件谈到“一小撮坏人在”‘造反’和‘反潮流’的旗号下阴谋破坏工作”；也谈到了管理“混乱”；生产力低下、质量低劣、保养费昂贵、生产成本高、故障频繁；特别是原材料、燃料和动力工业问题严重。6在这一文件提交给国务院时，邓在批示中强调要支援农业，引进外国技术，加强工业研究，恢复管理秩序，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实施规章制度以及恢复物质刺激。7一个月以后，在讨论《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邓反复强调要加强培训，提高教育水平，提拔更多的学有专长的领导，花更多的时间进行科研活动（这就暗示在政治上少花些时间）。1

正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这个文件对左倾分子进行了全面抨击，大量地引用了毛的早期著作来阐明不能因强调革命而妨碍生产的观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生产搞得很坏，而硬说革命搞得很好，那是骗人的鬼话。一旦抓了革命，生产就自然地并毫不费力地提高了，这只是那些纵情于神话的人才相信的观点。”2难怪江青公开指责这三个文件为：“三株大毒草”，而《总纲》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3

江青在农业问题上也与邓进行了交战。在9月15日至10月19日召开的、有3700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号召回到1958年大跃进高潮时期的公社理想上去，并强调平均主义和阶级斗争。在另一方面，邓回顾了60年代初期，那时利用各种刺激鼓励农民的积极性。4

另一个利用历史或文学作品为当代政治目的服务的古怪例子是，江青在她的大寨讲话中通过贬责一本著名的古典小说《水浒传》中的男主人公来影射邓小平。她宣称，“必须认真阅读这本书，看清这个叛徒的面目。……宋江那个人搞了许多两面诡计”5“……宋江架空了晁盖，难道刚才没有人想架空主席吗？我认为有几个。”6尤为独特的是，这种《水浒传》比喻并不是她的思想，而是来源于毛对宋江的投降主义或修正主义的批判，“四人帮”中老练的辩论家姚文元迅速抓住了这一主题。7

在邓小平当权的一年中，毛的行为是矛盾的。1他支持邓的措施，保护它们免受“四人帮”的攻击，但同时又提出了他自己的“左”倾思想，并允许张春桥和姚文元宣扬他们的“左”倾思想。他反对工资差别、接劳付酬和商品交换。他说，在这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与1949年以前的中国差别不大，只是所有制发生了变化。由于受到毛的讲话的鼓励，张春桥和姚文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33条语录。他们精心挑选了那些能说明他们自己观点的评论。2在毛的许可下，张和姚都写了主要的注释性理论文章，以论证他们自己或毛的观点：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其重要性；论商品交换削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危险性；论物质刺激鼓励下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令人担忧的崛起；论向集体所有制更高阶段进而向国家所有制推进的紧迫性，中国仍然存在变修的危险。3

毛的模棱两可可能反映出他已丧失了决断力。这是理智和感情的真正矛盾。这也可能是他身体日渐虚弱的表现。从1974年初到1975年8月，即在毛接受摘除白内障手术时，他已不能看书了。由于他的机要秘书生病住院，毛不得不依靠他的年轻女秘书张玉凤给他读官方文件和报纸。1975年底，毛患了帕金森病，已说不出话了，甚至在会见某些外国要人时，只能靠写或发出只有他的随从能理解的咕噜声与他们交谈。根据张的回忆：

他讲话困难，只能从喉咙内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字句。由于长时间在他身边工作，我还能听懂主席的话。每当主席同其他领导同志谈话时，我就得在场，学说一遍。但到了他讲话、发音极不清楚时，我只能从他的口型和表情上进行揣摩，获得他点头认可。当主席的语言障碍到了最严重的地步时，他老人家只好用笔写出他的所思所想了。后来，主席的行动已经很困难，两条腿不能走路。如果没有人的搀扶，连一步都走不动了。1

毛的左倾侄儿毛远新似乎在1975年9月底从东北调到北京，充当主席与政治局的联络员。他也反对邓。毛远新像埃古（莎士比亚剧作《奥赛多》中的反面人物——译者）一样，歪曲邓的报告并把他对邓对文化大革命忠诚的怀疑都送进主席的耳朵。他找到了一位富有同感的倾听者。2

所有这些因素也许会有助于改变毛的态度。但考虑到毛与邓交往甚长，毛在1973年就天真地认为这位从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二号人物已改变了他的缺点，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更有可能的假设是，毛提拔邓小平是一个策略，其目的部分是为了蒙骗军队以更有效地解决“毛之后，哪一派统治？”的问题；部分是为了赢得时间以解决“毛之后，谁接班？”这一问题。他在1975年提出的观点并没有表示他已改变了他在“毛之后，怎么办？”这个问题上长期坚持的观点。

周的逝世和邓的下台

甚至在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以前，批判邓小平政策的浪潮已逐渐兴起。“四人帮”可能觉察到主席对邓的容忍正在消失，于是决定发动一场运动打倒他。正如在文化大革命爆发之初，初战战场是知识界一样。

一位清华大学的党员干部（或许受到邓的支持者的鼓动）两次写信给毛，诉说了“四人帮”在那里的忠实追随者迟群和谢静宜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毛把这视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攻击。11月3

11月，在毛的指示下，中央政治局召开“打招呼会议”。华国锋在会上宣读了毛的讲话要点，然后将《要点》传达到各省的高级党员干部。毛的讲话和随后颁发的拥护毛的讲话的中央文件的要点是：从7月到9月，政治谣言四起，有人企图分裂最高领导层，攻击文化大革命，力图翻案。4毛有效地从邓那里收回了他的权力，并使当时的运动成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正在此时周恩来逝世了，这突然引发了一场将在年内波及整个中国的政治危机，几个月来，周一直不怎么活跃，但在他活着时，他是理性和克制的象征：不管国家变得如何混乱，在某个地方，总有人试图恢复秩序，并保护人们免受文化大革命的最坏影响。早在20年代初，邓小平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就和周在一起。他在周逝世4年以后，接受记者采访时总结了人们对周的态度：

