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个比较保守的政治局。其中将不会有雅科夫利夫、梅德韦杰夫，而且一定没有谢瓦尔德纳泽，也不排除连总书记也会落选的可能性。

全会于4月25日召开。

有关政治局辞职的问题，全会上没有提及，可党内达官贵人的恐慌情绪则表现得淋漓尽致。会上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话题自然是选举。一部分人干脆以为，选举结果对党和他们自己都糟透了。另一些人谈及此事时明显带有指责领导的语气，觉得是上面要进行民主实验而”把事情搞到了如此不成体统的地步”。最为激烈的也许要数亚历山大?梅利尼科夫的发言，他是中央建设部部长。我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个有思想、有个性、热爱新事物的人。也许，这样的评价从当时一般公认的人事标准来说是正确的，可是在那剧烈变动的局势中就没有什么用了。

确实也有不少党的其他领导人，在70年代看起来属于富于冒险精神的革新者。因此，勃列日涅夫和卡皮托诺夫宁肯把他们”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去，而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一上台，这些”扰乱安定的分子”又陆续被召回来担任党的领导工作。但渐渐地发现他们的革新，怎么说呢，具有限于在制度范围之内的性质，不敢越雷池一步，不敢置清醒理智于教条之上。

说老实话，我听梅利尼科夫的发言，感到惊奇和恼怒，那恰巧是因为我没有料到他会如此（恕我出言不逊）顽固不化。诚然，他还没有勇气指责我和我的战友背信弃义，后来我们的原教旨主义者便在这方面小试身手。但他还是毫不掩饰地指责领导，说他们把党引向崩溃，说他们脱离人民，搞特务监控，不知道国家靠什么在过日子，地方上在干些什么。这简直是（恰好是）跟利加乔夫在政治局里相互呼应。后来我认为，就连梅利尼科夫的发言稿起草恐怕也少不了利加乔夫的参与。后来，他扎扎实实干起了这事（按照极坏的老传统），以策划对总书记的”自下而上”的批评。

全会召开之前，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比通常更加详尽地提供其工作状况的信息。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正是现在应当让社会完全了解党的领导层内部”各种力量的分布状况”，让人们知道谁是怎样的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我有意揭开致使当局脱离人民的那层神秘的帷幕的想法由来已久。在现时的情形下，中央委员会里顽固派的立场促使我全部公开全会上的争论状况的建议。

我听到赞同的声音，但很明显，大多数人对这项建议缺乏热情。不仅因为作挑衅性发言的书记们很不情愿成为民主派报纸评头论足的目标。对于许多人说来，这无异于放弃党内高层人士所享有的最重要的特权之一。但谁也无胆量站出来反对。诚然，作过一些修正：公布时加上评论。我表示反对说，不行，不加任何评论，让人们自己去思考。我的想法并没有错：社会上看到了苏共中央内部的真情实况，看到了总书记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工作的。

按照惯例，全会的结果在政治局会上进行了讨论，大家都对这些结果作了肯定的评估，不过很明显，领导层里各派所表示的赞同，其含义并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利加乔夫甚至建议在党内搞一次讨论全会结果的运动，显然他是想给支持”民主立场”的人制造困难，是想加强纪律。而所谓的纪律，主要是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党的领袖和党的机构。谢瓦尔德纳泽对”全会上所展开的直接对话”表示满意，并补充说，他离开会场时，感到忧心忡忡。”我们没有培养出一批具有新的思想观念的干部。党的积极分子的情绪让人警觉起来，这需要改变。我们没有听到认真的、有效的行动纲领。除去一两个发言人以外，没有人提出什么建设性的计划。把责任推给中央，推在改革头上。非正式组织成员走到我们干部的前面去了，他们同中学生、大学生、甚至民族主义者一起做具体工作。一场现实的政治斗争正在进行，而我们的人却在同假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如今社会上很激进。应当开展争论，拿出事实来证明或者定下心来干实事。人们要求开除那些表现不良的人，可这样的人成千上万呀……”

我也作了一次详尽的结论性发言。因为面临着就是要同这个领导班子一起筹备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这就要求即使达不到”令人愉快的”思想上的一致（这样的一致从来也不曾有过，现在更无从谈起），至少也要对近一时期的行动纲领取得共同的看法吧。我还是尽力把这个纲领的总的轮廓表述了一下，主要是筹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计划已经过认真细致的酝酿。我又强调指出，对于党来说，当前主要的就是帮助解决具体问题，掌握新方法，”到人民中间去”，到群众大会上去，不要光坐在办公室里，要学习在民主条件下工作。

”越过了”全会这一步之后，应当继续向前推进，为国家生活中的一件非凡的大事作准备。这大事便是第一次自由选举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局会议开过两天之后，4月27日，我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碰头会，以便再一次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透。这下子可不是起草发言稿的事，应当提出建立新政权的构想。也不是简单地着手准备一份像过去那种干巴巴的由”守纪律的代表们”一致通过的法律草案。我们从一开始就会遇到强硬的反对派，他们因这次选举获得了勿庸置疑的成功而精神大振，并急切地要投入战斗。而大多数代表会怎样行动，还不完全清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谁首先说过这样的话，但大家都很支持这个说法。他说：从今往后，决定国家生活的主要的政治中心是人民代表的代表大会，而不是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了。这是一次急转弯，一次真正的大转折，随之而来的应该是逐步取代旧的政权体制以及这一政权的各种象征性的标志。

