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显然已具备了被承认为中国合法政府通常所需的条件。许多国家政府本想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保持外交关系，但后两者都不愿容忍双重承认。由于必须做出抉择，许多国家在放弃中华民国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因为它们或者不愿得罪美国，或者其领导人反共情绪强烈，或者它们希望联合国带头。中华民国本身则积极争取支持，特别是争取新独立的非洲国家的支持，邀请它们的领导人正式访问台湾。

50年代末，台湾中华民国的前景比10年前大有改善，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没有国际支持、面临崩溃的、被围困的逃亡政府。它同美国有正式的防御条约，得到大量的美国军、经援助。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保留了其在联合国的地位，建交国家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多。台湾虽然对美依赖甚深，但却不是美外交政策的被动工具；台湾利用50年代的冷战气候，通过外交活动，在美国拥有巨大的影响。它雇佣美国公共关系机构来宣传它的事业。“院外援华集团”系由死心塌地反共的出版界人士、商人、国会议员组成，它不断强调支持反共的台湾作为反对中苏集团的全球斗争中的重要成员。台湾在华盛顿官僚中也有赞助者。这些官僚与不断增加的对台军、经援助计划有利害关系。

对许多美国人来说，东亚形势的发展使他们感到加强台湾的力量，使台湾成为“自由世界”的一部分是不无道理的。1954年法国人在奠边府的失败和印度支那的分裂，使中苏集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对东南亚其他地区构成了威胁。美国没有在台湾建立可与美在冲绳、日本、菲律宾的军事基地相提并论的军事基地，只在台驻有一个“斗牛士”导弹部队，这种导弹能够打击中国大陆上的目标。美国还花费2500万美元改建了台湾中部的公馆机场，作为b—52战略轰炸机紧急备降机场。1959年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发生了理论和政策分歧。这些分歧在大多数美国人看来只不过是中苏合作大厦中的一条小小裂缝。很少人预见到这条裂缝将会很快扩大起来。1

防务现代化

台湾军事当局鉴于不必再为应付迫在眉睫的进攻而进行紧急战备，在美国帮助下，开始实施一项长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首要的改革是以现代的招募与人事制度取代部队忠于长官而不是忠于军队的传统制度。为各军种建立了新的军事学院训练年青军官，实行普遍的两年或三年兵役制，保障了足够的年轻兵员，从而使来自大陆的年老、病残兵员退出现役。由美援基金赞助成立了退役军人职业援助委员会帮助退役军人寻找职业。建立了统一领导的现代财政制度，结束了指挥官克扣部分士兵薪饷的陋习。组建和扩大了后备力量。这种后备力量由服完现役的年轻人组成，每年征召复训一次。为了提高专业技能，削弱高级军官谋求政治影响的倾向，并为年轻有为的军官开创前途，参谋总长和各军种司令每2—3年更换一次。由联合勤务部门统管各军种财政和采购事宜，并管理兵工厂和军械仓库。

美国军援顾问团负责执行军援计划，并向中华民国武装部队提供建议和训练。首批人员由一名少将率领，到1960年已增加到2000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军事顾问团之一。该顾问团监督用现代化自动步枪、卡车、通讯装备、火炮、坦克、飞机、雷达、驱逐舰及其他海军舰艇重新装备台湾武装部队。数以千计的军事人员到美国受训。到50年代末，这支由大陆逃台的涣散不堪的败军已被改造成为一支拥有60万人的现代化武装力量。虽然在数量上不如海峡对岸的敌手，但却是值得夸耀的。在1958年的海岛危机中，中华民国的f-86战斗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米格-15战斗机作战，击毁率为8比1。

