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不过这将会与按党的名单选出的那100名代表所代表的作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党的意图相左了。我得承认，起先我自己也曾动摇过。该怎么办呢？经过深思之后，我得出结论：总书记应当到议会去，不是以个人的身份，而是以党的领导人的身份。

还有，中央一月全会（1989年）的选举程序不排除还会有某个候选人落选或当选的可能。因而，民主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丝毫没有受到践踏。

既然已经提到红色百人党团，在某些民主派的出版物里恶毒地给它打上了叉叉，我就不能不谈谈关于社会组织在议会中的直接代表制问题，何况长期以来它早已成为大众议论的话题。就此展开的批评有时相当尖锐，我们的反对派并没有花精力真正去思考这一决定的理由。我当时就认为这项决定是必要的，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从形式主义的观点出发，事先确定名额的”社团代表制”是无可指摘的。在这种情况下，当选代表不大会获得人民大众的核准。应当注意到，这样一来真正能得到当选代表证书的，只是代表整体中比较少的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从一开始就想到了只是一次性做法。后来，相应的提法已在宪法中作了修正。

所以，谈不上什么违反。可是，采用这种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多么重要的问题啊！我们应当有清晰的概念：在当时那些钦定干部的政治文化水平，以及他们手中握有无限权力的情况下，许多改革的积极支持者，尤其是那些从事科技工作和搞创作的知识分子当选的机会是很少的。这就是说，新一届议会所面临的，不是社会的政治观点迅速向前的威胁，而是向后倒退的威胁；不是成为改革之动力的威胁，而是成为改革之阻力的威胁。社会团体的直接代表制，可以使代表整体中进入一批人数虽然较少、但对于未来议会的形成却是相当重要的有影响的民主派活动家，他们是通过工会、共青团。妇联、创作协会和科学工作者联合会提供的名单进入议会的。为了增强直观性，我举了一个例子。其实也未必需要再谈萨哈罗夫院士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所起的作用了。他是由科学工作者联合会选出的。那里还有某些著名的科学家，也是按科学院提供的基本名单通过后取得当选代表证书的。

除去这一主要的情况之外，为社会团体确定的限额还有着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在我们还没有接近多党制的情况下，这一措施在某种程度上还能”架构”起未来的议会呢。当然，社会团体的代表组合不能替代议会，但在起始阶段，主张、情绪、这一或那一社会阶层的意志，都会同它们有关联。而随着跨地区集团的形成，也会开始出现许多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未来的政党，正是它们将与苏共进行角逐。

选举运动的进程表明，我们已处在一种完全陌生的局面之中。一场为争取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为争夺电视节目的播送时间而展开的斗争显得很残酷。而在报刊上，在与选民会见时，争辩相当激烈，有时甚至表现得失态。从表面看来，有许多事情令人伤心，也有许多事情是先前所不知道的。某些领导成员对这一切感到气愤、不安，情绪上有点张皇失措。我倒觉得高兴，这说明我们确已把社会唤醒过来了，确已做到了我们前几年搞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让人民参与政治。自由选举发现了许多人才，弄清了社会各阶层的立场，我们过去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

代表中，苏共党员占85％（在过去的最高苏维埃里约占一半），而党的高层领导把选举的这一结果竟看成是党的失败，这岂非怪事？选民们”竟敢”去厚爱”别的人”，把选票投给诸如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尤?索洛维约夫那样的人，这种情况竟然会使某些人气得休克，似乎世界已到了末日。统治者圈里的精英们竟会如此”稳坐”在发号施令的安乐椅里，以至自信到不允许出现不符合他们意愿的投票结果。

选举结束之后，我们召集了一次政治局会议（1989年3月28日）。大多数人的情绪很压抑，一派天快塌下来的气氛。我的看法是，这次选举在实施政治改革中迈出了极其重大的一步。搞政治改革是我们自己作出的决议。通过选举，社会将步上一个新的层次，会消除宪法规范和政治实践之间的脱节。政权将获得充分的合法性，这本身便是巨大的成就。

在说这些话时，我感觉得到我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有些人”像是心脏病发作一般”，在我讲话过程中已无法控制自己。我语气平和地提醒说：”要是谁觉得在这里难受，可以退场。”我不是说要会议室里鸦雀无声，但会议的气氛即时安静了下来。党的纪律起了作用，尽管许多人依然还是一脸的阴沉。

我继续作分析，指出凡是人们体会到改革的现实成果的地方，选举对党来说进行得比较顺利，损失也较小。在北高加索，在斯塔夫罗波尔、在中部黑钙土各州，都有 90％的选民支持由当地党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对领导人的态度也是这样：谁平素关心人们的疾苦，认真处置消极现象，就会受到尊重，当选就有保证。

总的情景并不简单。我们应当根据选举的结果来评价党和经济干部的活动状况，特别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民们对改革进行情况，对生活问题的解决多有不满。对于政府和党中央来说，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信号，更不用说市委和区委了。

我们无权将选举运动中对领导提出的批评拒之门外。这种批评在许多方面都是有道理的。经济领域的困难境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大的开支造成的，而这些开支又是为了消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亚美尼亚地震、并非我们有意要干的阿富汗冒险行径等的后果所必不可少的。同时，也是由于我们不善于选择最佳的经济政策，加深了市场上、财政领域内的紧张形势的缘故，直到现在我们才开始在各个方面有了点头绪。

人们的情绪不好并不是因为《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或者叶利钦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要是党和政权机构真正地精简了，能够更加贴近群众，更加关心他们的疾苦，那么许多方面就会大为改观。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掉在了后头，人民走到了我们的前面，党只有以一切都是它开的头来为自己辩解了。

