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造成的灾难中恢复元气以后，把中国引入这个困境的。毛和林彪没有承认失败。他们搬出了斯大林的老式理论：历史是波浪式前进的，暂时的挫折是预料之中的。1总之，文化大革命给了中国领导人这样一个机会：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从外交问题上引开，（通过毛主义者的宣传）把失败说成是胜利，宣称北京仅有的策略手段——雄辩术——是唯一必要的东西。

而且，在1966年初发生的事件更能说明问题。这些事件对中国的世界革命政策带来了致命的打击。第一件，达荷美（今贝宁——译者）和中非共和国发现，中国驻在两国的外交官在明目张胆地从事颠覆活动，故两国均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2第二件，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被视为领导第三世界国家共产主义革命获得成功的典范——与中国决裂，使北京的拉丁美洲政策宣告破产。卡斯特罗与北京决裂先由于中国干涉古巴内政（古巴发现中国人在古巴军官中散发反苏的小册子）和利用古巴对大米的需求，诱使哈瓦那改变对苏联的态度。3此后，卡斯特罗坚定地站在了苏联阵营（苏联人通过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得到了他的支持，而中国人在这两方面都难与苏联人相抗衡）。第三件（也许最具象征意义），身为加纳总统的恩克鲁玛在刚刚抵达北京后就被推翻了。4他的继任者很快就断绝了与中国的关系，因为中国人继续把恩克鲁玛视为该国真正的领导人。

从此时直至70年代末，中国都不得不把革命政策放到一边，因为中国面临着苏联的军事挑战，需要与华盛顿缓和关系，需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发展经济。但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活跃期”，毛置这些要求于不顾，奉行他的完全是按原则判定的最纯洁的外交政策，原因在于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太重视中国。此外，内乱中的中国只把经济的发展和与外界的联系放在次要位置。1966至1969年间，中国的革命雄辩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中国人在香港、仰光和莫斯科等地虽然也进行过一些可称之为“革命”的活动，但是，把这些活动视为中国的内部动乱在国外的表现也许更合适些。在很大的程度上，革命活动和北京外交政策的大部分内容一样，都退居幕后了。

1 1956—1964年间中苏争论的资料非常丰富。关于其他事项，见唐纳德·s.扎戈里亚：《中 苏冲突（1956—1961）》；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分裂》、《中苏关系（1964—1965）》；亚 历山大·达林编：《国际共产主义的分歧：1961—1963年间的文献》；理查德·洛温塔尔： 《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俗信仰的崩溃》。

2 有人重印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见哈罗德· c.欣顿编：《1949—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 献概览》第2卷，第1051—1193页。

1 译文见《毛泽东思想杂录》，另见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编：《解放后毛 泽东的著作：书目和索引》。

1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1966）》；张旭成：《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1950—1965）》；威廉·f.多雷 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 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页。

2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页；安：《中 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页。

3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页；安德鲁·c.沃尔德：《张春桥和上海一月 风暴》；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四清：1962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 运动》；托马斯·鲁宾逊：《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1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2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

3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1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 刊》第402期（1972年7月），第55—66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章。

2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期（1969年4月29日）， 第6页；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 23页。

3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年1月17日、1966年8月12日。

4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1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 第66—67页。

2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 国在危机中》第2卷，《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 节；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 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中国季刊》第50期（1972年4—6月），第343—350页。

3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年3月29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 党代表团的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页；另阅1966 年8月12日发表的《公报》，见《北京周报》第34期（1966年8月9日），第4—8页。

4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1，《红旗》1965年第 5期；《北京周报》，第8卷，第20期（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1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期（1965年2月27日），第17—23页。

2 详细情况参阅《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

3 阿瑟·j.多门：“印度尼西亚的未遂政变”，《中国季刊》第25期（1966年1—3月），第144— 170页；《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6期（1966年4—6月），第222—223页。

1 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京周报》第8卷，第36期（1965年9月3日），第9—30 页。

2 许华茨关于“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的论述，见《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的崛起》，第189— 204页。

3 托马斯·w.鲁宾逊和戴维·p.莫津戈：“林彪论人民战争：中国重新审视越南”。

4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解放军报》， 1965年11月10日。

5 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22—28页，第3—4章；j.切斯特·郑编：《中国红军的 政治》。

1 详细情况参阅纽豪译：《第三世界政治》；彼得·范内斯：《革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北京对 民族解放战争的支持》。

2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周恩来在非洲的足迹。》

1 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非洲和北京的统一战线”，《时事》第3卷，第26期（1965年9 月1日），第l—11页。

2 w.a.c.阿迪：“周恩来在出访中”，《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第174— 194页；唐纳德·w.克莱因：“北京驻非洲的外交官”，《时事》第2卷，第36期（1964年 7月1日），第1—9页；于之乔：“中国与非洲关系概览”，《亚洲概览》第5卷，第7期 （1965年7月），第321—332页；布鲁斯·d·拉金：《中国与非洲（1949—1970）：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第38—88页。

3 详细情况见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

4 丹尼尔· d.洛夫莱斯：《中国与泰国的“人民战争”（1964—1969）》。

1 巴巴尼·森·格普塔：《亚洲的支轴》，第141—241页。

2 安东尼·c.a.戴克：《“红野牛”精神：处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 （1959—1965）》，第479页；约翰·休斯：“中国与印度尼西亚：失败的罗曼史”，《时事》第 19期（1969年11月4日），第1—15页；戴维·p.莫泽戈：《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政策 （1949—1967）》，第303页；谢尔登·w.西蒙：《破裂的三角关系：北京、雅加达和印度尼 西亚共产党》，第674页；贾斯特斯·m.范德克罗弗：“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伙伴关系”， 《环球》第8卷，第2期（1964年夏），第332—356页。

1 “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1966年5月16日，见《北京周报》，第21期（1967 年5月19日），第6—9页；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5月18 日，见《中国法律和政府》第5卷，第4期（1969/1970年冬季号），第42—62页。

2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3 塞西尔·约翰逊：《共产党中国与拉丁美洲（1959—1967）》。

4 拉金：《中国与非洲》，第167—193页。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