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学习毛泽东思想也简化为背诵语录。叶剑英在福建、广东和广西调查了陈伯达的材料，以确定他的罪行。陈的罪行为发动一场整风运动提供了借口，而这场整风明显是用来削弱干部对林的忠诚的。1

毛后来形容他对付林彪及其追随者的策略为“抛石头，掺沙子，挖墙角”2。“抛石头”指铲除林彪的同盟。在庐山，周恩来私下告诉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他们应该向中央作检讨。全会结束那天，在庐山脚下的九江机场，林彪与他们三人及黄永胜合影留念，与他们及叶群商议对策，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和黄永胜，为了应付周恩来的命令，作一些表面的自我批评的策略。3但是当书面检查于下个月放在毛的案头时，他对批阅的每份检查都写下了不满意的批语。1971年1月9日，军委召开有143名成员参加的会议，尽管毛一再严厉批评，林的同党仍既不批判陈伯达，也不进行自我批评。毛对此极为不满，命令将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作废。最后，在4月29日召开的讨论批陈整风运动进展情况的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和邱会作的宗派主义和在政治路线上的错误。1

“掺沙子”，指选派忠诚毛的人参加由林彪的人控制的机构。九大当选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和张才千将军，于1971年4月7日被任命为军委办事组成员，以抵消黄永胜和吴法宪在军委办事组的权力。毛已经采取了其他组织措施，以保证对人事和宣传的控制。1970年11月6日，成立了中央组织和宣传组，直接对政治局负责，领导和监督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理论杂志《红旗》、新华通讯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和其他一系列机构。该小组组长为康生，成员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李德生将军。康生随后因病退出，李德生于1971年1月担任新成立的安徽省委的第一书记，毛的夫人和她的上海同僚留下负责，接管了曾经被陈伯达所把持的宣传王国。2这样，从红卫兵运动结束以来，他们实现了对一个主要的国家权力领域的控制。3

“挖墙角”，指改组北京军区。在与他的国防部长紧张对抗不断升级时，毛必须确保控制首都的部队对他而不是对林彪的忠诚。1970年12月16日，他提议召开华北会议，讨论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什么允许陈伯达成为他们的太上皇，既然中央没有授权于他。这种谴责也许有点道理——人们很容易把书生气十足的陈伯达看成林彪的代理人，而不是某支部队的幕后操纵者——但华北局和华北军区听从陈伯达的命令，可能仅仅反映了任何一位明智的党的干部都会表现出的，对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正常的尊重；很难想象会有人对陈伯达这样的高官的身份提出疑问。不论毛本人如何蔑视规矩，任何一点违反组织纪律的行为，却都可能被他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1970年12月22日，华北会议宣布开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表面上是要批判陈伯达及其在华北地区的追随者，但实际上，在长达一个月的会议期间，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导班子：撤换了林彪的追随者，北京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38军（它被认为忠于林彪）也被调出了北京地区。1

“571”：林彪的未遂政变

根据后来的证言，林彪于1971年2月携夫人和儿子视察苏州期间，授意制定政变计划。政变计划是以他儿子林立果为首、以空军为基地的几个较低级军官具体负责制定。促使林彪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毛在最近的军委会议上谴责了林彪同党的立场，以及北京军区的改组。林彪将对此作何反应？他显然认为以攻为守是唯一出路。

林彪夺权斗争，除了不合时宜，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其如此脆弱的权力。尽管他身为国防部长，但他没有依靠负责解放军各部门的政治局盟友。根据1980—1981年审判林彪那些幸存的支持者时出示的证据，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坏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都没有参与谋杀毛的任何阴谋活动。2

林立果在空军的正式职务是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这是一个关键职位，所有文件都要经过这里——同时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他担任这些职务，完全是由于林彪的影响。根据他的上司吴法宪在1980年审判中的证词，从1970年7月6日起，“空军的所有事情都向林立果报告，所有事情都得经他处理，听他的命令。”3

