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威尔逊、西德尼·格林布拉特和理查德·威尔逊编的《中国社会的不正常现象和社会控制》；以及杰罗姆·艾伦·科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程序入门（1949—1963）》（特别是第2章）。

还有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不同的城市居住过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他们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叙述的材料，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当时生活情况的生动画面。材料特别丰富的是德克·博德的《北京日记：革命的一年》；伊曼纽尔·约翰·赫维的《在中国的一个非洲学生》；贝弗利·胡珀的《北京内幕》；米哈伊尔·克洛奇科的《在红色中国的苏联科学家》；拉尔夫和南希·拉普伍德的《中国革命纵览》；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斯文·林奎斯特的《危机中的中国》；鲁思·厄恩肖·洛和凯瑟琳·金德曼的《在外国人眼里》；罗伯特·罗的《逃出红色中国》；彼得·卢姆的《1950—1953年的北京》；包柏漪的《第八个月亮》；威廉·休厄尔的《我在中国的日子》；董志平（音）和汉弗莱·埃文斯的《思想革命》；雪莉·伍德的《中国的一条街道》；埃斯特·周英（音）的《红色中国乡下的灰姑娘》；玛丽亚·严（音）的《宏大的园地》以及乐黛云和卡罗林·韦克曼的《走进暴风雨》。m.伯纳德·弗罗利克的《毛的人民》一书中的一些描写和陈若曦的《尹县长的被处死》中的虚构故事，描述得同样栩栩如生。众多记者的报道对于评论中国城市在特定时代的环境同样有用，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的《从世界的中央寻求关于中国的真相》；福克斯·巴特菲尔德的《中国：在苦海中生存》；詹姆斯·卡梅伦的《红衣官员》；约翰·弗雷泽的《中国人》；罗伯特·吉莱恩的《六亿中国人》；弗兰克·莫里斯的《毛的中国的报告》；弗雷德里克·诺萨尔的《北京快讯》；鲁思·赛德尔的《丰盛之家》；威廉·史蒂文森的《黄风》和罗斯·特里尔的《铁树开花》。画册和导游书也对中国的首都有出色的描绘，例如：胡佳（音）的《北京今昔》；奈杰尔·卡梅伦和布赖恩·布雷克的《北京：三个城市的故事》；弗利克斯·格林的《北京》；藤彦太郎的《北京》和奥迪尔·凯尔的《北京》。

第十一章 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

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资料是发表的书籍（小说、剧本、短篇小说集、论文、理论著作及诗刊）和文学杂志。最近几年，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发行每个年度的获奖作品选集或者其他新的文学作品选集。在毛以后的时代，期刊如雨后春笋。早期创刊的杂志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停刊、现又复刊的有《人民文学》（刊载创作性作品）、《文艺报》（理论性探讨）、《文学评论》（发表评论文章），它们都倾向于代表自己既定的观点。在发表新作品方面更勇于冒险的是《收获》、《十月》、《当代》；特别是省级办的刊物，像广东的《广州文艺》和《书评》，湖北的《湖北文艺》、《长江文艺》，辽宁的《鸭绿江》，《安徽文学》和《上海文学》。有关剧本方面的专业杂志包括《剧本》、《戏剧报》和《上海戏剧》。电影方面的有《中国电影》。新诗的主要期刊是《诗刊》、《星星》和《诗探索》。《文艺学习》、《文艺研究》和《读书》刊载重要的评论文章。上海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报刊索引》是一份期刊索引，每月出版一期，包括文学杂志。上海的《文学报》则是一份时事通讯周刊。一些大陆的地下出版物自1980年开始被台湾翻印成丛书——《大陆地下刊物汇编》，由台北的中国共产主义问题研究所出版。

密切注视中国文学发展情况的香港刊物包括《九十年代》、《动向》和《明报月刊》。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出版了《现代中国文学通讯》。关于当代文学的论文时常出现在《亚洲研究》、《中国文学、论文、文章和评论》、《当代中国》和伦敦的《中国季刊》上。台湾的新作品主要发表在《纯文学》、《中外文学》、《现代文学》、《台湾文艺》和《幼狮文艺》等主要杂志上。

