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应有的正常的东西来掌握。这些价值观念可是历时好几百年才锤炼出来的啊，对它们采取轻视态度已经给我们带来众所周知的后果。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还将在使国家参加到共同雉动文明进步的过程中形成。正因为如此，广范的范围是由新思维决定的，而新思维已经在全世界作为我国新的国际主义被接受下来，这种国际主义是要把世界团结起来，而不是把它分裂成为互相对抗的阵营。

我们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里继承高级的思想方法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这将是我们理论上和政策上的依据。但是我们决不允许把经典作家创作的一切变成例行的简明教程，看来，有人对此感到遗憾。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它对于改革、对于社会都极其有害。”

坦率地说，我对于这些话能受到掌声欢迎感到高兴。这说明，人们已开始思考，开始怀疑那些原以为不容怀疑的基本原则了，他们不愿意再次受制于仅仅享用一份可怜的精神口粮了。

我还不得不出来维护我国的对外政策，当时原教旨主义者将其作为攻击的对象，指责领导”丢失了”东欧（就好像那是我们的殖民地一样！），在西方国家面前”屈膝投降”，还”出卖了”阿富汗。其实，”维护”这个词用得未必合适。我是竭力想证实，只有顽固不化的”鹰派人物”才会咒骂能够结束国家的超军国主义化，使世界摆脱掉核毁灭，为我国进入世界经济结构和世界政治结构的一体化创造前提的方针。

我的最后一个题目是：党和政权。”许多代表都对苏共丧失威信，党受到其他政治力量所排挤，在某些地方共产党员被迫转入反对派，深表忧虑。这可是实际情况。如果党的干部仍然打算回复到过去那种可以从中央得到管理一个区。一个市、一个州、一个共和国的委任状，不管你工作得如何、人们对你有何想法，你都可以在这个岗位呆上一辈子的时代，那就不会有任何向好的转折。昨天是无论如何拉不回来的了，而且无论怎样的专制（如果有谁脑子里还有这种梦中般的想法的话）也都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只要我们大家还不懂得苏共对政权和管理的垄断已经结束，党就不可能得到改造。即使我们能够在选举中赢得多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为赢得执政党地位而工作），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同非党代表合作，同其他真正关心国家命运的、法律上承认的政治流派的代表合作。要同宗派主义情绪、同这一垄断彻底决裂，并从党的工作人员和全体共产党员的思想上根除这些东西。”我以这一思想结束了我的发言。

宣布中间休息。我刚从讲台上下来，代表们就把我围住了：有人想跟我谈谈印象，有人急于利用机会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还有人就只是想让我记住他。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自然的表露。记者们也蜂拥而至，要求进行简短的采访。我摆脱羁绊之后进了休息室，政治局全体人员都已聚集在大桌子旁。大家纷纷表示祝贺，真诚的程度参差不齐。我记得很清楚，在一片赞扬声中也有利加乔夫的嘉许。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你今天情绪极好。一篇提纲挈领的演说，一个准备充分的纲领……”

我不敢担保每个字都那么有分寸，但总的意思确是如此。我很感激，但自忖：莫非我真的相信这些说法了？然后立即想到，他是在耍滑头，是想解除对他的盘算的怀疑。最近以来，我不止一次不得不在政治局”开导”利加乔夫。的确，他是右翼的领袖，这一点对谁都不是秘密。我们面临选举，他已经”试着坐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而且还对能赢得总书记的祝福寄予希望。

接着，开始起草决议。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首次对这一工作如此认真（我这样说是把列宁时期排除在外的，当时根据速记记录，即使是最简短的文件也总要对草稿进行讨论，而且气氛活跃）。至少在我所曾经参加过的代表大会上一切都纯粹是走形式而已，工作简单化到了粗俗的地步。在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干脆决定无须故弄玄虚，因为”列昂尼德?伊里奇指勃列日涅夫。作了一个非常好的报告，那里面无所不包，就让我们通过一项简短的决议：一切照总书记总结报告里的原则办。”

是的，这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也与历次大会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组建文件起草委员会时便出现了尖锐的争论。比如，有不少代表对奥托?拉齐斯参加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党章起草委员会）表示抗议。尽管我认为他当时的观点还是相当有分量的，但对他发表在《消息报》上的文章不满意。有人把改革派人士排挤在外，与此同时却大量吸纳秘书班子里的代表。

