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的特殊情况，设计一个以土地改革和农村根据地的游击战为基础的斗争形式。而且它也意味着设计一套新办法，以便一旦夺取政权的斗争取得胜利后立即改造社会和发展经济。假如从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8—1960年的大跃进中苏之间的冲突发展尚未公开化的话，那么困难时期里，中苏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冲突就渐趋白热化。

在这个时期，国外和国内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毫无疑问，二者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在1956年秋天波兰和匈牙利的动乱之后，中国人可能很快就明白了，莫斯科今后所能提供的经济援助会减少，因为要稳定东欧局势，必须在那里付出更多的代价。就这点来说，中国特别在1958年开始强调“自力更生”的政策，并不完全反映了毛个人的武断，而且也是对国际形势客观现实的一种对策。与同一时期在某些其他国家充当顾问和技术专家的“丑陋的美国佬”相比，“丑陋的俄国佬”显然不算更有魅力。而且抛开中苏经济和技术合作这些心理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发展规划依靠外国专家来领导，就产生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即中国人在塑造他们自己的未来当中起什么作用。

毛在1962年1月30日的讲话中有一段话，明确而有力地表明了他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相互联系的各方面问题的总的态度。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他说：

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从1958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50000447_0063_01

毛的这段论述，强烈地显示出应有的民族尊严。他说，照抄外国的经验，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但绝“不能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战略。在1958年，当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经济和社会试验刚开始实行时，毛就直言不讳地表示，他知道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拒绝盲从他们而不满——而且他们不能不介意。在关于打破“盲目迷信”苏联样板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样板的必要性的讨论中，他指出，“有人说，苏联顾问同志看到我们不准备照搬他们的经验，这使他们很不高兴。我们也要问这些苏联同志：你们照搬中国的经验了吗？如果他们说没有，那么我们也会说：如果你们不照搬中国的经验，我们也不会照搬你们的经验”。2

毛坚持突破苏联模式的动机，并不简单地是出于自尊的需要；在1958年前的几年，他日益对苏联模式在苏联自身的价值及其中国的适应性产生怀疑。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他试图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理论体系的开始，毛宣称：

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轻重工业发展不太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来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那有这样的道理！1

尽管毛泽东对苏联经济发展的经验有这些疑虑，而且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迷信阶级斗争和斯大林作为辩证法理论家的缺陷，他对赫鲁晓夫1956年发动的非斯大林化运动的方式和性质，仍持严肃的保留态度。现在，到了我们更加系统地考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的时候了。

非斯大林化与“现代修正主义”

中国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是长期以来推测和争论的主题，这些推测和争论只是根据一方或另一方所发表的零碎材料，直到现在才有大量文献材料使考察这一问题成为可能，尽管这些材料还不全。《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6章已讨论了这个问题。早在1956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对斯大林做出了评价，纵观其一生，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社论就是“按照这个分寸”写的，尽管具体数字实际上并没有在社论中出现。2虽然斯大林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毛认为三七开评价是“公正的”。3

半年之后，针对波匈事件的后果，毛在1956年11月25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这把刀子”和“列宁这把刀子”的著名评论。在毛看来，即使是前一把刀子，也不能用反对“所谓的斯大林主义”的名义简单地把它抛弃。尽管他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但他觉得应当保护苏联领导人的声誉。至于“列宁这把刀子”，作为反对“议会道路”坚持“十月革命”的典范，毛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掉。1

这种思想倾向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得到继续，与4月的那篇社论相比，这篇更加强调斯大林的功绩和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毛泽东详细说明了他对斯大林以及相关的理论和具体问题的看法，其中多少有点不同的态度。

本章第一节里我已经引述了关于斯大林一贯排除异己的一段文字，紧接着这段话，毛以镇压反革命为题，继续对中国与苏联之间运用与滥用革命暴力的差别作了比较：

比较起来，我们这个国家的肃反工作究竟做得怎样呢？是很好还是很不好？缺点是有，但是和别国比较起来，我们做的比较好，比苏联好，比匈牙利好。苏联太“左”，……和匈牙利比较，没有那样右。

他也承认，中国过去也时常犯左的错误，但大多是在南方根据地时期，受苏联影响而发生的；1942年关于反对乱杀、滥抓的指示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甚至在那以后，也曾有些缺点，但丝毫不同于斯大林执政时的苏联：“他那个东西搞得不好。他有两面，一面是真正肃清了反革命，这是对的，另一方面杀错了许多人，许多重要的人物，例如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这里，毛首先提到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出的被害者数目，然后承认中国在1950至1952年镇压了70万人，他认为中国的分寸掌握得还“基本上正确”。2

除了批评斯大林把所有持不同政见者送入集中营或处死的政策之外，像他在1957年1月对党的书记们的一次谈话中所讲到的那样，毛再次提到斯大林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缺陷。但这次，他走得更远，自称他的哲学创见堪与马克思和列宁相比，当然也可与斯大林相比：

