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发言的基调是，集中揭露并咒骂使苏共失去了垄断统治地位的领导人。许多人从心底里抱怨经济、文化、族际关系中出现的问题，一点也看不到自己的过错，把全部责任都推到”热心的改革者身上”（称他们为”破坏者”）。总之，这是统治者阶层对改革的极端敌视的反应，无非是因为改革大有动摇他们权力之虞吧。

这倒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我就这么说，党的领导挨了批评；事实上，他们咒骂的只是领导层中的民主派。逐个列出名字的有：总书记、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有些人还想起了拉祖莫夫斯基。但没有沃罗特尼科夫、斯柳尼科夫、克留奇科夫、亚佐夫，以及其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似乎也没有利加乔夫的帐。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决议都是党的领导集体通过的，何况也是得到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赞同的。发言者不是不知道这一点。

在争辩中保守情绪占上风，他们丢开报告不顾的做法，说明他们是有充分准备的，我甚至说，是经中央组织部安排进行过多次协调行动预演的。正当我们在认真思考所发生的事、并为党制订政策得出必要的结论时，领导层里和机关里的顽固分子却”长时间坐在电话机旁”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联营社会议”，接见党的干部。当然，这是代表大会之前的通常做法，但这一次通常做法却是被利用来按照反改革一派的方案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

我得到的消息说，代表们得到的是决不符合”新思维”精神的训导。利加乔夫和与他持同一立场的中组部副部长o.巴克拉诺夫（过去事实上的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头头）活动特别积极。当然，他们的立场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秘密。使人无法理解的是，对改革路上的每一步都有自己一份责任的人，居然会与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搞起幕后活动来了，还唆使他们起来闹一场独特的”反改革的骚乱”。我对人类的灵活性资源显然估计不足。

在代表大会上参与组成好斗的”原教旨主义”多数派的有：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c.古连科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e.索科洛夫等人。

我还会见了各区委和市委的书记们，同他们聊了四个小时，觉得他们都在为生存、为保持自己的权力而斗争。而这只能驱使他们去设法捞回老本、让党返回到原有的立场，最终以葬送掉改革事业收场。

现在再来谈谈另一翼——苏共改革运动中偏左的一翼。报告为他们提供了指明辩论方向，展示自己论据的可能性。但他们不善于利用这次机会。

在李森科、绍斯塔科夫斯基、布兹加林、卡尔加诺夫的发言中使人感到过分的谨慎，他们都是和蔼可亲的人。也许，这些民主纲领派的领袖都被原教旨主义者吓坏了。如果说他们曾充分考虑了率领党内五分之一的人前进的构想的话，那么在代表大会上甚至连认真的划清界限的打算都不曾有过。这一派的某些发言人呼吁自己的同伙：万一他们的意见没有真正受到重视，就砰的一下关门走人。可这些人立马遭到拒绝。其中绍斯塔科夫斯基还声称，他的一伙人不会离场。在这里原则也为利益让步了。左派不愿意放弃自己那一份党的遗产：知识、报纸、财政资金等等。

所有这一切并不说明，争辩中完全听不到改革派思想的声音。应当公正地说，叶利钦的发言有这种精神，而且相当尖锐。他说，未能削弱党内保守势力的活动。

关于苏共的命运，他说：”要么在政治现实的压力下党的机关下决心在党内进行根本改革，要么抓住注定灭亡的形态不放，并成为人民的对立面，咸为改革的反对派……我们把生命的几十年都交给了党，认为有责任来到这里，为的就是要说一声，苏共总还是有出路的。尽管很困难，很艰巨，但有出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向多党制转轨势所必然。必须有组织地把苏共已有的纲领都记载下来，给每个党员以自己作出决定的时间；更改党的名称，应该是社会民主党；党应该摆脱任何国家职能。”d我立即说：这些论点和政治报告的精神相近似，也与改d革派的立场相接近。但叶利钦的主要目的决不是要改革党，而是要破坏党。

他的所谓现在来讨论党纲和党章为时尚早的说法也是以此为出发点的。

在这严重关头使党处于深人改革的阶段而无纲领目标，不去实现其结构的民主化，而这恰巧是大家，从普通党员和最基层的组织到各共和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都这么要求，这就说明要使党迅速垮台。怎么可能不讨论纲领，不决定苏共政策应该建立在怎样的原则基础上而形成新的领导呢？

总之，叶利钦并不愿意加入改革派一边真正帮助拯救党，以求对之进行适时的改组。我想，这中间不仅仅是出于不相信有这样的可能性，他多半是不肯以二流角色参与到苏共里来；他急切地要掌权，认为自己已经是另一个、他自己的党的领袖了。

阿巴尔金的发言很有内容。他公正地指出，对党来说，主要的是革新思想理论基础。”经验证明，建立在经济全面国家化、否定多种形态的所有制和经济活动、否定市场基础之上的模式，是不能保证高水平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当阿巴尔金院士开始提出有利于市场的论据时，他的发言时不时被会场里的喧嚣声、砰砰的关门声打断。但他并不离开讲台，就在这种越来越紧张的气氛中讲完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们应该摆脱神话般的空想：一种表现是，似乎不作出牺牲、不经历苦难、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就能转轨到繁荣昌盛的经济；另一种表现是，似乎这种转化在保持对价格的行政监控、不触动价格形成体系的条件下也是可以实现的。