议会之诞生

1989年5月25日。上午10点。克里姆林宫会议室里座无虚席。舞台上像往常一样，布置着带有列宁像的大幅覆墙画。池座里很多熟悉的脸孔，包厢则是留给外交官和记者的。电视摄像机飓飓作响，一切都是老一套，所以也习惯了。有一个新气象：政治局委员的坐位排在当选人民代表中间，而代表之中没有拿到当选证书的人则坐在客人中间，就像普通人一般。宣布代表大会开幕的，不是苏共中央总书记或者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而是中央选举人民代表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但总的来说，暂且变化不大。

奥尔洛夫的讲话加强了这一印象。他谈了许多新现象，用的却是老话。听到了不少标准的、”拔高了的”表述，诸如：”广泛的、迄今从未见过的公开性”、”劳动人民的政治积极性蓬勃高涨”、”改革成了全民的事业，苏联人都支持进一步深化改革”、”选举是具有根本性意义的步骤，使我国社会按照党的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和全苏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指明的道路向前迈进”、”人民把列宁的党看做能够团结苏维埃社会的力量”、”从有利于共产党、有利于党的革新方针来讲，我们还没有比全民投票更强有力的措施”。

我坐在第一排，后面是莫斯科代表的席位。我听到沙沙声、窃窃私语声，人们显然开始恼怒了，他们所期待的代表大会开幕式不是这样的开法。我责怪自己疏忽了这一非同小可的细节。但过于纠缠这些事也不必要。只要一宣布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它的进程就未必会按照原先安排的方案实施了。第一个自由发言来自里加的医生b.o.托尔佩日尼科夫登上讲台，全场起立，为第比利斯的殉难死者默哀。激动的场面马上将政治时针拨到了新的刻盘上。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留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启航，要去作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为大船开辟航线的不仅有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领航员。这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已经可以看出来。反对派通过他们的领袖萨哈罗夫之口要求变更原先已经提出的讨论程序：先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作总结报告，讨论国内局势，然后再选举新的国家元首和最高苏维埃的组成人员。

请看萨哈罗夫是怎么说的吧。他说：”我在我的发言中曾多次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作候选人。我至今仍然持这一立场，因为我看不到还有什么人能够领导我们国家。这一点我现在没有看到。我的支持是有条件的。我认为，必须展开讨论，必须有候选人的报告，因为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所有的选举我们都应该支持差额提名的原则，包括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选举在内。我在这里讲候选人时用的是复数，尽管我认为很可能不会有其他的候选人出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改革的创始人，他的名字是与改革过程的起始、与在四年时间内领导着国家这一事实，应当说与这四年内我们国内所发生的一切都分不开的。他应当既讲讲成绩，也讲讲错误，以自我批评的态度，讲讲这一切。而且我们也将据此决定我们的立场。”

显而易见的矛盾惹人注目：一方面，萨哈罗夫承认，在这种情况下别的候选人不大可能产生，而另一方面却又坚持先要听我的报告，再对之作出评价。起先，我倒是想，这是力求从一开始就把法制机构的工作引上坚定的民主程序的轨道，但在对我们的激进派的立场再作一番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得出结论，在这里另一个动机要关键得多，那就是将他们的行动纲领强加在大家头上。

据我猜想，不久以前还只是改革这块工地上的小工头的民主运动的奠基人，在选举首战获胜之后处于一种兴高采烈的状态，他们对于我没有回应他们的呼吁感到气忿，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觉得受了污辱。也许，他们曾作过近乎这样的考虑：”他只有作第一冲刺的本事，到此为止了。”无论如何，他们对我表示的拒绝是不会原谅的。不久我就从有理无理都对我进行尖刻而粗鲁的攻击中感觉到了这一点。

其实，问题当然不在于我的纲领的局限性或者我本人作为政治家的犹豫不决。在面临最剧烈的变革时，我一刻也不能允许由”白色分子”统治来取代”红色分子”的统治。我认为改革的全部意义，正是要结束阶级专政这一原则本身，要彻底结束我国社会70年来的分裂局面。要拔除公民之间深刻冲突的根子，建立一种宪法机制，在这种机制下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靠打耳光、流血，而是通过政治来弄清。

此外，不能忘却，我是共产党中央的总书记。千百万人把这个岗位托付给我，我要是跑到另一个阵营中去，那是不像样的、不诚实的，甚至可以说是犯罪。当时，我作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后来是总统，我认为不用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施行暴力的方法、而是通过协议的方法推动改革，是个原则性的问题。至少也要采用主要的各派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都可以接受的妥协的办法。

代表大会上这种自发的”政党结构形成”，早在大会开始之前很久、实际上在选举之后就已经出现了。一方面，激进的知识界，主要是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界代表联合起来了。这一有组织的议会党团雏形就是”纪念碑”，随后叫做跨地区议员团，再后来发展成了”民主俄罗斯”。这个党公认的领袖，在初创阶段是萨哈罗夫，其主要的思想家则是加夫里尔?波波夫。如果说，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头几天，跨地区议员团的成员在回答能干的记者们有关他们的纲领目标时还有些支吾搪塞的话，那么据我记忆，不久之后波波夫就公然承认他们把自己当成反对派了。诚然，这时他们还没有宣布这反对派具体是针对何人而言，但已不难猜透，因为苏联共产党当时还是执政党嘛。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参与跨地区集团的、或倾向于这一组织的大多数代表，参加这个组织的会议，却不办理正式加入手续，依然留在苏共内部。除了萨哈罗夫之外，跨地区议员团的所有领导人实际上都是党员：像波波夫、阿法纳西耶夫等等。所以，执政党内的大多数和议会中的反对派之间的界限就显得很”模糊”了，这也就带来了诸多不便。”中央机构，以及大多数领导成员都未立即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全新的情况下行动，需要重新学习，坚决屏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