人民内部的矛盾如何处理的问题还是一个新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这个问题谈得很少，列宁简单地谈到，他讲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抗消失了，矛盾仍然存在着。那就是说，资产阶级打倒了，但人民之间有矛盾。列宁来不及全面分析这个问题的性质。人民内部矛盾有没有可能转化成对抗性矛盾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但列宁没有详细观察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1

列宁没有能对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概念作出阐释，毛认为这是由于在革命胜利后的最初日子里缺乏经验。2另一方面，对于斯大林的错误，毛把它归咎于斯大林个人对辩证法固有的不适当的理解。3

毛总结了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评，指出此事有双重性质。一方面，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盖子，这是“一个解放运动”。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不加分析，不考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他处理这个问题的方式是错误的。毛说，在与苏联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我们已提出过抗议，说他们是大国沙文主义者。4

当1957年11月毛泽东再度访问莫斯科，参加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时，毛谈到那时说他仍是“满腔被抑制的愤怒，主要对斯大林”。尽管他没有详细说明原因，因为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但是他接着用独特的口气明确地说：“在斯大林时代，没人敢畅所欲言。我两次来莫斯科，第一次是压抑的。尽管所有的谈话都提‘兄弟党’，但实际上是没有平等的。”

他说，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苏联同志作风有很多转变”。接着，他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首先，我们现在必须承认苏联的领导地位和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召集人的地位，其次，现在这样做是无害的”。1尽管莫斯科会议纪要足以说明毛与赫鲁晓夫之间亲切友好的气氛，但是这样一个文件并不能表明毛对苏联的思想意识和政治权威的崇拜程度。会后不到一年，冲突的迹象暴露出来了，从任何角度来说这都是出乎意料的。当然，双方关系恶化的一个主要因素是莫斯科反对大跃进这一新经济政策。

毫不奇怪，苏联人只看到毛的新方式中的某些异端，而没有看到他的许多方针和目标与列宁主义逻辑是基本一致的。他们对1958年夏天成立的人民公社持非常悲观的态度，先是赫鲁晓夫个人在私下嘲笑，不久就在公开场合进行奚落（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11章）。

无疑，苏联人也对他们所见到的中国人在工业生产领域提出的夸夸其谈的要求感到震惊和恼怒。尤其令他们吃惊的是，在1957年11月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毛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提出了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钢产量和其他主要工业品产量的口号，这是其中最为极端的一个口号。2

由于中国越来越不愿依赖苏联的援助，毛对国内事务的新态度本身就意味着中苏关系日益疏远。直到1956年12月，毛还明确重申他在1949年第一次提出来的“一边倒”政策：

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中国。中国和苏联靠在一起，这个方针是正确的。现在还有人怀疑这个方针，说“不要靠在一起”，还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里边也拿，那里边也拿，这样做法好不好呢？我认为站在中间，这个办法并不好，对民族不利，因为一边是强大的帝国主义，我们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如果站在苏联美国之间，看起来是很好的，独立了，其实是不会独立的。美国是靠不住的，他会给你一些东西，帝国主义怎么能给我们吃饱呢？不会给你吃饱的。1

然而，在1958年，毛与赫鲁晓夫的关系发生了急剧恶化，远远超出了大跃进政策逻辑发展所隐含的范围。这一不断加深的分歧并不简单是，甚或主要是关于非斯大林化争论的结果，尽管如我们所知，毛对赫鲁晓夫没有与他商量就掀起非斯大林化运动的做法强烈不满。但同时，毛对斯大林对中国采取的高压政策也强烈不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赞成赫鲁晓夫为诋毁斯大林所做的努力的。他在1958年3月指出：“菩萨比人大好几倍，是为了吓人……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屈服于那时苏联的精神压力。”而在1958年4月，他又宣称：“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过去苏联与我们是父子、猫鼠关系。”2

但是他仍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说，反对赫鲁晓夫“一棍子打死斯大林”的做法。斯大林的错误应当批判，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他也有正确的一面，而对于这正确的一面，“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

尽管他在这点上有保留，但他在1958年3月的同一次成都会议上说，他还是支持赫鲁晓夫，把他看作从地方党组织中涌现出来的年富力强的优秀革命者的典范：“地方工作同志，将来总是要到中央来的。中央工作的人总有一天非死即倒的。赫鲁晓夫是从地方上来的。地方阶级斗争比较尖锐，更接近自然斗争，比较接近群众。这是地方同志比较中央同志有利的条件。”1

我想，我们可以肯定，在1958年年中以后，毛在提到赫鲁晓夫时再也没有用过这种基本肯定的词语。当然，导致两人之间关系恶化的决定性事件是1958年夏季的外交政策危机（或一系列危机）。赫鲁晓夫试图在没有北京参与的情况下解决1958年7月的中东冲突，这显然是产生麻烦的一个主要根源。更为重要的因素也许是毛确信苏联领导人正在试图控制中国的外交政策。

1959年7月29日，毛与彭德怀的对抗在中央委员会庐山会议上达到高潮。当时毛对三份国外批评人民公社的文件（其中包括赫鲁晓夫在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谈话的新闻报道），写了一个简要的批语。三天以后，他把这些材料和他的批语的副本送给一位老同志，并附上一个便条，上面写道：

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