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的大批价值连城的中国文物珍品都在此展出。政府多次主办在台湾的艺术家的传统中国画和书法展览，以及中国古典音乐表演。军队支持四个独立的京剧团。这些京剧团不仅为台湾及沿海岛屿的武装部队服务，也为公众演出。1

学术生活仍由“五四”运动时代的幸存者们领导。罗家伦负责文史馆的工作，开始编辑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傅斯年在1919年也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他在大陆时领导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该所现已迁到台北郊区南岗的新址，与其他研究所成了近邻。它所公布的当时中国外交部（总理衙门）档案中有关帝国主义战争及中国国内运动情况的文件，对全世界的历史研究工作都有裨益。

大陆的某些大学在台湾重新成立。北京的清华大学和上海的交通大学在新竹重新成立，并在该地为新竹科学工业场提供理工方面的援助。政治大学和中央大学原在南京，现分别重新安置在台北和中坜两地。东吴大学的校友们在台北建设了一座新的东吴大学。罗马天主教会过去曾资助过北京的辅仁大学，现又在台北建立了一座辅仁大学。亚洲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在台中创办了东海大学。在台北过去的帝国大学，变成了台湾最有声望的最高学府——国立台湾大学。以上仅是台湾105所高等院校中的一小部分。1987年，高校学生共有44.3万人。

台湾政府力图将岛上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组成统一的反共队伍，以保卫中国的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做法同从西方——特别是从美国涌入的思想发生了日益严重的冲突。官方认为，台湾既是中国传统的贮藏所，又是自由世界的堡垒。为了从美国继续获得对台湾生存至关重要的支持，台湾当局在自由问题上虽耍些花言巧语，但也给予知识分子一些自由，且不允许两者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台湾当局的上述政治需要，加上社会的迅速现代化，使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台湾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文学、音乐、戏剧、艺术和舞蹈上，更广泛地应用西方的主题和艺术形式进行试验。

台湾文化变革最大的特点是大众文化的传播。这种集新旧为一体的文化因得助于现代科学技术而兴起。半导体收音机很早就出现了，其数量很快成倍增加，使全岛千百万人能听到新闻广播、京剧及通俗音乐。之后，立体声唱片或录音带（多是非法翻录的，并且很便宜）开始普及起来。到1980年，台北的许多出租汽车司机都在车上装上了磁带收放机，以便他们能欣赏自己喜爱的音乐。台湾著名歌星演唱通俗歌曲的磁带，是中国大陆城市中年轻人渴望寻觅的对象。

政府经营以及私营的电影制片厂生产的影片日益增多。这些影片供台湾放映，并在香港及东南亚和其他地方的华侨中散发。到70年代末，台湾制片厂年产影片150到200部，主要是历史片、功夫片、爱情片及喜剧片。就质量而论，台湾片不及日本最好的导演导制的影片，但上座率却很高。到80年代初，电视已成为接近公众最有效的手段。1979年，台湾电视机总数已超过300万台，约每5人1台。1台湾电视节目受美国的影响，也结合变革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播放新闻和文娱节目。节目包括杂耍、台湾剧、日间播放的连续剧、历史剧，以及一些教育和公众服务影片。全岛3家电视台靠广告收入维持。到1979年，播送的节目几乎全部是彩色的了。

过去30年来，台湾发行的日报数量没有大的变化，仍然保持在30家左右。但是，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生活的逐渐富裕，特别是自1965年以来，受欢迎的日报的发行量大幅度上升。为了使岛上各地的报道迅速传送，安装了高速印刷机和传真排版机，从而使报纸的印刷能满足需要。到1980年，全岛四大日报（私营的《中国时报》、《联合报》、《台湾时报》以及国民党办的《中央日报》）的发行量将近300万份。台湾全部日报的总发行量为400万到500万份，平均约每4人有1份日报。1各大报都预订了国际主要通讯社及台湾中央社国际部的新闻稿，因此这些报纸登载相当大量的国际新闻。《中国时报》和《联合报》还设有文艺副刊，为在台湾的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重要园地。《联合报》还在美国出版美洲版，供当地华侨阅读。

