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惩罚。

林彪确实有许多理由加强自己的权力。他是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但他尚未获得能够帮助他度过继承权力后的危险期的那种支持。另外，他不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树敌不少，而且未能使大家（毛泽东除外）相信他是合适的接班人。在应该由军队还是由政府在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始于1968年9月1日）中控制全国一事上，林、周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林也许觉得外国的威胁会给继续实行军管提供更充分的理由。这样，他长期掌权的可能性就增大了。中国问题学者可以找出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种可能性，特别是考虑到随后的权力斗争导致了1971年下半年林彪的死亡。1

第二种可能性是，领导层（毛、林、周、江青）一致认为有必要以边界冲突来转移民众对国内紧张局势的关注。随之而来的战争恐慌和由此激发的民族主义情绪，可能会使领导层得以完成基于意识形态观念制定的重建中国的长远规划。这些规划是以前制定的，但被行政官僚们破坏了。显然，到1968年底或1969年初，有些人希望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恢复社会秩序。另一些人则想继续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据说它能保证中国永远摆脱“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这两派人之间显然存在严重分歧，且相持不下。如果我们假定毛、林和江青赞成走后一条路（周会被迫追随），那么他们可能会认为采取一次惊人的突然行动才是打破僵局的最好办法。让苏联人血洒疆场会使大众情绪高昂，还可克服政府官员的拖拉作风。这当然有前提条件：苏联的确是个纸老虎，换句话说，即莫斯科的反应是有限度的。如果俄国人反应强烈，其行径可以被当作证明社会帝国主义的可怕本质——一个国家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后会发生什么——的最生动的例子。

最后一个方面是北京外交政策的动机。第一（也是最重要的），1968年8月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克里姆林宫对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宣扬，贝加尔湖以东红军力量的加强和苏联边界巡逻兵的挑衅行为，都使中国人大为惊恐。毛和其他领导人也许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尽早采取行动，给俄国人迎头一击，警告他们不要继续进行军事冒险。中国人不得不冒苏联军事报复的风险，因为俄国的坦克无论如何都能迅速集结在中苏边界。

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每当中国共产党发觉敌人的优势兵力即将发动进攻时，其应对策略（这是从上海、江西和延安时期的痛苦经验中总结出来的）都是：在他们自选的时间和地点先发制人，不但能使敌人措手不及，甚至可能完全阻止敌人前来进犯。这就是珍宝岛冲突的由来。1

第三，毛也许担心，尽管他让中国人民了解了以修正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但仍需采取一些补充措施，因为修正主义的毒素依然没有根绝，依然存在于中国的政治肌体中，为防止其蔓延，还需要打预防针。这样，中国人民才会永不再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诱惑。制造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在中苏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也许是上述三种动机（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和政治斗争方面的两种动机的综合。后两种动机也是相互关联的，并可作为前三种动机的旁证。而且，这两个方面都还有另外的证据。就国内而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领导层对如何回应苏联的威胁进行过争论。在此之前有过多次争论（最后一次是前文述及的1965年的“战略之争”），其中确实有过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它表明各派之间在这个问题和其他更广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布拉格事件后再未发生争论，表明领导层的意见比较一致。这也许意味着各派之间的分歧尚不尖锐，也许意味着（这一点更有可能）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了外来威胁的严重性，意识到如果俄国人发动进攻，文化大革命甚至中共的统治都有可能被推翻。

就外交方面而言，北京虽然认为苏联的威胁非常严重，中国应该寻求其他外国的援助。不论这对中国某些领导人如何难以置信，当时中国所能求助的国家确实唯有美国。所以，从1968年晚秋开始，中国谨慎地对1965年以来约翰逊政府经常发出的信号作出了试探性的回应。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京停止了对华盛顿的口诛笔伐，并建议恢复华沙谈判。11969年3月以前，中美会谈没有取得较大进展。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应该利用另一个核超级大国的利益和政策手段来求得对付俄国人的安全保障。

