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披露于1977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社论中；《中共党 史大事年表》，第406—407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

3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页。中国出版界大量出版关于华国锋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s.施拉姆1984年撰写的作品，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卡片索引中，约有300种关于华国锋个人崇拜的书籍和小册子，根据施拉姆的判断，这只是全国出版的此类图书和小册子的一小部分；s.施拉姆：“‘经济挂帅？’三中全会以来的意识形态与政策（1978—1984）”，《中国季刊》第99期（1984年9月），第417页。注1。这时，华国锋最受人喜爱的宣传照片是他和毛在一起——可能是已故的毛主席说那番不可思议的祝福词的时候。有些观察家发现，华国锋改变发型以使自己像毛泽东的样子。

1 多姆斯：《中华人民并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6—147页。

2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0—671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7—408页。陈云发言的要点见《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7页。

1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73—574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40—142页。

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51—52页；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1页。

2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74页。关于在跟华国锋谈话中邓表示对他的拥护，见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看望邓小平和在医院中的刘伯承的手稿备忘录，哈佛费正清中心图书馆收藏。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使我注意这条材料。

3 “实事求是”这句口号源于汉朝；《邓小平文选》，第55—60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9—410页。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52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191—195页；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74页。有报道说，邓小平原计划作的关于实事求是的报告由胡乔木起草，但是，当邓小平被委派致闭幕词时，聂荣臻上交了胡乔木的文章，后来发表在《红旗》杂志上，但没有作为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我感谢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提供了这条材料。

1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27—236页。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构成的更详细的分析，见多姆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0—151页。

1 房：《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95—596页。

2 见s·施拉姆采访胡福明的报告，载于施拉姆所著“经济挂帅”一文中，《中国季刊》第99期，第417—419页。

1 例如，胡福明的原标题是“实践是真理的一个标准”，被修改为“实践是所有真理的标准”，而最后刊登时又改为“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曾详细调查过这篇文章产生的过程，1989年2月3日，他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提交了这个课题的研究报告。

2 郝梦笔、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0—683页；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7页。据舍恩哈尔斯说，胡福明听到主要政治家的消极反应后，变得如此忧虑以至不承认与这篇文章（在内部通报上报道过此消息）有关联，因为这篇文章被改得面目全非。由于罗瑞卿的干预，胡耀邦两名助手中的一位写的补充文章刊登在《解放军报》上；这是罗瑞卿1978年8月去世前最后一项重要的政治行动。

3 《邓小平文选》，第127—132页。《人民日报》编辑胡绩伟因转载这篇文章受到该报前任主编吴冷西的斥责，而胡乔木因胡耀邦属下的行为而指责了胡耀邦。因而邓小平的干预是决定性的进展，胡绩伟在《人民日报》上给以大力宣传；舍恩哈尔斯研讨会。

4 s.施拉姆：“经济挂帅？”，第419页。

5 《邓小平文选》，第132页。

1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6页。

2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页。迈克尔·舍恩哈尔斯告诉我，《解放军报》上的文章是第一篇批判“两个凡是”的文章。

3 《邓小平文选》，第141页。

4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57页。

5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2—683、 686—687页。当时邓小平正在东南亚访问，会议开始时不在。

6 《陈云文选》（1956—1985），第208—210页。

7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89页。

1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00—201页；北京市委声明的文本在“每季大事和文献”中，《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659页。

2 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的发言中明确说，他痛恨那些搞“打砸抢的、帮派思想严重的、出卖灵魂陷害同志的、连党的最关紧要的利益都不顾的人，对于看风使舵、找靠山、不讲党的原则的人，也不能轻易信任”；《邓小平文选》，第160页。

3 关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以及产生这些成果的一些事件的详细摘要，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74—280页。

1 《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 160—161页。

2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63—164页。

3 引自“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7期（1979年3月），第170页。

1 同上，第169页。

2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79期（1979年9月），第647页。

3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194—196页。

1 以下对民主墙的简要概括主要根据加赛德就亲眼所见写的报道：《活跃起来！》，第212—298 页；加拿大新闻记者约翰·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03—271页；戴维· s.g.古德曼的《北京街头的呼声：中国民主运动的诗歌与政治》中的分析和诗词。加赛 德和弗雷泽与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有多次接触。

