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船长毛文龙带着十艘大战船回山东。来澎湖列岛之前是十艘，被红夷打沉了一艘船。然后缴获了两艘荷兰夹板船，福建水师和山东水师各一艘。因此毛文龙还是带着十艘船回去。

在船只数目占明显劣势的情况下，荷兰人仍展现了及其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这夹板船的结构值得好好研究。

袁可立以前坐船巡视过海疆，对海军作战方式有一定的了解。处于山东的造船厂有精通理工科的传教士和数理院专业人士的指导，再加上陛下内帑直接拨款。现在已经造出二十艘大战船，其中十艘是到南方打红夷海盗。

前些日子，袁可立强迫省内的大地主大商人捐了四十万两白银给官府。辽东总督熊廷弼有样学样，也强迫辽东的富户们捐款，然而辽东的人口本身就比山东少，再加上战乱的影响，只收了十万两白银。

皇帝看到熊廷弼也如此行事，立马下了道圣旨，不允许各地巡抚、知府、知州、知县等地方官员效仿。朱由校对熊廷弼和袁可立还是信任的，他允许这些钱留在本省使用，但是花钱要有具体的单子呈报给朝廷。

如果让皇帝查出来他们私吞这笔捐款善财，朱由校是一定追究到底，法不容情的。袁可立心有灵犀，自然是要花钱花的正大光明。

山东总督袁可立在济南，他要往聊城送十万两白银。这笔巨款由巡按御史汪乔年运送。

汪乔年虽然押送巨款，但毫不避讳，选在红日东升时刻搬动银箱装船外运，据说是请高人掐算好的时辰，“紫气东来，鸿运高照”。出发的那一天，从银库到码头，一辆接一辆大马车，装载着用铆钉铆结实、封条封严实的箱子，在大街上扬鞭疾走。两边的护卫跟随马车一路小跑，呼哧呼哧喘粗气。这些银箱被直接运上船。

临了还依照开船惯例，噼里啪啦燃放鞭炮，祭祀河神，这才拔锚起航。济南城里的许多老百姓都赶来看热闹，扶老携幼，摩肩接踵。有人夸汪乔年“明人不做暗事”，颇具大将风度；也有人露出疑惑目光，如此招摇过市，是否吃错药了？一些知情人士焦虑道：“山东的悍匪都盯着这笔钱，准备瓜分呢！官老爷蒙在鼓里吗？”

万历末年，土匪风靡全国，流氓团伙横行城乡。按说土匪与流氓本来有所区别，给老百姓的印象也大不相同。

土匪常以“江湖好汉”自居，追求劫富济贫，锄强扶弱，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常把“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挂在嘴边。他们一般瞧不起流氓群体见钱眼开，偷鸡摸狗，欺男霸女，坑蒙拐骗，放泼耍赖，统统称之为“下三滥”。

而在山川河湖交汇，人口稠密之地，土匪与流氓却相互转换，亦即适合耍流氓时耍流氓，适合做土匪时做土匪。两者还经常合流，一旦有了“大宗买卖”，料定谁也吃不成独食，便临时结集成一群乌合之众，抢劫成功后论秤分金银，各自作鸟兽散。

有一个悍匪叫林瓜，外号叫“双节棍”，他是聊城的著名赌棍兼淫1棍。此人赌必豪赌，数百两银子输赢不在乎；嫖必狂嫖，曾放出“夜夜当新郎”的大话。他常常为了搜罗钱财，或是坑蒙拐骗，或是明火执仗。这回，他从一个官府当差的朋友那得到了这个消息，林瓜决定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一票大的。当然了，只靠林瓜自己是不够的，他还要找山里水里的朋友帮忙。

山里的朋友叫李海，占山为王，是无恶不作的土匪。此人视钱如命，为了充实自己的钱袋，拦路抢掠，打家劫舍，绑架勒索，什么来钱快干什么。

河里的朋友叫曲新，是水面上混饭吃的河盗头子。他的独到之处是跟贪官污吏沆瀣一气，官府剿匪的时候，他带着兄弟打渔冒充正经老百姓，不剿匪的时候，那就是见一艘商船就截一艘，人杀掉财物拿走。

三个悍匪带着人马，弄清楚了官船的行驶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