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批——70年代初期又产生了几出）有《智取威虎山》，写的是1946年一个解放军小分队攻占匪巢的故事。还有一出是《奇袭白虎团》，是有关朝鲜战争中的故事。按照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及不断创新的观念，样板戏经过了反复的修改。从早期版本到后来版本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矛盾冲突越来越尖锐，反面角色被脸谱化，灰色调完全从英雄身上消失，再也不存在任何资产阶级的痕迹。《沙家浜》中的主角本来是茶馆的老板娘——地下党员阿庆嫂，可在作品的表演中，重点越来越落在郭建光和他所带领的解放军（原文如此，应为“新四军”——译者）战士的身上。郭建光在舞台上跳跃、造型时，他那令人目眩的白制服震慑着人们的双眼。

尽管样板戏充满了善与恶简单化了的表演，配乐也是为纯粹的艺术家所反对的柴可夫斯基式的，道具和灯光效果过于精致，但它还是产生了短暂的戏剧性的光彩，实现了真正的大众化，然而由于一再重复表演而削弱了它的影响。阿庆嫂是成熟的女演员想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为了打消别人怀疑她实际上是与共产党联成一气，她声称对所有的茶客皆一视同仁，包括忠义救国军军官刁德一。“人一走，茶就凉”，阿庆嫂一边唱，一边恰到好处地将狼狈不堪的刁德一手中的剩茶倒掉。她最精彩的片断出现在达到高潮的很长的第七场。伪军拖出一个老村妇，要把她当成共产党的奸细枪毙。忠义救国军军官们一直千方百计想揭开阿庆嫂那漠不关心的假象，这时候，他们盯着阿庆嫂——很快她就将暴露共产党员的身分了。然而沉默了片刻，她忽地站起来，“司令！”阿庆嫂开口了，他们等待着，但是阿庆嫂非常轻松自然地接着说道：“我该走了。”反面角色的阴谋破产了。不久，他们特意留下老村妇的命，以便控制她作为诱饵，好抓住那谜一样村庄中其他的共产党员。

张永枚（1925—）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能够创作的极少几位作家之一：他在1974年发表的长诗《西沙之战》得到了江青的首肯。张永枚长期创作军队生活的诗歌，将革命热情融入作品之中。早在50年代初，他就创作了一首有关士兵传奇故事的诗（即《骑马挎枪走天下》，这是他最有名的一首诗歌），诗中，描写了同志情谊，军民“鱼水”关系以及朝鲜、越南战场上战士们英勇抵抗的事迹。

浩然的小说

至少对局外人来说，70年代的中国文坛除了修改革命现代京剧以外，唯一的创作就是浩然的短篇小说了。这位作家如此之多产，以致有人怀疑说“浩然”不过是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写作班子的共同笔名罢了。不错，“浩然”正是梁金广（1932年生）的笔名，他所写的关于农民生活的小说是与赵树理、柳青这样的主流作家一脉相承的。

像抢救一匹瘦病马、修理一辆小推车这种事情，浩然也能够写成短篇小说（《一匹瘦病马》、《车轮飞转》）。写前面这篇小说时他运用了一个程式——这个程式虽非他首创，但他把它发展了，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叙述者——一个干部或者一个记者——重访一个村子时发现一个大有进步的变化，这里就是一匹毛色光滑、漂亮无比的拉大车的马。令叙述者大为惊讶的是，这正是他上次来访时所看到的那匹可怜的劣马。接下来通过倒叙讲了一个青年社员不让公社的宝贵财产受损失的奉献故事。当然，最后不仅是马得救了，更主要的是，主人公和他的同伴也上了一堂生动的自力更生的课。《车轮飞转》也表现了同样的主题，但叙述的方法用的是“递进”——一种在中国小说的抒情传统中所惯用的方法，微末琐事，层层累积，终臻浓重效果。发生在小推车修理过程中的小插曲似乎琐碎至极，对话也只有透过学校操场上少年的喧闹才偶尔听到一两句。但是最后，在两个青年恋人与劳动环境之间建立起一种令人信服的关系。浩然曾用一个吃甘蔗的小孩来描述对他的短篇小说的阅读体会，那是说，你嚼的时间愈长，就愈有滋味。