这样，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个阶段结束时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中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又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中国深深地卷入了苏美纷争，其政策取决于美苏两国的力量消长。当然，这一点是几年之后才变得十分明显的。在这期间，中国因侵犯苏联和违背本国的利益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失去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外交政策方面暂时获得的行动自由（不管这种自由究竟有多大）。毛的首要目标是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但其革命性因毫无意义的反苏示威和大挖防空洞的活动而消逝了。

缓和边界危机，1969年

从第二次珍宝岛冲突开始，苏联采用了向中国实行压力外交的新策略。这个策略把外交和军事压力结合在一起，旨在使中国明白，苏联不但愿意谈判边界问题，而且希望以边界争端的解决为契机全面改善两国关系。这样一来，边界地区的压力就有了双重目的：一是解决苏中关系中存在的重大问题，二是与北京一起就解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分歧进行“会谈”。克里姆林宫认定边界争端的“成功解决”（边界会谈将导致一个谈判解决）是值得全力争取的，纵然这可能会使其它方面在短期内停顿不前。

苏联人冒险采用了压力外交的策略。外交活动与惩罚性的军事行动以及制造中国将会遭受更惨重损失的威胁并举。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加强其在整个苏联—蒙古—中国边界线上的军事力量，以支持新发起的政治军事攻势，防止第一次珍宝岛事件的重演。克里姆林宫试图通过常规部队的绝对优势控制地区局势，通过各兵种部队（包括核武器在内）的绝对优势控制战略局势。这意味着反华的大规模升级。这必然打乱苏联的经济秩序，把北京推向西方。当时，为了维护苏联边界的安全，莫斯科抱有投机心理，认为它可以应付中国的任何长期性反应以及任何短期性的反苏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现在看来，这是一次得不偿失的冒险。苏联的边界安全虽然得到了保障，但付出的代价太大：1引起了中国的担心和敌视；2促使中国下决心实现经济和军事的现代化，以便与苏联相抗衡；3难以实现签订边界条约的目标；4导致了以美国和中国为首的世界上其他所有强国结成反苏联盟的危险。

如果没有更确切的资料，对这些军事冲突的严重程度以及它们（作为边界谈判和中苏关系的压力手段或指示器）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是不可能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的。不过，从1969年3月的冲突到9月11日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的会晤，苏联显然一直在利用边界冲突作为向北京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以求恢复1964年末中断的边界谈判。自9月会晤和10月20日谈判恢复之后，双方对发生事件的公开报道大体上能反映出谈判进入了哪个阶段，而事件发生的次数、地点和规模则能反映出谈判的进展情况。即使在双方都不公开承认发生了边界事件的时候，双方仍在利用军事冲突来试探对方的防卫能力和加强己方在谈判中的地位。

1969年3月以后的边界事件可分为两类：周恩来和柯西金会晤之前发生的为一类，会晤之后发生的为另一类。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不久，苏联即发起了一场反华运动，并输以暗示要进行核攻击，要给中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场运动在8月末达到了高潮。双方公开承认的冲突发生在6月10—11日，7月8日和22日，以及8月13日。1两国政府还指责对方在4月到7月间挑起了另外数十次冲突事件。2

公开报道的沿着边界发生事件的地点相当分散：有些在乌苏里江爆发3月冲突的地方；有些在黑龙江中的岛屿上；有些在中蒙边界，而更多的则在新疆和哈萨克斯坦交界的地区，距中国的核实验基地罗布泊和历史上两国间的入侵路线准噶尔山口不远。鉴于中国军队专注于国内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事务，鉴于苏联在战略上占有优势，鉴于苏联曾暗示，如果中国拒绝恢复边界谈判，它将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所以很难想象这些冲突是中国首先挑起的。在某些时候，不排除有中国军队先发制人以防苏联发动进攻的情况。3但这绝非中国整体战略的一个部分，因为中国的实力相对而言比较弱。相反，我们应该看到，1969年9月11日以前是莫斯科使用政治、军事和宣传手段，迫使中国恢复边界谈判，并教训中国人不要再重演珍宝岛冲突之类的惊人事件的典型时期。