林立果建立了他的阴谋小集团（参见表5），定名为“联合舰队”，该小组最初是吴法宪授权林立果成立的一个调研小组，绝大多数成员是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军官。林立果的“司令部”人员，除了他自己之外，全部来自控制华东的南京军区。

1971年2月，林立果带着空军政治部副主任于新野到杭州；而后又将另一位副主任周宇驰自北京召到上海，从3月20日至24日在上海与他们及空4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等召开秘密会议，根据他父亲的命令，多次密谋。

从他们讨论的情况看得出林氏家族对政治形势的估计。他们认为出击的时机几乎成熟；在政局稳定的情况下拖延时间，会使文职领导人得以巩固他们的地位；毛正采取利用一派打一派的习惯做法，逐步用张春桥来抵消国防部长的权力。1然而，即使在这个阶段，权力“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似乎仍未排除。另一种可能是被人抢班。令人惊讶的是，鉴于九届二中全会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有些密谋者仍然认为在未来三年内这是不可能的。但林立果至少明白这种前途的危险性：“任何事情都难以预料。毛主席威信高，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话，任何人都可能被赶下台”（实为“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译者）。于新野提出异议说，林彪是毛个人选定的接班人，林立果提醒他刘少奇也曾享受同样的荣誉。2

林彪的第三种选择是“提前”接班。他们考虑了两套方案：搞掉林彪的竞争对手，主要是张春桥；搞掉毛泽东本人。密谋者们对后一套方案没有感到什么不安，只是担心如何向全国解释，不产生消极影响。周宇驰建议，谋害毛泽东的罪名可嫁祸于他人，甚至嫁祸江青，但他补充道，从政治上考虑，林“将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最后议定：争取和平（过渡）接班，作好武装起义的一切准备。1

表5　　　　　　　　　　 林彪集团：同党和同谋者

林立果决定将政变计划定名为“571”，在汉语里“571”是“武装起义”的谐音。毛的代号为“b-52”。在最初讨论时，政变计划仅仅是逮捕张春桥、姚文元，谋害毛的计划似乎是那天晚上由周宇驰设计的，1可能是针对毛主席在南方的行动所作出的反应。

1971年8月中旬至9月中旬，毛到南方许多省市作了一次短暂巡视，他主要访问了武汉、长沙和南昌，接见了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和福建各省党、军负责人，2和他们进行了谈话，他把林彪的同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行为说成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因此，与同刘少奇、彭德怀、高岗和其他被打倒的领导人的斗争具有同样的性质。主席的任何其他行动，都没有他的这些讲话如此深思熟虑，使得林彪惊恐不安。

开始时，毛泽东并没有直接点林彪的名，着重谈了他的追随者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是“突然袭击和地下活动”。当他谈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时，谁都能明白他实际上指的是谁。他最后提到林彪的名字时，更多的是悲哀而不是愤怒：“这次，要保住林副主席，不做个人结论，但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我们怎样对待这些人呢？”3但是作为国防部长的林彪是不会被假象欺瞒的。

毛对他自己提出的问题的可能答案是什么，林彪一家是十分清楚的。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主席在他的谈话中，明显表明了他进行这场针对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的斗争的原因。一方面，他批评了地方党委把他们的决定送交部队党委批准的做法；另一方面，他修改了他以前提的：“全国学人民解放军”，加上了：“解放军学全国人民”。4军队控制国家政权所构成的威胁，促使毛做出了以上选择。

主席一定明白他的谈话很快会传到林彪那里，他也打算这样做。事实上，他的谈话于9月6日被报告给海军政委李作鹏，李又分别告诉了总参谋长黄永胜、后勤部长邱会作。黄永胜立即用保密电话通知了叶群，她当时正与林彪、林立果在北戴河度假。两天后，林彪签发了他的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同日，林立果飞回北京，为谋害毛泽东进行最后安排。1

从9月8日到11日，林立果和他的“联合舰队”讨论了在毛专列北上回京途中谋害毛的一系列办法：一是用火焰喷射器、四○火箭筒打b-52的火车；二是用100毫米口径的改装高射炮，平射火车；三是炸毁火车必经的桥梁；四是从空中轰炸火车；或者，用手枪面对面谋害毛泽东，这样虽然缺少戏剧性效果，却可能更可靠。2