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许多现代大陆作品的英译本。该社《中国文学》每月还刊载新的翻译作品。这本杂志的索引（包括1976年以前的）已分别由汉斯·j.欣鲁普和唐纳德·吉布斯出版。由已故的许芥煜主编的两本重要的文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和《二十世纪中国诗歌选》。聂华苓两卷本的《百花文学》则是一部记述1956—1957年那个极重要年代的，集创作、评论和理论诸论题、作品为一书的很有益处的集子。霍华德·戈德布拉特主编的《80年代的中国文学》是一部关于“第四届作家和艺术家代表大会”的文件集。毛以后时代的创作成果被翻译并发表在迈克尔·s.杜克编的《当代中国文学》上；李怡编的《新现实主义》；佩里·林克编的《玫瑰与刺》、《顽强的毒草》；斯蒂芬·c.宋（音）和约翰·明福特主编的《高山上的树木》；以及海伦·f.绥（音）和泽尔达·斯特恩主编的《毛的收获》。齐邦媛出版了两卷本的《台湾当代中国文学选集（1949—1974）》，收集了各种文体的台湾文选，并将其翻译成英文。

蔡美西（音）的《当代中国小说和短篇小说（1949—1974）：书目提要》用途很广。包括更多的书目提要材料的书是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会为1979年底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准备的《六十年文艺大事记（1919—1979）》。陈若曦的“民主墙与地下刊物”则提供了一份1978—1979年间地下文学的细目。《中国当代作家小传》和香港出版的《中国文学家的昨天》则是两本有助于研究的传记辞典。

两部关于当代文学史的主要的新著，已由几个大学的学者组成的写作组编纂而成，由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以后部分）和吉林人民出版社分别出版，书名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两卷本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已由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林曼叔等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的内容截止到1956年。在夏志清的《现代中国小说史》中，作者对大陆的一些主要作家没有表示同情。科林·麦克拉思的《现代中国戏剧》中的后几章，提供了自1949年以来这一时期的有价值的资料。而一本更早、更详细的研究成果是赵聪的《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杰伊·莱德的《电影》一书主要讲的是1949年以后的电影。朱莉亚·林的《当代中国诗歌》是对大陆诗人的研究。

有关评论研究方面的重要著作是张钟主编的《当代文学概观》、《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讲》（1980年整理收集），以及有关毛以后时代的新作家的《文学评论丛刊》第10集（《当代作家评论》专集）。夏志清在《新文学的传统》中对当代台湾作家提出了个人见解。何欣的《中国现代小说的趋兆》也包括了台湾小说。叶维廉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和尉天聪主编的《乡土文学讨论集》则是两本重要的评论论文集。

历次学术讨论会的内容已经汇编成评论性的论文集。较早的见西里尔·伯奇编的《中国共产主义文学》。较近年代的著作包括：沃尔夫冈·库宾和鲁道夫·g.瓦格纳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批判文集：1978年柏林会议论文集》；邦尼·麦克杜格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文章来自1979年在哈佛举行的会议，以及杰弗里·c.金克利编的《毛以后：中国的文学和社会（1978—1981）》（是1982年在圣约翰大学举行的会议论文选）。1979年在得克萨斯大学举行的关于台湾小说的会议论文收集在珍妮特·l.福洛特编的《台湾的中国小说》中。

一些论文对1949年以来的大陆文学形式也进行了探讨。亚罗斯拉夫·普鲁赛克的《解放后的中国文学及其民间传统》是对早年使用民间形式创作的一种有益研究。d.w.福克玛的《中国的文学教条与苏联的影响》和默尔·戈德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持不同文艺见解者》两书都记载了50年代的主要争论。黄胄的《共产党中国的英雄和坏蛋》分析了主流小说的重要作品，而迈克尔·戈茨的“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形象（1949—1964）”是一篇未发表的论文。迈克尔·s.杜克的《繁荣与争论：毛以后时代的中国文学》则分析了最近的作品。关于作家个人的最出色的研究是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理论家姚文元（“四人帮”成员）则是拉斯·拉格瓦尔德的《作为文学评论家和理论家的姚文元》的主题。