当时，党的处境并非毫无指望。要克服因告别牢固的权力垄断而引发的精神压抑症的机会是有的，时间也是有的。赢得人民的支持已经不能靠吃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老本了，而是要靠能够保障民主、公民权、高水平和高质量的生活的有效政策。我相信，苏共改变自身面貌是有可能的，那么，我那些担任党内领导工作的同志们，他们的情绪究竟怎么样，他们更多地关心的是什么呢？

在领导层中已经可以分出左翼和右翼，不过离直接冲突和公开分裂还很远。一部分人认为选举中民主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以为党失败了。前者竭力要使改革推向前进，后者则越来越强烈地怀念过去的那种秩序。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报界的批评意见是实行公开性的正常表现，是用以反思所犯错误的根据所在，另一些人则认为，那是反党、反苏维埃分子发动的不能容忍的一意孤行的做法和诬陷运动。

我只从我的结语中摘录出以下一段文字：”党通过改革政策培植自己的威信，不是用威胁和恐吓，而是采取公开贴近人民、而且号召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的方法。现在应当去争取另一个阶段的威望了，这是一个办实事的阶段，堵住人家的嘴巴是得不到威信的。选举表明，改革需要维护，但维护的办法只能是深化和发展。现在，主要的就是办实事。不能光围绕自我分析转圈子，也不能成天价陷于内疚自责。我们应该让人们感觉到，对于他们所批评的那些弊端，我们是会作出回应的。我们准备满怀信心地、平稳地行动起来。我们将以此去迎接代表大会的召开。”

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

选举反映出新的现实，苏联共产党跟不上生活的节奏，而党内的达官贵人成了改革的阻力，这种看法已经在越来越多地显露出来。

的确，我在出行中也愈益感觉到管理部门和党的机构正在加紧阻挠活动。他们认为，变革使他们受到被排挤出权力结构的威胁，因而竭尽所能地要去拦阻。实际上这主意打错了：本来应当改变作风，多办实事，多接触群众。可他们却依然坐在办公室里，做官当老爷。这不是积恨吗？我曾经向全国公开讲过（在一些非公开的场合讲得更多），谁不想改革，不想跟着生活的节奏齐步走，那就得靠边站。选举表明，敲起了警种。

我承认，暴露出来的党的”小毛病”已演变成不治之症，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作为改革的主谋，我看到，现实中主要的事业就是实现我国社会的民主化；同时我又是苏共总书记，我有责任、也衷心希望党能够领导这一过程，不要做这一过程的反对派。为此我还真是做了不少的工作。

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区委和市委的班子曾变动过三次，实际上苏维埃的机构也已彻底更新过了。1987年中央一月全会之后，经过差额选举已经换掉了一批第一书记，许多”老人儿”退休了。掌舵把的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是第四”梯队”的人马，可事情一如既往，一切仍在按老规矩办。酵母的作用竟如此之大，经斯大林作过简单化诠释的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在人们头脑中竟如此根深蒂固。

选举显示，只要人们不再害怕党，并且相信党的统治再也无法用暴力来维持，党的威望就马上一落千丈。从这时起，人们对共产党人表示信任，但那已经不是把他们当成强大的政权机构的代表，而是当成个人。你是个好人，作风正派，会做工作，我们支持你。普通党员开始被与党的官僚分离开来。结果令人震惊：地方领导手里掌握了所有的报纸。电台、电视、交通运输、宣传大军、政府机关、文化设施都屡屡败在昨天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手下。

我讲了政治局委员几乎一致的意见：对党的领导人选举失利一事不作组织结论。但从党内的同志友谊和仁慈之心考虑，总不能长久抵抗严峻的现实生活吧。选民的抉择对许多人来说是终极的，不得向中央申诉。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要求选举中落选的党的干部立即下台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倒是根据共产党员的要求，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从自我保护的感情出发，一个个相继被迫离开了。

这时，关于认真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人员的问题又提出来了。二十七大过后不久，许多中央委员已经不再参与活动，退休在家（303名中央委员中有84人已退休，157名候补中央委员中也已有27名退休）。从另一方面讲，许多提拔到领导岗位的人，并没有进入苏共中央的最高机构。

由候补委员递补，以及采用增补新委员的办法更新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是明智之举。起先，我同原政治局委员（他们仍是中央委员）谈话，然后又会见所有已退休的中央委员，给他们讲述当前的形势，委婉地、用商量的口气请他们理解需要把路让给新上台的党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应当说， ”老人们”都很庄重地接受了这一点，谁也没有怨言。他们自己也都意识到是退下来的时候了。而我们根本就不想剥夺这些曾经为国家做过许多工作的人参与工作的机会。曾打算让一些人进入中央成立的各个委员会，让另一些人当顾问，以便利用他们的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从精神上给予支持。

总起来说，一共退下去了一百多人，这就可以使一大批候补委员转为中央委员。增补新委员一事毫无进展。利加乔夫劝我说，这办法无法接受，在民主日益发展的条件下理应严格遵循原则，共产党员们会反对这样做的，如此等等。说实在的，我对这种做法也缺乏信心，我们能作出正确的选择吗？政治局内会开始争吵，每人都竭力要提拔自己的亲信。

一句话，决定不增补新委员，这当然是一个错误。当时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吸纳一些原则性强的深化改革方针的支持者到中央委员会中来，这样即可向党自身的改革迈出决定性的一步。无论为何，党的最高机关内的进步力量与保守力量对比就会大变，全体会议上气氛也会为之一新。

全会召开之前，曾经讨论过政治局随着即将选举新领导而集体辞职是否适宜一事。雷日科夫不只是赞同这样的建议，而且直接提出警告：这个问题很可能会提上日程，总书记应该有所准备。我认为现在不是做冒险试验的时候，就当时中央委员会的组成来看，十之八九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