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布的数字，清洗涉及的干部人数大约估计有300万人，他们被列为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70年代后期，他们的名誉得以恢复。这个数字表明，在拥有1500万至2000万官员的官僚机构中，多达20％的官员被清洗。

文化大革命不像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和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的大多数受害者在这场运动中幸存下来，并在毛逝世和推翻“四人帮”以后重新获得政治地位。但是，中国官僚分子的经历仍是不愉快的。许多人——可能多达300万人——被送到通常位于农村地区的“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紧张的思想学习，并与附近的农民结成“紧密的联系”。虽然有些干部，特别是那些比较年轻的，觉得这种经历在若干方面有收获，但对年龄较大的干部、尤其是那些留在干校与家庭分居两地的干部来说，“五·七”干校确是长时间的身体煎熬。

其他官员经历的命运比在“五·七”干校做定额工作悲惨多了。有些人被隔离在自己的工作单位里，经受严重的心理折磨，目的在于劝说他们“坦白”自己政治上的渎职行为，不知道有多少人遭受拷打和折磨。有些人被害死，有些人死于关押，其他人自杀。1967年刘少奇被软禁在家中，这一年晚些时候，他遭到红卫兵的殴打，1969年死于狱中。贺龙这位中国军队的一名元帅，软禁在家期间因营养不良而送到医院治疗，而后死于葡萄糖注射引发的糖尿病酸中毒。1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其他著名的高级官员包括：彭德怀和陶铸，两人都是政治局成员；两位北京市党委书记，刘仁和邓拓；吴晗，《海瑞罢官》一书的作者，同时是北京市副市长；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副市长金仲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罗瑞卿，原参谋长，曾试图自杀。

这些领导人的子女们也受到政治迫害和肉体折磨。有些人，如邓小平的女儿，与其父母一起流放外地。其他人，如邓的儿子，在红卫兵手中折磨得终生残废。据说周恩来的一个养女遭到红卫兵的折磨。而其他人因他们是官员的子女，常常受到尖锐的批判和凌辱。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死亡总数我们不得而知。在起诉“四人帮”时提到729511人，受到“四人帮”及其同伙的蓄意“陷害和迫害”，据说其中3.48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些人包括：河北近3000人，云南1.4万人，内蒙古1.6万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1万人。2福克斯·巴特菲尔德根据一个消息灵通的中国人的估计，认为有40万人死于文化大革命期间。3根据一些特殊省份如福建和广东的死亡人数做出的推断有些偏高，从70万人至85万人不等，这些数字是根据经受暴力和混乱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断出来的。有理由估计，1967年中国约1.35亿城市人口中约50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刚才考虑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年的事件也有长远的影响。首先，红卫兵岁月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机构的爆炸性结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放军军区和主要部队的指挥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低层干部。党的权威出现了严重问题，取代了党的革命委员会只被当作政府的临时机构。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年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策和组织准则，但是，新的领导人在用什么取代它们的问题上又无统一意见。

在随后的7年半时间里，权力分散形成了格局，主宰了中国政治，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首先，文职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林彪要使军队控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秋他坠死之后，努力使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尝试更为奏效。60年代后期还产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纲领的定义的斗争，使得想恢复60年代初期政策的、更为保守的官员与希望对工农业和文化生活制定一整套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纲领的、激进的领导人相互对立。而在党的九大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十分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官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如江青），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军官（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干部（如华国锋），为继承毛泽东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争。总之，1966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只有在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期时，文化大革命两个持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派系冲突严重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年“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1967年） 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1

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中的消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领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否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疫。当然，从80年代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有什么吸引力。

1 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1969 年4月30日）第21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51—52页。

1 《北京周报》，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页。

2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7月1 日，第14页。

3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卷第4页（1980 年秋季号），第132—141页。

4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第22卷 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

1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间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页。

2 邵华泽，前引文，第356页。

1 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页。

2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页。

3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页。

1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 治》，第3章。

2 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页。

1 《人民日报》，1984年8月29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8月31日，第 1—4页。

1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页。

2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页。

3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159— 160页；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页。

1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1 尤其见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春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页。

2 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页。

1 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命》，第 367—476页。

2 1980年6月21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