文化生活还有其他方面，从台湾传统的“拜拜节”（在整个农村中大宴敬神，并伴有戏剧和木偶表演）到艺术家和作家种种标新立异的试验（如西方的抽象派艺术及象征主义、存在主义作家的写作方法）。当前正风行振兴中国民间舞蹈，并使之现代化。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舞蹈团——云门舞蹈团，将中国的和现代的舞蹈技巧很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已在美国和欧洲演出过。

自从国民党政府在台湾成立以来，在该地产生的中国小说已经历了很大的变化。250年代，长短篇小说皆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反共作品，或是来自大陆的作家怀旧和逃避现实的作品。50年代末，夏济安曾评论说：“过去10年在台湾发表的长篇小说中，我没有发现任何一部作品是严肃或诙谐地描写工农生活，或教师、政府职员等小资产阶级人物生活的。其实这些作家本身就属于上述这些人，例外的几乎没有。”3

但在1960年，一群有才干的年轻大学生创办了《现代文学》杂志。他们利用这份杂志发表自己的作品，或翻译介绍一些西方的现代作家，如卡夫卡、戴维·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乔伊斯、萨特、菲茨杰拉德、福克纳和斯坦贝克等人。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这批年轻人不得不舍弃曾吸取过西方文学技巧的30年代中国文学主流派，而重新使西方的现代思想适应中国小说的创作。他们作品中的佼佼者，如白先勇的《台北人》，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他的作品，以及他的同事王文兴、陈若曦和欧阳子等人的作品，打破了50年代的旧框框，使台湾文坛显得更加生动活泼。但是，有人却批评这些作家，说他们只关心形式而忽略内容，也说他们对当前台湾人面临的问题，缺乏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索。1

70年代，台湾小说界出现了一种新的声音：台湾出生的作家关心穷苦人民，特别是农村的穷苦人民和社会上被欺凌的人们的生活。这些写所谓乡土文学的人，如陈映真、王拓、王祯和、杨青矗和黄春明等，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了不少台湾方言，描写来自农村的“小人物”在现代化带来的社会快速变革中所遇到的苦恼。这些作家中，有人因参加政治活动而被捕。陈映真因“颠覆活动”罪被判7年徒刑，王拓和杨青矗因与1979年12月高雄暴乱有牵连，1980年被判12年徒刑。

在台湾，如同在其他地方那样，通俗小说作家的作品远比“现代派”作家和“本土派”作家的作品畅销（“现代派”作家力图以革新的手法，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西方的文学技巧；而“本土派”作家则关心现代化对社会最低层人们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例子是琼瑶。她已写出20部长篇小说，其中大部分已拍成电影。她写的爱情故事有美满的结尾，从而赢得了大批读者。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63年问世，迄今已再版30次。1

台湾文化存在着三种趋势：为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奋斗，知识分子为创造独特新颖的文艺作品而努力，以及现代群众文化的出现。所有这些趋势在大陆也可以察觉到，但却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不管在中国，或是在台湾，孩子们不再单调地背诵儒家名篇，或花长时间用毛笔练写书法。很少有官员能赋诗作画。古典文艺也多被送进博物馆而无人问津。但是，大陆较之台湾，有更多的有利条件，即它拥有如长城和故宫等著名的历史古迹。大陆的考古工作者还在不断发掘古代的珍宝，包括蔚为壮观的西安秦始皇陵墓（兵马俑）。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被压制的传统通俗文艺——京剧、杂技、木偶剧以及街头卖艺的吞剑表演等，在70年代末迅速复苏，使长期患娱乐饥饿症的群众十分高兴。由于北京政府强调保护文物，院校又培训了年轻的杂技演员、民间舞蹈演员、京剧和地方剧种演员，对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通俗娱乐活动又全面放松限制，这样，台湾宣称只有它才是中国传统唯一保护人的说法就不那么理直气壮了。