从1956年发表第一批短篇小说至今，浩然的小说已愈百篇，收入多个集子。但他最知名的还是两部多卷本长篇小说，一部是写于1964—1966年的三卷本《艳阳天》，一部是写于1972—1974年的两卷本《金光大道》（与柳青的《创业史》有许多共同之处，这部书也和《创业史》一样原打算写四卷，但没有能完成）。这两部小说讲的是农村合作化的曲折历史，但在时序上正好相反：《艳阳天》的故事的发生限制在1957年夏天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正值夏收，进步的贫农起来斗争，挫败中农、富农等乡邻不顾公社利益试图自肥的阴谋，这里浩然的方法是全景式的，许多性格鲜明生动的男女老少形象纷纭杂呈。《金光大道》故事结束的时候正是《艳阳天》的开始，前者大体上讲的是50年代初贫苦农民组织起来战胜贫穷，克服战争、饥荒和地主破坏所带来的恶果；这一切努力时而显得凄婉，但最终却显出英雄（主义）来。这部作品在时间跨度上更大（像柳青的《创业史》，有一个革命前的序幕），浩然更着力于展现一组先进的代表人物及其胜利的过程，或者一组落后的代表人物及其失败的过程。这部作品正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服务于“路线斗争”，以“三突出”为结构原则。“金光大道”当然是社会主义者的道路：为相互的利益团结一致，为公众的利益自我牺牲。小说再现了高大全及其同伴这样的最贫苦的农民与地主、富农以及对地富分子怀有同情的误入歧途的农民之间的对抗，后者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路线甚至不能使他们自己致富。“三突出”是那时为艺术创作所设定的一个公式的简称，这个公式受到文革领导人的赞赏：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像《创业史》里的梁生宝一样，高大全得到党支部书记和其他干部的引导，也从对毛主席著作的如饥似渴的学习中得到教益。不过，作为文革年代里意识形态强化的典型产物，《金光大道》也遍布着伟大舵手的黑体字的语录。高大全比梁生宝更类型化：心理上更坚强，道德上更富于自我否定，革命热情的火焰熊熊燃烧。他鹤立鸡群，明显地突出于同伴之上，那些同伴可能更激进，但缺乏头脑；或者更谨慎，但少了魄力，一句话，高大全是个完人。唯其完人，却也因此少了人情味儿。早在《艳阳天》里浩然就已露出好走极端的苗头：“为了社会主义”，为了不错过宝贵的夏收季节，党支部书记肖长春中止了寻找他的年幼的儿子的工作——他的儿子被一个蓄意破坏的过去的地主劫持了。《金光大道》里英雄人物的形象更形夸张，时而失实。当高大全只手挽救倾覆的马车，伸出膝盖抵住，让同伴把接榫扳回榫窝，又大无畏地冲下山道的时候，他就从一个可信的英雄降为民间传说中那个大力神保罗·布尼安了。

《西沙儿女》写于1974年，在这部关于海南岛渔民民俗和渔民战斗业绩的中篇小说中，浩然发展到抽象的抒情浪漫主义的程度。批评家对此不能接受，他们把它看成是对江青的阿谀逢迎。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浩然也就失去了他作为中国最多产小说家的地位。

但是很难想象浩然不会卷土重来。在讲故事的绝对流畅方面没有谁比得了他。用精心选择的细节来使人物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富于感染力，从庸常琐屑中抢救出的小插曲也饱含寓意，而象征则既像芟剪枝蔓的斧斤，又像在扣结之处蓄着力量的绳索——一个生动的故事所具有的这一切都似乎行云流水般出自浩然。他在《西沙儿女》中的主要艺术（区别于政治的）缺点是他写了他所不熟悉的题材；华北平原的农民生活才是他亲切熟悉的，深切体验过的，也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表达出来的。

台湾新小说

作为一种历史的讽刺，正值大陆文学受到严酷压制之际，台湾文学却蓬勃发展起来。在台湾发表作品的作家（包括不在台湾居住的作家，如：张爱玲、白先勇长期居住在美国），没有受到既定意识形态的控制，因而，他们从本民族的文学遗产中汲取精华的同时，也可以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从各个时期不同的艺术思潮中吸取养料。他们之中一些卓越的诗人和小说家的优秀作品是大陆现在活着的作家至今仍无法超越的。从1980年开始，已经有一部分作品陆续在大陆出版，当台湾作家先进的创作技巧和大胆的社会批评态度被大陆作家发现后，将对大陆作家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今后发展的最有兴趣的事情。