实践证明，所有这些计划都是无效的，当林彪的同伙正在估摸毛的行动时，8月底主席在南昌听到风声，林彪可能正在筹划什么阴谋。3因此，在返回北京途中，毛采取突然启程、缩短停站时间等策略，出人意料地迅速离开上海，于9月11日开始返回北京，在阴谋者没有准备好以前，专列通过了他可能遭拦截的各个地段。49月12日下午，列车停在北京附近的丰台车站，毛借停车机会把在京的军政高级官员找来，在车上开了两个小时的会议。晚上毛乘坐的列车驶进北京站，1南巡顺利结束。没有迹象表明，毛泽东改变行程是因为得到了有关阴谋活动的情报，更不用说细节了。也许是长期游击战争中养成的求生本能，促使他这样做的。不管他南巡的动机如何，这一行动促发了中国人现在所称的“九·一三事件”。

九·一三事件

当林立果获悉毛逃脱谋杀的消息时，他立即决定加速实施林彪和叶群此前设想的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其实，就在林立果主持筹划谋杀计划的同时，林彪、叶群便在着手准备南逃了。他们决定9月13日早晨8时离开北戴河，南逃广州，与林彪的高级军事盟友——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以及林立果的密谋助手在那里会合。在北京安排妥当后，林立果乘坐一架英国制造的三叉戟飞机飞往北戴河的机场所在地山海关。当时中国只有很少几架三叉戟，为了让他的父母顺利出逃，2他通过在空军系统的支持者，秘密搞到了这架飞机。要不是她姐姐林立衡的干预，他可能已经成功了。

很多人都知道，林立衡昵称豆豆，林彪很喜欢吃豆子，因而给女儿起了这个小名。豆豆与林彪关系很要好，与她母亲叶群却搞得很僵。叶群对她很粗暴，她和弟弟也不喊她妈妈，却都叫叶群“叶主任！”3在被弄得发狂的情况下，豆豆开始怀疑叶群是不是她的亲生母亲，以致于不得不把当年在延安为她接生的大夫找来，证明叶群确是她的生母。1有一次，豆豆想自杀，叶主任听到消息后说：“让她去死”；没有人把豆豆想自杀的消息告诉林彪。2

9月6日，借口她的父亲生病，豆豆的弟弟把她从北京接到北戴河。她到达后，林立果向她通报了毛南巡的情况，告诉她这意味着林彪处境已十分危险，并披露了他们设想的三种方案：谋害毛；在广州另立中央；逃往苏联。豆豆与弟弟争论了两天，拒绝了所有上述三个方案，建议林彪像朱德一样，从众人注目的政治中心位置退下来。3

根据豆豆的描述，她考虑的只是父亲的安全。她布置服务人员偷听林彪、叶群和林立果的谈话，以了解他们想干什么；9月8日，她弟弟去北京后，她把情况报告了8341部队。8341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番号，该部队的一个分队布置在她父母的住处附近，用以在任何情况下确保林彪的安全。4尽管豆豆及时报告了情况，但在当时，没有人敢怀疑副统帅林彪，尤其是叶群事先不断散布豆豆因为谈恋爱精神不正常等流言蜚语；确实，她很快就要正式订婚了。5因此，没有人敢相信那耸人听闻的消息。

9月12日下午，在林立果从北京返回以前，林豆豆的订婚仪式已经开始。到来后，他告诉姐姐他是专程赶来参加订婚仪式的，但他随即匆匆离去，与他的父母进行密商。他的举动引起了她的怀疑。大约在晚上10时20分，豆豆亲自向8341部队副团长（原文为“团长”——译者）汇报了情况，这次，这位首长立即报告了北京。1

当周恩来在晚上10时30分接到报告时，他正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他立即打电话向吴法宪和李作鹏查询是否有一架三叉戟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