在受西方影响的现代大众文化的冲击下，台湾的传统大众文化已在步步退却。台湾的大众文化已日益国际化和商业化。在大陆，人们要求翻译西方国家的书籍，播放极受欢迎的外国电影和电视节目，年轻人对来自台湾和西方的音乐很感兴趣。这说明，大陆的人们希望接触早已席卷台湾的世界文化，至少在沿海城市是如此。

在台湾，有志于进行严肃的文艺工作的人们，在发挥自己的才能方面，比在大陆的人享有更大的自由。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以现领导人规定的办法，迫使文艺“为人民服务”，使人们的创造性受到束缚。台湾与此相反，国民党虽限制接触敏感问题，但并不强迫作家只搞一种模式。党的官员可能不理解或不赞成抽象派艺术，但画家和雕塑家仍有自由去进行试验。这些年来，台湾艺术家和作家的创造在生动和技巧方面有了进步。

到1980年，有些台湾小说已在大陆出版。同时，二三十年代大陆的一些伟大作家，如鲁迅和老舍，他们的著作虽仍在官方禁忌之列，但对那些知道何处有香港非法出版的版本的人而言，不难获得他们的著作。因此，在80年代初期，大陆和台湾双方已开始互补而共同得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动倡议

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访华及《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倍努力使台湾政府和人民确信：“解放”台湾不可避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人告诫说，美国不可靠，并号召台湾当局就国家统一问题同大陆进行谈判。北京过去发出这种号召时，几乎完全针对在台湾的大陆人，现在却开始注意台湾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很清楚，大陆人在台湾政府中的统治地位终将结束，占人口大多数的台湾人必将取而代之。他们认为，到那时，台湾领导人继续执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

70年代初，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几批海外华侨，包括在台湾出生的华侨。他向他们保证，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其生活水平将不会降低，而且台湾社会和政治制度的改造将逐渐进行。他邀请台湾的人们到大陆访问，亲眼看看大陆的情况。他还强调台湾人在“解放”台湾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类会见中，周恩来和邓小平均强调，为了实现统一，需要长时间的耐心工作。但是如果和平方式失败，他们并不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局在向台湾人民努力发出呼吁时，明显地缓和了对台湾独立运动的态度，认为该运动的领导人虽然固执，但还可挽救。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注意做台湾当地人工作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大陆人。它向这些大陆人保证，不管过去的罪恶多大，只要现在为台湾回归祖国工作，他们将获得宽恕。它邀请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来大陆访问。它释放了几百名已关押25年或更长时间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和相当一批在60年代捕获的特务分子。如果这些人愿意，还允许他们去香港或台湾。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吁，同过去一样，对台湾影响不大。1976年，行政院长蒋经国在立法院说：“我们的态度是：决不同共产党人建立任何形式的联系。”1在台湾，几乎没有人（不管是大陆人或是台湾人）认为，在北京控制台湾后，他们个人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害怕，台湾的生活会降低到大陆的水平，而且他们会同样遭受强加在大陆中国人身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控制。大批美国和日本的华侨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向他们传达了在大陆的见闻，但与他们在台湾相对舒适的生活相比，大陆的情况对他们没有多大吸引力。

1 1972年10月1日《朝日新闻》。

2 戴维·纳尔逊·罗：《非正式外交关系：1972—1974年日本同中华民国的情况》，具体叙述 了日台建立特殊机构取代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也可参阅克拉夫：《岛国中国》，第7章。

1 关于70年代初的政治趋势，请参阅马黄（音）：《台湾知识分子骚动：要求实行政治改革 （1971—1973）》。

1 齐邦媛等编：《当代中国文学选集：台湾（1949—1974）》，第2卷，第1页。

1 参见伊尔姆加德·约翰逊：“台湾的京剧改革”，载《中国季刊》（1974年1—3月），第57期， 第140—145页。

1 《中华民国统计年鉴（1980年）》，第595页。

1 许绰云：“文化价值和文化的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