张爱玲（1921—）是在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开始她的创作生涯的。她的一些极其精美的短篇小说收集在她的小说集《传奇》里。1952年，她离开大陆去了香港，创作了两部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它们都是在1954这一年写成的，在这里，张爱玲表现了从共产主义“新”道德中醒来的痛苦，这种觉醒在时间上却早了几十年。虽然这两部作品也可以称得上是力作，但从艺术水平来讲，却无法与其1943年的作品匹敌。《传奇》依然占据着张爱玲和她的读者们的心。

《传奇》中的《金锁记》描写了一个大家庭衰败、堕落的历程，故事的背景与张爱玲自己在上海和天津的家极为类似，她曾在那里度过了她悲惨的童年。故事中的女主人公七巧是一个被卖给一个富贵人家的残废儿子作妻子的女孩儿，在这个封闭、幽暗的大家庭里，在瘫痪不起的丈夫身边，她葬送了自己美妙的青春和生活的热情，变得越来越衰老，越来越痛苦，甚至染上了鸦片瘾，最后，竟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变态地）寻求报复。且不说这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简约精致，单就其在感觉想象上的丰富、精微和在对人物行动观察上的敏锐深入来说，也是十分令人称道的。

自从1955年移居美国之后，张爱玲的健康状况一直很糟糕，基本上是过着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1967年，她用英文出版了《the rouge of the north》一书，它是对《金锁记》的基本叙事主题的回复和扩充，1968年，经过翻译和润色后在台北出版，中文名为《怨女》。

张爱玲认为罪恶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会根深蒂固，受扭曲心理驱使而变得更为复杂。她之所以精心地对《金锁记》的故事进行重写和扩充，就是要揭露这深重的罪恶。

自从18世纪的《红楼梦》之后，中国的小说还从没有如此深入地揭示过这一主题。《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正是张爱玲艺术灵感的主要源泉。

1949年以后，台湾真正杰出的小说并不是很快就涌现出来了。有一个人也许作了一点贡献，他就是杨逵。他的小说以揭露日本占领期间的社会现实而闻名，但1949年他因批评国民党而被关进监狱长达12年之久。70年代中期，他重新开始发表作品。作为台湾本土出生的作家，他被当作台湾“乡土”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另外，姜贵（1907—）1957年发表的《旋风》和陈纪滢（1908—）的《荻村传》也以他们对几十年的动乱的生动描述引起了人们的瞩目。这些动乱最终以共产党的胜利而结束。

朱西宁（1926—）是一位颇有天赋的作家，自从50年代以来，他一直在不停地发表作品，创作包括长篇和短篇小说。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曾在军队服役多年，他的作品以强烈的戏剧冲突展现了人们在道德上的两难困境，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他的最著名的作品《铁浆》创作于1961年，他在这里描写了一个英雄部落的首领，他为了迎接敌手的挑战，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喝下熔化的铁水而自尽——来展示他的英雄气概。在小说的叙述中，部落首领的壮烈牺牲成了英雄价值的象征和抗议现代入侵的宣言。他的另一部作品《破晓时分》发表于1963年，在这里，他讲述了一个中世纪的中国故事（即《十五贯》或称《错斩崔宁》——译者），但他以一个善于进行哲学反思的叙述者代替了传统的“说书人”，从而大大改变了故事的叙述结构、叙述角度和主题内涵。但朱西宁对口传下来的优秀故事仍十分喜爱。另外还有一位酷爱故事的作家，他就是司马中原（1929—）——这是一位天生会讲故事的人。这两人年龄相仿，作品的基调也相似。

白先勇生于1937年，他是白崇禧将军的儿子（白是国民党最有实权的军事领导人之一）。这就无怪乎他会在他那些最感人的作品里（如《梁父吟》）描绘了这位英年已逝的将军的悲怆，和当他回忆往年戎马生涯时为接受别人敬礼而将老态龙钟的躬背挺直。1960年，他与王文兴（生于1939年）一起创立了深具影响的《现代文学》杂志。这里发表的作品使中国的小说在艺术上攀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其中，白先勇的贡献是尤为突出的（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是张爱玲）。他将现代反思手法、时间的结构安排、叙述方式的多样变化与他在选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