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臣开完会得几天后，朝廷的人事就进行了紧急调动。吏部验封主事孙传庭调到了京营担任兵备佥事，主抓军队训练和资金。

孙传庭长着一副好胡须，潇洒、威风、庄重，洋溢着男子汉的风采，给人以信任感。孙传庭几年才二十八岁，年轻是他的资本。官场是讲资历的，只要他不犯什么大错误，熬到侍郎一职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不过在他的心中，也许战场比官场更简单纯粹，更适合他。可以说，孙传庭是一个有尚武精神的文官。

明初立国，朱元璋倡导一种务实的风气，科举不盛，三途并用，因此在文武关系上体现为一种文武并重的风习。这种风习所造成的影响，就是军政有条不紊，边防的巩固，武备的强盛。到了正统年间之后，科举渐盛，进士一途成为仕途的唯一出路。在文武关系上逐渐形成一种重文轻武的风气。

承平日久，在明代士人当中养成一种因循苟且的陋习。士人的前途都是锦衣玉食，以科举入仕作为唯一的出路。但一旦方舆多故，疆场之事兴起，就很少看到有人敢请缨出战。重文的积习造成士大夫单知诵法孔子，对于军旅之事却一概未习。不仅如此，士人还恬不为怪，高自夸诩，以为兵法这些都是雕虫小技。这样一来，全社会就形成一股轻武的风气。

更令人吃惊的是，长时期的重文轻武的陋习，渐渐地销蚀着武将的志气。武将为了迎合这种风气，自正德、嘉靖以来，出现了一种“儒将”的说法。“将”而又“儒”，并非是“文武全才”的典型，而是武将抛弃自己的习武本业，去附和文士的风气。不仅如此，巡抚巡按也以文字的优劣作为荐扬武将的标准，兵部也据此作为任用的尺度。一旦边疆危急，这些“儒将”都束手无策。

正当重文轻武之风渐长、武备废弛的时候，一些实学思想家开始为扭转这种风气而努力，他们提倡文武并重，以挽救长期的重文轻武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明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朱由校执政时，士人的思想界极为混乱。实学思潮是当时思想流派的一个大类，在朱由校的帝师中，徐光启就属于研究物理之学的那一类人；袁可立属于认真执政做事的那一类人；孙承宗则属于振奋尚武精神的那一类人，他们都属于经世致用的实学。

孙传庭是山西代州镇武卫人，在代州长大的他最熟悉的建筑就是雁门关。

雁门关北通大同，南达太原，进可主辽阔草原，退可守千里关中，是长城上的重要关隘，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战略地位重要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代州当地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从明朝投靠蒙古的大汉奸赵全在隆庆年间，就多次攻打代州，掳掠杀害了不少百姓。后来虽然张居正改革，边军实力大涨，多次成功抵御蒙古入侵，再加上蒙古通商谈判取得了一段和平时光，可是战争的疑云总是聚在代州百姓头上阴魂不散。

孙传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熟悉边防战事并且练就了一身好武艺。他自幼熟读兵法，满腹韬略就是为了能成为一方统帅保家卫民。在一次与内阁首辅对边防的讨论中，他口出高论得到孙承宗的赞赏。如今他被提拔到京营做事，遂了他的心意，他高高兴兴风风火火的投入到京营中的训练中去。

御史左光斗正在准备调任去山东济宁当他的河道总督，他的不少东林党朋友都来向他道贺升官。的确，河道总督的差事是一件肥缺，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但在左光斗眼中，河道总督是一个要命的差事。

皇上登基还不到一年，他杀伐果断的性格已经表露出来，如果左光斗贪污朝廷下发的银两，那他一定会被斩首示众，说不定还会殃及家人。这一点左光斗还不是特别在意，他的清廉是朝野上下都有所耳闻的。

左光斗现在最害怕的是失职，不能治理好黄河。别的事没做好，往往还可以好好商量，黄河如果发大水那就是几十万的百姓遭殃。

时而咆哮奔腾，时而干枯见底的黄河，既是中华民族骄傲的象征，又常肆虐为它骄傲的民众。让黄河完全听从人们的驯服，不再泛滥为害，是帝国几千年来的大问题。在浩浩荡荡的黄水上，出现过多少治水的英雄，也有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