2 弗雷泽：《中国人：一个民族的肖像》，第245页。

3 这是对一位中国参与者的分析。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141页。此人于1979 年5月被捕，他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并指责他们没有参加这场运动。

1 李宏宽（音）：《宪法颂》，引自古德曼：《北京街头的呼声》，第70页。

2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47—248页。

1 引自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页。

2 《邓小平文选》，第172页。

3 《邓小平文选》，第181页。

4 加赛德：《活跃起来！》，第256—257、262页。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文件》，第169页。

2 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81—289页。

1 华强调道德价值与物质刺激并重。参见“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83期（1980年 9月），第615页。

2 邓与其他五位老干部辞职的通告与陈永贵辞职的公告是分开的，措词也稍有不同，这表明， 陈是不体面地离开，而且不是光荣引退。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 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75—176页。

3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3—175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下），第705—709页。

1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第709—710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 事年表》，第438—439页；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第290—291页。

2 引自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76页。

3 正如我已指出的，叶对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保留华的领导职务和在1977年劝说华重新 承认邓的领导职务负有某种责任。1981年6月六中全会开会时，叶剑英没有出席，表面上 说是生病了，但他写信表示同意这次人事变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一份正式的党的报告书认 为有必要发表这封信的摘要，以免人们对他的缺席产生误解。见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 重要会议集》（下），第293页。

4 多姆斯指出，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曾决定提前召开中共十二大，即在1982年十一大的五 年任期结束前召开。他认为原先预期召开的时间是1981年年初，但由于在对毛的评价问题 上和行政改革上出现分歧，会议被迫延期。这样，十一大任期仍按期结束。见《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83页。

邓小平的纲领

毛之后，谁接班？

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清楚地表明，无论华国锋的头衔多么耀眼，他只是一位临时继承人，毛的真正继承人将是邓小平。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邓的最终胜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毛本人的行为造成的。假如在周生病时毛不把邓召回，那么在总理缺位时，邓也不会成为统治中国的一位显要人物。假如在周死后毛不再将邓打倒，那么邓也不会成为替代文化大革命的新政治秩序的象征。当然，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组成的“三驾马车”本来可能具有更强的优势，从而使那些愤怒的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不得翻身。

邓获得权势的令人注目的特点在于，从一开始，他就避免对他的权力进行有名无实的肯定。在叶剑英不再当毛死后的权力经纪人后很久，邓仍坚持在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排名上位居叶剑英之下。1没有迹象表明，邓在任何时候想过要攫取党的主席、总书记或总理职务。相反，他却迅速地把他预期的接班人聚集在他的身边，给他们职位和职责，以便使他们能获得经验和尊敬。这是毛曾提到过但从未付诸实施的一种接班人培养方法。

邓自我克制的主要原因是他决心避免给人以他想扮演毛一样的角色的印象。的确，为了防止任何人企图继承毛的地位，中共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的主席一职。另外一个预防措施就是期盼已久的对毛的重新评价，其目的是通过冷静地估价毛的功与过，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功与过，使毛那种神一般的形象非神秘化。中共在对待毛的问题上比苏共对待斯大林问题显得更有勇气。据报道，1956年赫鲁晓夫在作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有人指责赫鲁晓夫也是个同谋犯，并大声叫喊：“同志，当所有这一切发生时，你在哪里？”而当毛的过错最终被罗列起来时，邓作为一个受害者，没有理由害怕发生这样的问题。

然而，比起1/4世纪以前的赫鲁晓夫，邓更有理由谨慎从事。无论中国人可能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多么偏激，赫鲁晓夫一直认为苏共还有尚未受到玷污的列宁的形象可资利用。对于中共，毛既是列宁又是斯大林。如果不谨慎处理对毛的评价，两个形象均可能受到损害，这对党的合法性将造成无可估量的影响。

此外，即使在指责文化大革命的那些人中间，也有许多人想使毛得到保护，使毛的一些行动得到肯定。特别是人民解放军的将领们不想过分地谴责这个曾领导他们走向胜利的人，也不愿过分谴责他们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一个策略就是尽可能多地谴责林彪和“四人帮”。从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中国当局对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