因此，苏联在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向中国发出了一系列照会，表明了它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还建议通过签订一项边界新条约一举解决所有分歧。莫斯科对中国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观或思想观提出的诘问避不作答，却始终以军事行动配合外交照会。苏联在3月29日的声明中曾要求恢复谈判，14月11日又重申了一次。2早在3月21日，苏联总理柯西金就曾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但林彪拒绝与他通话。3中国领导人显然担心，如不同意恢复谈判，苏联必会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所以他们拒不与苏联直接对话。苏联人继续挑起边界事端，欲迫使中国人坐到谈判桌边，同时试探中国人的反应。4月1—24日，中共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毛当时指定的接班人林彪在会上说，中国政府对苏联的建议正在“考虑给予答复”。中国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4

俄国人决定通过1951年以来每年都要举行的界河航行谈判，试探一下中国人是否已做好全面恢复边界谈判的准备。所以，4月26日莫斯科建议双方于5月在伯力恢复这个低级别的会谈。5中国人迟至5月11日才作出肯定的答复，建议6月中旬举行会谈。6俄国人于5月23日宣布接受中国的建议。7会谈如期举行，但在议事日程方面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7月12日苏联人声称中国人已“断然拒绝”继续会谈。这显然是中国人试图把不平等条约问题列为会谈内容而造成的。像在1968年毫无结果的会谈一样，北京希望这么做能使俄国人拂袖离去。但是，这次俄国人坚持不走，并显然在借助进一步的军事行动（7月8日在黑龙江上发生了一次事件，当时苏联的太平洋舰队正在黑龙江面上“操练”）威胁中国人，在他们发表声明后数小时，中国人就“决定在伯力，同意继续进行会谈”。1后来，谈判内容大大超过了原先议定的维持界河航行和制定新的航行条例的范围，双方于8月8日分别公布了达成的一项新协议（俄国人强调它对进一步谈判边界问题有重大意义，但中国人却淡然处之）。2

这次试探使莫斯科确信，只要给予适度的压力，北京是可以坐到谈判桌边并签署协议的。苏联使用的主要手段仍是武力威胁。此外，苏联人还坚持在外交和意识形态两方面孤立中国人。莫斯科的对美政策存在固有的矛盾：一方面继续缓和双边关系，另一方面又与美国在第三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并加强其战略力量以与美国争高下。苏联立场的这个弱点不久因中美的和解而暴露无遗。

然而，莫斯科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拥有重要地位，能够获得盟国对其既定立场的支持。有段时间，莫斯科一直在努力召集所有支持它的执政和在野的共产党举行大会，讨论当时意识形态和外交方面的重要问题，像往常一样，发表一项全体成员都同意作为行动准则的集体宣言。中国当然拒绝参加此类活动，也未参加1969年6月5—17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3会前，苏联人曾向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其他党保证，他们既不会把会议变成批判中国的大会，也不会宣告把北京排除在共产主义运动之外。然而，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发表的重要讲话却对中国领导人充满了敌意。在边界问题上，他指责中国蓄意挑起冲突并且把战争看作“积极的历史现象”。他再次建议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勃列日涅夫对中国“毫无根据的领土要求”进行了猛烈抨击，并说：“今后发生的事情会表明，中国领导人是不是真的愿意谈判并达成一项协议。”1大会通过的正式文件只字未提边界局势或中国，遵守了苏联人关于不涉及该问题的承诺。2然而，勃列日涅夫会后在“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报告中却提到了该问题，声称毛的政策“在大会上受到了严厉谴责”。3

对于苏联人提出的恢复谈判的建议，中国人经最大限度的拖延之后才作出了答复。5月24日，他们又就边界问题发表了一个长篇声明。4声明提出了中国就一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