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方面的进一步合作似乎受到了损害。在与华盛顿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的情况下，北京开始研究切实可行的政策。

这一转变最显著的标志是7月中旬邓小平对香港一著名记者的谈话。邓小平一贯支持中国外交政策中明确体现的坚定的民族主义色彩。中国其他领导人也许会怀疑中美关系和解的逻辑，但邓小平也明确表示，他不对美国感恩戴德：

美国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其实中国无求于人，……只是期望各国通力合作，中国希望中美关系向前发展，不向后倒退，但这不是片面的。……美国如果真的搞得中美关系倒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就算倒退到1972年以前的情形，中国也不会垮，……中国人是有志气的，决不卑躬屈膝，向人哀求。3

所以，中国开始寻求在未来的中美关系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本国的政治地位。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有必要调整中国的观点和政策。整个70年代，由于中国与美国合作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北京不再坚持以前的提法，即赞赏第三世界联合起来，反对两个超级大国。中国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这一号召是切合实际的，不再煽动重新分配地球资源了，而是不断强调需要各国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对外扩张。然而，到1981年夏末，形势又发生了转变，北京重新开始批评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并再次声明支持不结盟运动。1981年10月，关于国际合作与发展的22国首脑会议在墨西哥的坎昆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外交事务）重申了中国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支持，并进一步断言：“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范围的争夺，威胁和侵犯了许多国家的独立和安全。”1至少从赵紫阳声明的意图来看，中国再次把美国和苏联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为国际安全的威胁者。

实际情况更加错综复杂。北京很清楚，里根政府今后会继续考虑向台湾出售武器，同时也会增加对中国的技术转让。但在后一个问题上，中国人小心翼翼，不表示过分的热情，唯恐被误认为中国默许美国重新向台湾出售武器。中国政府认为，不依赖美国的政治地位，暗示威胁要对中国不利的行为进行政治报复，这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行动自由和保护。

这种姿态也使中国与华盛顿恢复谈判的大门敞开着。当里根政府对台湾的防务需要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接近尾声时，中国官员暗示，在协商美国今后向台湾出售武器时，中国会有某些灵活性。虽然北京不能明确同意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中国人对美国行为的反应受这些事务的范围和性质的制约。中国也许使自己与华盛顿之间在政治上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与华盛顿关系内在的重要性促使北京不愿把中美关系置于危险的境地。

1982年1月，使中美关系朝更积极方向发展的机会终于来了。美国通知北京，美国同意继续与台湾共同生产f-5e战斗机，但拒绝了台湾对f-5g——一种新的更先进的飞机型号的要求。最坏的事情没有发生：通过暗示，里根政府规定了向台湾出售军事技术的最高限度，使北京能继续在政治上遏制住台湾。1月底，中国第一次公开表示，如果中美双方就美国最终停止向台湾转让武器问题制订一个方案，中国打算同意美国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北京方面声称，非正式的保证是不可靠的：如果没有正式的协议，当美国向台北交付额外的武器时，中美关系有可能倒退、甚至破裂。

华盛顿和北京之间长期的、紧张激烈的谈判左右着随后六个月的议程，谈判涉及的内容是如何为今后的武器出售制订一个合适的方案。整个谈判期间，中方反复警告，中美关系已处在“重要关头”，有“倒退”的危险。虽然北京从未明确表示，一旦未能达成满意的协议将会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双方关系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坚持下来了（包括加强防务合作）却是很清楚的。同时，中国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系列发自内心的抨击，特别是在美国表示继续对台湾的安全履行责任时。台湾对大陆的领导人非常敏感，经常对他们在私下或公开场合表露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论调充满愤怒。邓小平和其他高级官员，则对美国的意图保持着警惕和怀疑，这使他们只有很少的行动余地。

尽管谈判充满着紧张和对峙，但中美两国还是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协议，就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于是，作为中美关系长期保障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就这样签署了。华盛顿对北京做了重要的让步和承诺：

美国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1

虽然中美双方官员立即对这个协议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但是，联合公报明确表达了中国人的关心，有助于减缓北京对华盛顿的怀疑，因而为支撑两国的未来关系建立了更加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中美关系不容置疑的损害仍需一些时间去弥补。

两国关系的长期不确定性和削弱了的信任都使两国（特别是中国）重新估价中美关系的价值。中国已明确寻求不再依靠与美国亲密关系的对外政策策略，特别是中国对苏美争霸的立场尤其如此。但是，从中国更为广泛的利益和需要来说，看不出有什么变化。1982年4月中旬，《红旗》杂志上的权威性评论文章，再次强调了中国加强与西方经济联系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指出，吸引外国投资、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以及进一步扩大对外贸易，都是中国长远发展计划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2然而，正如赵紫阳几乎同时对正在中国访问的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所说的，中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原则是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共识，反对霸权主义，寻求持久的国际和平。3

因此，中国试图维护和扩大其对外关系的规模，以此加强中国的实力和地位。中国重新阐述外交原则的努力似乎与中国对日关系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中，日本最赞成与中国保持长期密切的关系。80年代初，中国对经济的重新估价，以及中美关系的突然恶化，使东京非常不安，因为这些事态的发展削弱了日本假设的基础，而70年代后期的中日合作就是以这种假设为根据的。因而中国领导人再三试图向日本高级官员表示，中日关系不会受中美关系中的政治不稳定的影响。