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的工作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1

周在逝世前一直担任总理职务。现在选择接班人，不可能再推迟了。邓是当然的候选人。周选择邓本来暗示着他依然愿意保留一位温和派人物掌舵。尽管“左”派对邓的复旧主义政策的批判浪潮日益高涨，但他还没有受到公开的羞辱，还让他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致悼词2

但是毛必定已估计到，如果让邓继承周的衣钵，这实质上将使邓的地位在他本人逝世后变得不可动摇。现在必须打倒邓，否则他最终将除掉那些想真诚地保护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人。同样的论据也妨碍了叶剑英、李先念等其他主要幸存者来继承周的职务。

最有可能当总理的激进候选人是“四人帮”中最有能力的成员、位居邓小平之后排名第二的副总理张春桥。但毛很久以前就已确定周的接班人不应是个激进分子。一位激进的总理不但不能维护毛主义，而且会突然引起敌对反应，导致人和纲领的废弃。

因此毛不得不选择一位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可能毛的精明设想是，这样一个人会非常感激毛并一定能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个受益者或许也想在领导层中保留一个激进分子，以便平衡老干部对其地位的威胁。这样，这支纯洁的毛主义火炬会在政治局里继续燃烧，即使不在它的鼎盛时期。

毛选上了华国锋，其原因尚未被人所知；也许毛在选择合适的继承人时又犯了错误。华作为一位官员，在毛的家乡湖南省的工作很早就受到了毛的注意和赞赏。1也有人认为华在林彪事件后的清洗中起了关键作用，但另一位潜在的候选人纪登奎也是如此。华在一年前的四届人大就任公安部长。毛可能认为这一职务会给这个未经考验的继承人奠定必要的权力基础。在1月21日和28日，毛通知政治局，华应担任代总理并代替邓主管党的日常工作。2毛又命令文化大革命的一位军队的受益者陈锡联代替邓的盟友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这可能是为了防止华受到包抄。3隐密的反邓运动得到了加强。

“四人帮”的策略

“四人帮”对华国锋的晋升十分恼怒，尤其是张春桥——他显然对总理一职垂涎已久。4这导致他们犯下重大的策略性错误。大概，这一错误使他们在毛死后保留权力的微小希望也化为乌有。他们没有与潜在的同盟者合作，而是全力以赴，夺取权力。

此时政治局的政治形势对“四人帮”是有利的（见表7）。文化大革命前老干部中的幸存者处于守势，他们在管事的政治局委员中为数不多。由于邓小平和叶剑英已靠边站，王洪文和张春桥是本可以利用他们在政治局常委中的有利地位联合华国锋控制党的。华在此关键时刻本会欢迎这种支持的，特别是因为它会得到毛的赞许。“四人帮”的天然盟友是像华一样的受益者。他们相对年轻和活跃；而且，正如毛可能已觉察到的，因为他们获得权力的方式不同，他们会遭到幸存者的怀疑，同时他们也怀疑幸存者。而且，这些受益者包括军界和政界的要人，他们在任何摊牌中都将是重要的同盟者。这些人是：北京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中央警卫部队（即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司令员汪东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1

表7　　　　　　　　　　周恩来逝世后政治局的政治形势

但由于没有毛来进行严格的日常控制，“四人帮”又不能忍受任何妥协，反而使他们天生的好战态度放任自流。直到最近一向习惯于充当主席的守门人和代表的江青，1她不甘于为一位政治暴发户充当二把手。早在前一年秋天学大寨会议上，崛起中的华国锋想与江青一起努力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江青就开始攻击华胆怯，称华为“马林科夫式的好好先生”。2现在，“四人帮”不但没有重新估价在华担任代总理以后他们的地位，反而加快了他们反对华的行动。3这样就使华不得不寻求幸存者的支持。于是，相互依赖的现实戏剧性地展现在了人们眼前。

“四人帮”不满足于驱邓损华，他们公然蔑视公众对周恩来的感情（他们必定了解公众对周的感情）。这位总理逝世时没有发布公告说明他将被火葬，也没公布追悼会在何时何地举行。但消息一传出，约有100万人伫立在从天安门广场到八宝山公墓的大街上，许多人手捧白色的纸花表示哀悼。在一个地方，群众纷纷拥上，阻止了送葬行列，要求按中国的习俗将周土葬。只有在周的遗孀邓颖超从车上下来，向群众说明火葬是周的生前愿望之后，送葬行列才得以继续前进。4在随后的几个星期中，全国各地发生的情况表明：周是深得人心的，而他的敌人是不得人心的。5

“四人帮”的反应不是暂时有所收敛，而是公然反对对周的悼念。虽然周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们通过控制新闻媒介限制人们公开表达对周的哀悼，并同意对周的政策进行大肆攻击。63月25日，他们终于出格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一家大报《文汇报》在头版发表文章，毫不置疑地把周恩来称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南京，发生了由学生带头反对“四人邦”的强大抗议活动。但是，新闻媒介没有报道此一事件。学生用沥青把标语写在火车车厢上，消息就传到了北京和其他城市。1此后，在首都的心脏，即天安门的毛的巨幅画像的正前方发生了支持周、邓，反对“四人帮”的更加激动人心的示威。“南京事件”正是这一示威的序幕。

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

清明节是中国人怀念祖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