政治上的巩固

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失败与其说是军事上的失败，不如说是政治上的失败。1共产党在组织技能和宣传技术上，特别是在农村，都优于国民党。当蒋介石将其政府撤到台湾时，他知道必须优先建设一个更有效的政府和政党，恢复士气，严厉打击贪污腐化和派别之争。2蒋介石威望下降，但他通过其亲信仍能控制主要的政权机构，如国家财政部门、各安全机构和军队中的精锐部队。由于副总统李宗仁和其他政治对手不在台湾，蒋的任务容易多了。没到台湾的要人包括：一些投降共产党的军阀和高级陆军将领；蒋的亲戚宋子文和孔祥熙等人，他们有钱，在美国、香港或欧洲找到比台湾更安全的避难所。一些由大陆跑到台湾的高级政界人物由于他们与地方政治基础的联系被切断，财源被卡，大部分人只好仰仗政府和国民党来维持他们的地位和生计。

台湾的条件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国民党重整河山。台湾幅员小，日本人为其修建了许多铁路、公路和电站。农业高度发达。经济虽在二次大战期间遭到破坏，但已很快恢复。文化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大陆。台湾社会秩序井然，组织良好，没有盗匪和军阀部队的骚扰，也不像大陆大部地区那样经常遭灾。共产党地下势力不大，防止共产主义渗透的工作比大陆任何一个省都要容易得多。1946至1950年期间，200万难民逃到台湾，加重了台湾的负担。但是，难民中有数以千计的训练有素和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和高级官员，他们填补了遣返回国的日本人留下的空缺。这些日本人曾占据了台湾所有重要职位。

国民党把它的政府结构不加改变地从大陆移来。它是以中华民国缔造者孙中山提倡的、由传统中国政治观念与西方政治观念相结合的三民主义为基础，依据1946年南京宪法建立起来的。政府包括：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和修改宪法）、立法院（通过各种法律）、行政院（执行法律）、司法院（解释宪法并享有最后裁决权）、监察院（负责监督政府官员）、考试院（负责对文官考核）。国民代表大会、立法院与监察院的代表于1947年和1948年由中国各省选举产生。上述机构许多成员未到台湾，但“动员勘乱时期”采取的紧急措施使那些逃台成员的任期得以延长，因此这些机构在缺员的情况下能继续工作。

蒋介石既是国家总统，又是执政党国民党（孙中山于1919年在原先几个革命党的基础上创建的）的总裁。蒋在国民党内的地位由于其他有势力的党魁未到台湾而得到加强。1950年他得到党最高执行机构的赞同，展开清党运动，清除动摇和不忠于党的分子，为召开1952年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准备。1952年党代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另有两个小党：中国青年党和民主社会党，它们与国民党一起到的台湾，但均系小党派，无甚影响。台湾的政治制度实质上是一党制，不允许建立新党派。因此，台湾要实施新政必须先改组国民党。

蒋介石重新出任总统时，对政治稳定最严重的威胁除了共产党之外，就是来自大陆的200万难民与600万台湾本地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台湾人虽然讲中国方言，并保持着他们来自大陆的祖先传下来的中国文化传统，但是，日本人50年的统治使他们养成了一种不同于新来的大陆人的意识。他们会说日语，有人在日本留过学。他们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日本音乐、报刊、电影和其他民间文化的影响。台湾人曾希望自己在管理台湾方面比日本统治时期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但他们看到日本人撤走后遗留下来的位子被大陆人占据了，而许多大陆人只顾没收日本财产中饱和私囊，对建立公正有效的省政府不感兴趣。对此，台湾人感到沮丧。

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发展成为动乱。动乱中，大陆人遭到很大伤亡。整个岛上的台湾人迅速地组织起来，要求国民党省长陈仪将军进行改革。1陈先采取顺应群众的姑息手段，待从上海开来的援军抵台后，对台湾人进行了残酷镇压，打死数千人，包括起义中的一些领导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处罚了陈，将陈撤职。但是“二·二八事件”造成了台湾人对大陆主子的经久不减的恶感。有些台湾人逃到香港，在香港组织了台湾独立运动。这一组织不久分裂成亲共派和反共派。亲共派迁到北京，主张“解放”台湾，台湾归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共派迁到东京，主张台湾独立。

