是，对这个即将开始的过程，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因此，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决议。与上一次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两种提法在以前的文本中都没有出现过。1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党章向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的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任何人敞开大门。相反，1968年的党章原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人。

不过，新党章最重要的特点是简略而缺乏精确性。新党章只有12个条款，所占篇幅大约只有1956年党章的1/5。新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党员的权利，也没打算要详细地阐明各级党委的结构和权力、处分党员的程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期，及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前的党章的重要特点。从党的结构中被撤销的组织有：领导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处、监督党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办公室和负责党内纪律的监察委员会的全部组织系统。因此，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必然更加脆弱、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物的操纵。

党的九大不仅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看来也为毛以后的时代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从而确定了他的地位。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67名委员，在九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仅54人。一大批没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的省、地级党的领导，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如以前一直在国务院工作的薄一波、姚依林，此时都被排除在党的精英集团之外。在经历了一场由激进派发起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之后，大部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一辈文职官员和军官，尽管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都丢掉了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九大最主要的牺牲者是邓小平，他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仍没有点名批判他。

很清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一，他们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对大会记录片的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名代表中，大约有2/3的人身着军装。与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19％的数字相比，这届中央委员会中，解放军代表占了45％。1军队的崛起是靠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里，群众代表最少。的确，只有19％的中央委员“来自群众”，但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群众积极分子。军官代表数量较大也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表数量下降了，尤其是国务院官员的代表数减少了，他们约占中央委员的1/3。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和那些政府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中央委员会构成上的这种变化，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国外生活阅历的减少。

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大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权力分散。1956年，约有38％的中央委员是省级干部，其余的都在中央党政军各部委任职。相反，在1969年，整整 2/3的中央委员是地方代表。不过，这种倾向在中央政治局的反映还不太明显。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3人可算是省、区的代表。相比之下，选进九大中央政治局的专职地方大员有2人（纪登奎和李雪峰），地方军区司令员3人（陈锡联、许世友和李德生）。

第三，从九届中央委员会可以看到，尽管权力还没有转移到年轻人手里，但却转移到了资历较浅的一代领导人手中。确实，人们讲到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点是“年纪不轻经验不足”。170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136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在279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占225人）。但由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因而，这届中央委员会比它刚取代的中央委员会仅稍稍年轻一点，而实际上，它比1956年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当时的年龄要大。此外，由于地方军队领导人、第二梯队的地方官员和群众代表充实进中央委员会，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人的级别明显比上一届要低。

从最后发展的结果看，这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政治局说明了北京最高层的权力继续分散。除毛和林之外，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与林关系密切的中央军队官员5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系的6人；与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员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的高级文职官员2人；另有一位用来制约林彪的人民解放军元帅；由于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权力宝座的党的中层干部3人；还有3位刚过鼎盛期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因而，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幸存者和获益者之间，军队和运动期间上台的文职激进分子之间，林彪及其在中央军队领导层的对手之间，以及中央军事机构与各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分裂。

总之，尽管有结束红卫兵运动暴乱的成功尝试，尽管开始了重建中国政治体制的初步努力，但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留给了这个国家一个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轮廓没有确定：权力在明显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间分割；党和国家的结构模糊不清，而且非制度化。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基础极为脆弱。在此后的两年里，林企图让军队永久性地支配政府事务，提出了一个他以为会受到广泛欢迎的政纲。他想以此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但是，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林在政治上的垮台，而且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1 关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机构变迁的叙述和估价，见哈丁《组织中国》，第8—9章。

1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第2卷第1期（1969年春季号），第3—12页。

2 内尔森：《中国的军事体制》，第83页。

3 菲力浦·布里奇海姆：“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载《中国季刊》第41期（1970年1—3月），第5页。

1 《解放军报》，1968年1月28日；《北京周报》，1968年2月2日，第8—9页。

2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省级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第27、29页。

1 这些数据出自理查德·鲍姆的“中国：醋泡黄瓜的年月”，《亚洲概览》第9卷第1期（1969年1月），第1—17页。

2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3—454页。在共产党的历史中，在民主革命时期一贯道是一个反动的秘密会社。

3 《中国的法律和政府》（1969年春季号）第2卷第1期，第3—12页。

4 关于姚的报告和随后的两个党的文件，见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296—301页。

1 有关十二中全会的参加者，见胡耀邦：“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55—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