中间休息时，我试图找到阿巴尔金。我已不记得，他是什么时候来我这儿的，就在当天呢，还是次日。我对他所作的很有意思的发言表示感谢，接着我们谈起了改革价格体系的问题，我们还回想了他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取得何等的轰动效应。当时许多人，其中也包括我，都对阿巴尔金所谓经济正走向崩溃的见解感到愤慨。要知道，他注意到了政府的极度胆怯，以及改革起动时拿不出一套系统的办法来的情况，这是对的。他的发言受到保守分子的猛烈抨击，激进分子则诬蔑院士偏爱受调控的市场思想。

在确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时，就已经提出过关于政治局委员个人作述职报告的问题。这个题目，事实上成了整个代表大会前半部分的基本主题。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斗争最终可以说打了个平手。这场斗争采取的方式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分子胸怀要把那些使他们丧失权力的罪人”抹黑”的强烈愿望，成功地坚持要”作述职报告”（诚然，基本上是在分组会上）。本来还设想了那么一道侮辱性的程序，作为让坚持改革方向的活动家”当众出丑”的方法，但他们无法操纵对这些报告提出评估这道程序。

我在准备阶段以及代表大会的多次会议上曾坦率地说过，整个这种想法没有什么意思。政治报告，这就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集体机构作的述职汇报；更何况党的某个方面的活动都要受到它的监督，所有原则问题都是经过集体讨论并作出决定的。

当然，如果情况正常，有人建议听听每一位领导人员的工作汇报，这本也没有任何不体面之类的问题可言。但是，在剧烈的政治搏斗情况下，这种所谓的”自我述职汇报”的方法，显而易见是企图给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以打击，给我以压力，迫使我改变立场，而一旦得逞，那便是政治上的胜利，进而再由此引出”组织结论”。

最后，所有的领导成员都作了汇报，成绩各不相同：有人”一炮”打响，因为事先精心作了准备的发言，极善从光明面着力表现自我；有的人回答问题时”神志不清”；还有人脸色苍白，显得平庸。

述职汇报以及有计划地对领导的革命路线实施猛烈的抨击之后，”家宴食谱上的美肴”已近耗尽。活儿就转到分组会去干了。在稍有建设性味道的气氛中举行了全体会议，会上各分组会的头头汇报了各组的情况，某些政治局委员回答了有关问题。

问题是各式各样的，有嘲弄挖苦的，也有善意关怀的。我的同事都能选定恰当的语气，列举颇有说服力的论据，由会场上的气氛可以看出大多数人对此是满意的。代表们情绪上的转折明显地反映在他们所写的建议停止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价的字条上。哈里托诺夫代表写道，不应该对政治局委员进行审讯。”也许，这样做会使有些人满意，但每个人都应该放聪明一点，不要把代表大会搞成没完没了的审讯。要知道我们正在朝着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有人却在召唤我们回到1937年去”。这一席话赢得了掌声。

我抓住情绪的转折，提请大会对中止听取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述职汇报的议案投票表决。投赞成票的计3078张，反对票1113张，弃权票50张。如果把这一次同三天前的投票结果相比较，那时候主张要对个人述职汇报作出评估的有2557位代表，反对的1393位。看，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多大的”摇摆”啊。理智逐步压倒了狂热，普通代表受到”强制”的影响减弱了。

关于就政治报告辩论作总结发言该怎么说，我想了很多，也常在和同事们议论。原先经过深思熟虑，精雕细琢的文本我手头没有，于是只好干坐了大半夜。7月10日凌晨，我发了话，想要核实几处要点。

”改革的政治方针、在社会主义选择的范围内革新整个我国社会的政治方针，得到代表大会的支持。大多数代表都明白，这一方针是由现实生活中提出来的，尽管有错误、失误和延误，尽管国内局势充满矛盾冲突，但业已发生的变革的总的结果是可观的、进步的。

主要成果是：社会获得了自由。自由解放了人民的力量，使千百万人得以投入政治生活，并使迫在眉睫的改革大业开始启动。没有自由，就没有这次代表大会的那种气氛。

另外一个问题是，无论党也好，整个国家也好，无论旧有的还是新成立的运动以至我们的新政权机关，我们大家都还没有学会运用已经获得的自由。党的危机的根源恰恰在不善于、也不愿意去弄明白：我们已经生活并工作在一个新的社会里，这个社会具有广泛的、实际上是无限的公开性和史无前例的自由。需要有另外一个经过革新的党；不搞民主化，不加强同人民的直接的联系，不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我们就会丧失阵地。”

当谈到在改革的主要方向上下一步该怎样做的时候，我提出要把经济改革战略摆到首位。我说：”我国的全部历史证明，通过对指令性体制的修修补补来摆脱国家和公民所处的困境的做法是毫无成效的。如果硬要这样走下去，我们会把国家搞垮。市场经济的优越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证明，现在的问题只是，在市场条件下能否有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劳动者的制度所特有的东西能否得到保障。答案是：不但可以，而且正是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才可能大大地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使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宣布打算向市场经济过渡一事使人民感到恐慌。市场是以商品货架空无一物和物价昂贵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从价格开始不是办法，不改革价格形成，也就无所谓市场了。总之，我们要扭转这个印象，并在9月份以前向最高苏维埃、向社会提出经过反复斟酌的建议，以便让它们确定立场，并作出选择。”对于改造党而言，最重要的，当然莫过于确定其纲领目标。”全部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有些同志认为，只要我们现在在纲领性声明中写上仍然忠于老的观点，那么一切就都到位了。到什么位呢？我们不是又要回到我们60多年来一直呆着的那个老地方了吗？那种状况造成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不是一部什么都按照章节、条条、规则和原则分别写好的教科书。它将随着社会主义本身一起形成，将随着我们促使国家变成一个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文明、精神生活丰富、自由幸福的国家一起形成。随着我们重新掌握全人类的价值观念，不是把它作为某种阶级方面异己的东西，而是作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