除了大陆人的贪婪和“二·二八事件”引起的仇恨之外，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还有更根本的分歧。蒋介石及其同僚的长远目标是从共产党手中收复大陆，台湾的建设是次要的。另一方面，台湾人主要关心台湾的安全与繁荣。他们对收复大陆不感兴趣，可能只希望多数大陆人在收复大陆后都回家去。在大陆人看来，国民党政府原先是在大陆成立的，应是收复大陆的主要责任者。因此，国民党政府必须在联合国保持其中国合法政府代表席位，代表全中国人民，而不仅仅是代表台湾人民。省和地方政府可以主要由台湾人组成，但是如全国政府也主要由台湾人组成则将削弱收复大陆的理论基础。台湾人自认为是台湾人口的主体，不甘心在全国政府中被贬到次要地位，因为有关他们命运的重要问题都是由全国政府决定的。

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采取了许多缓解大陆人与台湾人紧张关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措施。虽然这些措施无一是纯粹为了这个目的，但多年以后，它们共同作用，取得了这种结果。

最重要和最有效的措施大概是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实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对台湾经济的大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但最初进行土改主要是为了政治目的。国民党领导人很清楚共产党在大陆是如何有效地利用贫农对地主的不满情绪的。陈诚在主持台湾土地改革之后写道：

允许佃农和长工在地主的剥削之下呻吟，不仅是个土地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必然会影响局势的稳定甚至国家的生存。1

土地改革时，台湾50％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台湾人。土改中，迫使地主将土地卖给政府，政府再将土地卖给佃农。这样，为数比地主多得多的佃农买到了自己耕种的土地，生活水平有明显提高。土改的结果使乡村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国民党在大陆搞土地改革没有成功，而在台湾却成功了。究其原因有：地主与实施土改的官员没有政治联系；台湾农村没有内战和共产党的渗透；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建立了精确的土地档案。

土地改革为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大陆人和台湾人都有益处。虽然大陆人为自己保留了政府、国民党、国营公司和军界中的高级职位，但城乡的土地所有权主要在台湾人手中。他们因土地价格上涨和私营企业（主要为台湾人所有）的发展而获得益处。经济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台湾人因被排斥于政权之外而产生的不满情绪。

采取措施增加台湾人在地方和省级参政的机会也有助于缓和台湾人的不满情绪。例如，在日本统治时期，在乡、县、省各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这些协会为农民提供了多种服务，如贷款、储蓄、销售农产品、卫生服务、调解纠纷、供应日用品等。日本统治时期，各级农民协会的理事都是由日本官员指派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改变了这种做法。规定协会会员中凡农业收入占家庭收入一半以上的均有选举权，协会理事通过选举产生。这样，国民党政府帮助大批台湾农民家庭不仅获得了耕田，而且能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组织中起更大的作用。

国民党还改进了省和地方各级的选举方法。日本人不允许设立全岛范围的选举机构。地方行政官员是指派的，地方议会半数议员也是指定的。蒋介石则决定县、市议会以及县长、市长均由普选产生，从1950年开始实行。1951年县、市议会选举了省议会。但在1959年之后，省议会也由普选产生。在地方和省级选举中，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均有选举权。

省和地方选举打开了台湾人参加政治活动的渠道。由于禁止成立新政党，大批台湾人参加了国民党。而国民党在地方选举中不得不提名台湾人为候选人，以便争取台湾人聚居的选区的选票。地方党部帮助有野心的台湾人树立威信，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授与任命权。这些人如果在地方选举部门表现良好，有时还可向上爬，在省政府甚至全国政府中谋得职位。他们虽然不能成立自己的政党，但他们可以无党派独立人士的身分与国民党候选人竞选，有时还能当选。国民党候选人有党的基金和组织帮助竞选，而某些独立人士尽管受到诸多限制，却可以呼吁台湾人反对大陆人所控制的国民党，从而获得胜利。省和地方选举的经验，在其后全国机构的补选中对国民党和无党派政客以及对选民都是宝贵的。

为逐步消除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国民党还采取了其他措施，如在学校教育中通用国语；中学和专科学校招生以及文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