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和100名教职员工被划成右派。这个数字超过 了整个大学总人数的7%。参见乐黛云（音）和卡罗林·韦克曼：《走进暴风雨：奥德赛—— 一位中国革命妇女》，第102—103页。

2 穆富胜：《百花运动的衰落：毛统治下的知识分子》，第173页。另见莫里斯·威尔斯：《叛 徒：一个美国人在共产党中国的12年》，第100页。

1 1949年以后，每年都要或多或少地进行消灭苍蝇和其他害虫的运动，但是1958年达到空前 的规模。当然，随之而来的便是由于消灭了太多的麻雀而造成的灾难——昆虫猖獗到无法控 制的地步。所以臭虫取代了麻雀成为被列为消灭的主要害虫。一位颇有名气的中国大夫曾告 诉外国人，1949年前后城市最惊人的变化是1949年后彻底消灭了苍蝇。参见威廉·凯森 编：《在中国的童年》，第189页。

1 参见小野家悦造：“中国城市人口的地区分布”，第93—127页。

1 见张春桥的文章，载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2 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思想革命》，第43页。另见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 57页。

1 威尔斯：《叛徒》，第103页。

2 梁恒和朱迪·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1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5—76页。作者把她的篮子放到路边，然后回家睡觉，六点再 起来返回路边等待。在路边放个空篮子，不用去照看，就算是排队占了位置，可见当地社会 秩序还是很好的，有些人记述了这个时期的一些极端的做法，例如，北京的学生被迫吃春天 的树芽充饥。见斯文·林奎斯特：《危机中的中国》。

2 梁恒和夏皮罗：《文革之子》，第17页。

3 威尔斯：《叛徒》，第94页。另见伊曼纽尔·约翰·赫维：《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第79 页。

1 这个数字见曾志先（音）：“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就业问题”，转引自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见奥 林斯的：“中国的城市人口：概念、密集和影响”第279页。

2 克洛奇科：《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第211—212页。

1 斯文·林奎斯特使用了“日环食”这个词语来概括三年困难时期的情绪，表达了中国人的普 遍感觉：太阳（即好时光）将会再次到来，人民可以期待并计划未来的普遍的感情。见他的 《危机中的中国》，第35、116页。

1 雷锋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死于一次事故。他死后留下了一本日记，记录了他为其他战友所 做的好事和他对毛主席的忠诚。1963年以后，他的行为成为学生和其他人效仿的榜样，他 成为最受官方推崇的英雄。雷锋的日记在他死后，似乎至少有一部分已出版。参见威尔斯： 《叛徒》，第127页。

1 数字引自斯坦利·罗森：“中国教育改革的障碍”，载《现代中国》，1982年1月，第8卷第 1期，第11页。

1 这个时期的教育情况请参见苏珊·舍克：《竞争的同志：中国的职业性刺激与学生的策略》， 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罗森：“中 国教育改革的障碍”。

2 包柏漪：《第八个月亮》，第71页。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1966—1976年）

在60年代初，几乎没有市民注意到即将发生的一场大动乱的苗头。后来发生了一些事，如党内知名的知识分子发表讽刺性文章和篡改指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这些事被认为是其他人对毛权威的进攻。但当时的市民，如果确实已注意到这些事件，他们也会把它们看作是中国政治潮流中的正常现象。即使对吴晗、邓拓和其他人的攻击到1966年初逐步升级的时候，大多数人也没有感到有什么值得担心的理由。过去的历次运动常常是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波及到其他部门，市民们个个身经百战，没有理由怀疑这是一次不同于以往的运动，没有理由怀疑他们以往的经验会在他们今后的日子里一无用处。只是到了1966年夏天，北京市市长彭真遭到清洗，红卫兵在北京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其他一些史无前例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才认识到他们要参加新的运动了。而后，市民们开始专心致志地观察事态的发展，既感到兴奋，又觉得忐忑不安。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过程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1我们的目的旨在评论文革对人们生活和感情造成的影响，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是如此的复杂和多方面。不论这场运动是否如口号所言已“触动人们的灵魂”，很显然，在短短的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全新的令人产生强烈情感的经历，成为市民们感觉的一部分——红卫兵在全国各地串联，揭露当权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卑鄙的行为，中国共产党瘫痪了，抄家搜寻隐藏着的与毛主义纯洁性不一致的物件和标志，让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官员在愤怒的人们面前示众和丢脸，谴责17年来的许多文艺政策和作品，红卫兵投入到了夺权和派系斗争之中，在许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武斗，动用了机枪、迫击炮甚至坦克，军队干预了民间社会，老百姓的生活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同以前的情况一样，人们对这种突如其来的事件的反应有明显的差异。