但是，中国对美国的看法必然使北京刻意渲染地区政治和安全，包括中日关系的价值。随着同美国的争吵不断加剧，中国对日本军事实力和政治作用的顾虑再次加重。1982年夏，日本文部省试图在教科书中淡化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日本侵华的用语，激起了北京暴风骤雨般的抗议。从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国人在重要的政策声明中首次发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潜在危险的警告。中国人对《美日安全保障条约》的支持也采取了更含糊其辞的态度。虽然日本随后收回了拟议中的教科书修改计划，平息了中国领导人的愤怒，但这件事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

所以，在更大程度上，中国对华盛顿和日本开始实行双重政策。在政治方面，中国断然否认与美国和日本在这个地区存在明显一致的政治和军事战略。但这种分歧并不影响中国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合作，因为这些关系对中国寻求经济、技术和科学发展的愿望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确定了非对抗性的外交政策框架：为了现代化规划的需要，中国寻求全面的合作，但中国避免卷入大规模的政治和战略竞争中去，这种竞争在东亚以大国关系为特征。

中国把国际紧张和动荡的局势归因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霸斗争”。这样，中国仍能自由确定莫斯科或华盛顿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的威胁程度。在这一点上，中国想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更多的是假设，而不是现实。无论是在公开声明，还是在私下表述中，中国继续认为苏联仍是进攻性的，对中国安全构成了直接的威胁。随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认为，美国可能对苏联进行更有效的挑战，而苏联也许会减少武力使用，可这一天还未到来。

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永远不做美苏争霸的马前卒。正如1982年8月底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所说的：“中国不会依附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会打‘苏联牌’来对付美国，也决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1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这一立场正式得到认可。党的主席（不久在新的党章中改为党的总书记）胡耀邦在1982年9月1日党的代表大会上声称，“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2至少，从理论上说，中国完成了向独立自主形象的转变。

这些情形仍使未来中苏关系的性质极不明确。邓小平、胡耀邦和中国其他高级官员清楚地认识到，与中美之间的分歧相比，中苏敌对是一个长期的、更难处理的问题。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苏联在整个亚洲的军事活动，造成对“亚洲和平和中国安全的严重威胁”。胡耀邦敦促苏联领导人，“采取实际步骤，解除对我国安全的威胁”，这对莫斯科履行其改善中苏关系的一贯保证是一个直接的挑战。3

在1981年的大部分时间及1982年间，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断发展，莫斯科唱起了赞歌，它显然希望利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日益恶化的政治关系。当莫斯科从对中美关系所做的最可怕的恶梦中逐渐清醒过来的时候，苏联领导人显然采取了积极的办法，向北京暗示其灵活态度。但是，中国人仍心有余悸，特别是苏联毫不减弱它对阿富汗和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虽然两国在国家关系方面都已定下了比较适当的调子，但它们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更为广泛的分歧仍不见减缩。中国特别不希望为了驱使自己突然转向莫斯科而与华盛顿的关系发生麻烦。

然而，到1982年秋，中苏两国的关系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灵活松动的迹象。中国形式上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姿态，向莫斯科表示，中国不再同美国在明显是由于反苏图谋而产生的政策上进行合作，更为重要的也许是，关于武器出售的条约的签订，终止了中美关系潜在的滑坡，北京感到既然与美国的关系看起来不会再有危险，这就增加了对莫斯科的活动余地。中国人也想调整好自己，以便仔细观察随着勃列日涅夫日益虚弱而迫近的继承问题所带来的任何机会。

1982年10月，中国人决定探试一下苏联人的意向。作为对前年春天克里姆林宫提议的反应，中国人建议开始双方副外长级的“磋商”，以讨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这样，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取消的谈判现在又重新开始，但谈判主要是在较有希望的政治领域。虽然双方谁都没有预想外交关系能早早地、迅速地得到改善，但是，中国和苏联外交联系的正常渠道又建立起来了。11月，由于勃列日涅夫逝世，中国人（以外交部长黄华个人名义）能够直接向新的苏联领导人转达这样的信息：北京仍然为更全面地探讨改善双方的关系敞开大门。

与此同时，中国反复地明确表示，中苏关系的改善决不意味着损害与西方的关系。中国与美国、日本和西欧有着广泛的经济和技术联系，这一利害关系太重要了，不能为了同苏联试探性的、仍然是充满疑问的政治关系去冒风险。80年代初的不确定、不稳固状态也一直牵制着北京。但是，与敌对国家和友好国家有更多样化的外交关系至少为中国外交政策的长期稳定提供了可能，而这一问题曾如此长久地使中国领导人感到困惑。当1982年即将辞别之际，邓和其他中国领导人，如果还不能自鸣得意的话，起码也有理由自慰了：持久可靠的外交路线如果还没有完全实现，其轮廓也终于依稀可辨了。

1 这一看法特别在《人民日报》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中有所反映。见1980年1月11日《人民日 报》：“苏联争霸世界的军事战略”。

2 邓在1月份的论述未见原稿，所有的引文源自“目前的形势和任务” （1980年1月 16日）， 载《邓小平文选》第203—237页。（书中引文有误——译者。）

1 亨利·斯科特·斯托克斯：“台湾行政院长希望里根送新式武器”，载《纽约时报》1981年 1月25日。

1 迈克尔·帕克斯：“福特希望解决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载《洛杉矶时报》1981年3月28 日。

2 关于这些辩论的典型事例见杨东梁：“‘海防和塞防之争’浅析”，载1981年2月10日《光 明日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