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

台湾作为1885年后中国的一个省的10年历史，在《剑桥中国史》（第11卷）中作了评鉴，对精力充沛的、主张现代化的巡抚刘铭传（1885—1891年）领导下的台湾税制改革和西方化建设项目作了详细介绍。作者k.c.刘教授和r.j.史密斯教授引用了威廉·m.斯派德尔、郭丁一（音）、伦纳德·h.d.戈登和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关1949年以前的台湾历史的第二手英文资料是：詹姆斯·w.戴维森的《福摩萨岛》；w.g.戈达德的《福摩萨》；乔治·w.巴克利的《殖民地的发展与台湾的人口》；以及乔治·h.克尔的《福摩萨》；薛光前编的《现代台湾》涉及到1949年以前的台湾历史。谢觉民的《台湾—厄尔巴—福摩萨》（1964年出版），虽然现在过时了，但仍不失为一本出色的地理学著作。

日本从1895年以后统治台湾达半个世纪之久，台湾1945年以来的历史当然受日本统治时期的影响很深。《剑桥中国史》没有涉及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台湾，这可以理解，但也令人遗憾。《剑桥中国史》没有一卷追溯20世纪初叶中国人在日本帝国范围内的生活经历。虽然近数十年来日本对其帝国的研究已拓宽了，使用了许多材料，问题也讨论了，但比较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不够。中国历史学家应该从中找到更多的机会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位研究1895—1945年时期台湾的主要学者是拉蒙·迈尔斯，他写了不少关于台湾作为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以及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下的农业经济的文章。此后又由他和马克·r.皮蒂编了一本专题论文集《日本殖民帝国（1895—1945）》，还有14位撰稿人参加编写，皆来源于1979年的一次研讨会。这本论文集主要讨论如何集中探讨日本的动机、管理、经济动力以及关于朝鲜和台湾的历史编纂工作，但是若干章节提供了不少资料，并引用了已发表的关于台湾历史几个特殊方面的材料。请参见陈青直（音）写的第五章（“帝国的警察和社会控制系统”）；陈以德写的第六章（“统一帝国的尝试”）；塞缪尔·何保山（音）写的第九章（“殖民主义与发展：韩国、台湾和广东”）；敏行沟口和有三山本写的第十章（“台湾和朝鲜资本的形成”）；以及拉蒙·h.迈尔斯和山田三郎写的第十一章（“帝国的农业发展”）。一部开拓性的专著是帕特里夏·楚鲁米写的《日本在台湾的殖民教育（1895—1945）》。

收录了636条1945—1979年间出版的有关台湾内容的文献目录，请参见1980年第3期《台湾近代史研究》杂志。英文出版物请参见j.布鲁斯·雅各布斯、琼·哈格和安妮·塞奇利合编的《台湾：一本包罗万象的英文出版物文献目录》，布鲁斯·雅各布斯为其写了引言。

对1949年以来台湾发展的研究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研究相比较，成果要少得多，虽然台湾大部分课题的研究资料更丰富，更容易得到。欧洲和日本学者很少有人对台湾产生兴趣，这个领域全由美国学者垄断了。而且，美国学者的成果高度集中在美国对华政策因美国与台湾的关系而造成的难题上。

研究台湾的作品题目，除美—台关系外，就是台湾的经济发展。由于经济建设上的成功，台湾被视为一个样板，为了可能将其经济政策应用到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对其进行研究。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约瑟夫·a.亚格尔写的一份见识广博的研究报告《台湾的农业改造：农村建设联合委员会的经验》。1950—1979年间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准进入中国大陆，他们只得去台湾作实地考察，并发表了许多著作。70年代台湾的诗歌、小说引起了比较文学学者越来越多的注意。比较而言，对台湾军事部门及政治演变的基础性研究，就几乎等于零了。另外一个被忽视的方面是自中华民国失去了在联合国的席位，并与大多数国家断交后台湾对外关系的情况。

研究台湾的重要原始资料来源，是台湾当局和省政府各机构发表的数量众多的出版物。最有用的刊物包括：《中国年鉴》（政府新闻署）；《统计年鉴》（预算、会计、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