对于许多城市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起码开始时是这样。他们不必再在激烈竞争的城市工作等级制中苦苦寻觅未来的机会，发现自己在更大更重要的舞台上扮演着新型的革命先锋作用。虽然大多数人仍然犹豫不决，甚至开始时有点担心，对他们自己的老师和党的领导人所犯下的“罪行”半信半疑，许多人很快发现，参加这些活动的报酬令人激动。他们不必整天再去学习，也不再受学校纪律的约束，他们通过在全国各地串联发挥着新的作用，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游行，去那些他们慕名已久的风景点去观光，频繁地同其他年轻人交流思想和经验。他们有能力管理自己的学校，起草新的规章和制度，使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忍受羞辱，搜查机密档案，出版未经审查的小报。他们可以随便闯入别人的家里，执行搜查“四旧”的东西和参加其他“共产风”的活动——赋予一些街道和组织以新的更革命的名称。要求每个地方都张贴毛的画像和语录，毁损古代庙宇等。一些青年人甚至换了自己的名字，如把“梅花”改成“卫东”或“文革”等。红卫兵开进了工厂、办公室和其他机构。为了他们的革命，他们随意改变宗教信仰，在有些情况下，他们甚至参加了当地的“夺权”斗争，大概最重要的是他们感觉到毛特别选中了他们在建立一个更纯洁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努力中起主导作用。他们从一个曾被高度控制的政治新手，转眼之间进入了自由和权力的王国，在中国社会里获得一个有价值的地位——这条道路上的障碍似乎以经不再存在了。在这种狂风暴雨式的气氛中，年轻人的热情一旦释放出来，要收就非常难了，这一点已经不再有怀疑了。

然而，这些事情的展开，对不同年轻人有不同的影响。1966

在工作单位，也发生了程度不同的骚乱，大多数“出身好”的人组成了保守派，打上中间标签的人组成了激进派，少数出身不好的人则试图置身于两派斗争之外。在单位里，派系之间还有其他的划线标准，如，年轻人对岁数大的，临时工对正式工，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等，使得冲突复杂化了。2单位里发生的冲突比在学校要相对缓慢一些，因为成年人更关心生产的消长和他们自己的生命。但是，单位里实际上长期存在着不满情绪，现在文化大革命允许人们表达自己的不满，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在单位里发生的一些冲突比起学校来更激烈，也更难以解决。在单位里由于起码需要保证生产，至少是断断续续的生产，因而派系斗争形势很尴尬，工作上要相互合作，吃饭时彼此避免接触，工作结束后，彼此进行恶毒的攻击，即便如此，一些成年人起初对文化大革命充满热情，因为他们认为这场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特权；但是当真刀真枪地打起来的时候，他们比年轻人退得更快，许多成年人撤回到家中，瞧瞧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无秩序状态，思考着这一切对中国的前途将意味着什么。

文化大革命导致的政治后果是多方面的。起初，这场运动带来了空前的自由。虽然一系列事件是由上面指挥的，但没有受到严格控制，中国共产党瘫痪了，崭新的、相对自觉成立的造反组织成为政治角色。中国政治局面变了。俱往矣（暂时的），那些严格组织起来的、强迫别人赞成现行政策的政治学习小组！代之而起的是，人们可以随意阅读官方的或是红卫兵的报纸，对各种活动也根据自己的兴趣决定是否参加，调查生活和查阅个人的档案材料以及参加其他一些自己认为是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些经验，他们了解了被隐瞒起来的权贵们的特权，官僚的腐败和相互倾轧，还有其他一些弊病。当他们四处串联的时候，在相当自发自愿的气氛中学习到了其他人的经验；他们对那些农民、临时工和许多人的生活留下深刻印象，因为这些人的生活同官方宣传画上所描述的实在是天壤之别。不同派系间热烈的辩论和同朋友夜半长谈，使人们更深刻地思考这个社会。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相当普遍的反应，是他们感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前太幼稚和容易上当受骗，但是，现在他们的“眼睛已经睁开了”。这是文化大革命所导致的一种反作用，即利用人们盲目的信仰最大极限地进行了动员，结果却使人们觉醒并形成自己独立的见解和意味深远的怀疑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思想状态。在这之前，大多数人觉得自己是受到信任的，不会有问题的，尽管他们承认官方的控制太严，对待阶级敌人太残酷。文化大革命以及之后进行的一些运动（例如，1968—1969年、1970—1971年，为进一步清除“隐藏的阶级敌人”而搞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安全感和信任感逐渐让位于一种觉得当政者武断专横、惶惶不安的感情。阶级斗争范围逐步扩大，许多原本认为自己会免除政治危险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成为攻击的对象。例如，对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蹲“牛棚”（在单位临时建起来的监狱）的经历，目睹一位父亲被押到群众大会上挨批斗时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强迫搬出宽敞的住房住进狭窄的茅草棚里，这一切使他们第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所谓的政治牺牲品是个什么样子。由于斗争范围不断扩大，就连那些普通工人和商店小职员也开始日益担心自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1

不但政治受害者的范围在逐渐扩大，而且规则似乎越来越武断和无法预测。有的人在组织里花了多年时间，同领导建立起信任关系，但是，突然之间领导倒了，下面的人便失去保护。政治的激进化，意味着过去人们曾以其指导他们的生活的规则和程序不再有效，在政治的海洋里人们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在这种形势下，有可能讨好新的领导而获得安全，但由于北京的政治冲突错综复杂，千变万化，这是一个颇具风险的战略。有些人希望赌注下对了并积极参加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的运动中去，还有一些人则以请病假或以其他方法“中途退出”，也有人淡泊地面对自己将来的政治前途。

这些年政治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