我觉得，这两种人参加委员会都是理想的对象。委员会略为大一些是可以的，但不应该给人以印象，似乎有人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也不能因有各种不同的派别和不同的观点而设置人为的障碍。当选举各委员会的主席时，角逐就尤其激烈了。候选人拉祖莫夫斯基在竞争党章起草委员会领导人的职位时落选了。当时我就提议由我亲自出任，结果当选了。

起草纲领性声明的委员会由梅德韦杰夫主持。觊觎农业政策委员会主席职位的人多达11名。有人以戏剧性的基调提出由利加乔夫来领导这个委员会的问题。这说明，担任这一职务的活动家似乎就领到了一张”通关资格证”，是取得了代表大会之后仍能留在党的领导组成之内的一种独特的保证。这是利加乔夫的支持者全力维护他们利益的代表人物的做法。顺便提一下，在投票表决他时场内一片掌声；而赋予阿巴尔金领导经济政策问题委员会的提案，则被持有保守情绪的代表否定了。

我想根据个人的经验来转述一下这些委员会的工作气氛。一般说，如果由总书记来担任某个委员会的主席，那他似乎总会把实际工作中的全权托付给身边最亲密的人员中的某一位。这一次，尽管争论很激烈，加之我必须经常出席代表大会，但我还是不得不亲自召集好几次党章起草委员会的会议。

我就经常在代表大会主席团和我那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之间”来回穿梭”。我结识了许多很有意思的人，我把其中有些人列入了”中央调人名单”中，并通过这张名单将他们调进了苏共中央领导机构。

我想，既然当时在党章里已经把党的民主化问题确定下来，那就总会有比较积极的结果，没料到民主化的历史到1991年8月居然中断了。这里我所指的首先是扩大共产党员和基层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削弱中央集权、下放职能有了保证，而吸纳各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政治局又保证了行动的统一。

每天都有人向我汇报其他委员会的工作状况。经济问题委员会里改革派和保守势力双方之间的观点严重对立。关于所有制形式的交锋以”劳动者私人所有制”的提法取得一致而获解决。正统派分子自始至终为反对市场而战。最后，委员会坚持了符合已由社会认可，且在最高苏维埃例会上得到确认的立场。这段时间内，政府已在为采取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紧急措施提出建议作准备了。

这是一场持久而紧张的斗争。只是到第13次会议之前，整个代表大会期间才出现转折，我在这次会上作了总结报告。前面还有激烈的争斗，那是同选举新的领导有关的争斗，但主要的问题已经解决，我们不能容许使党偏离既定的改革方针，我们已经为党的改造奠定下基础。□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六章 新思维和对外政策（1）　　 出发点要在经济领域和政治体制中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必须在对外政策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否则是不可能的，这个道理大概不证自明。作为开头，至少也得把”冷战”的积雪扫除干净，把由于我们被卷人世界各地的冲突、参加糜费精力的军备竞赛而带来的种种问题所造成的压力缓解下来。必须认识到，无论就国内而言，还是就国际而言，”长此下去是不行了”。

此时日益逼近的危机已经有目共睹。增长速度的减慢，技术和工艺落后于发达国家，人民生活质量水准低下，一切都说明一场重大的改革势在必行。早在我当选总书记之前，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关于对外政策必须进行重大改革的一些想法就在头脑中形成了。我并不是要说我的文件包里此时已装着一份详尽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此时已经有了一个相当明确的目标和关于头几个步骤的大体上的设想。所以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的改革开始齐头并进，一个方面的成功推动着另一个方面的改革，而挫折则会使两个方面的改革同时受阻。

但是，无论”第一把手”的思维方式和意图多么重要，总书记也不能独自统揽对外政策。况且这里所谈的并不是什么小事，而几乎是180度的大转舵。当时必须让国家集体领导班子认识到这个必要性，对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则必须予以更换。这项工作由我做了，读者对此已经了解。

问题还不仅仅在于领导班子。党中央、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贸机构中国际部门的机关人员，总体上是保守的，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所受到的”训练”并不亚于那些内务部门的官僚，很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在”国际战线”上确有不少向往变革的分析研究人员和专家。把这些人提拔到外交领导岗位上来，是我的最初的几项任务之然而在这之后，事态仍然进展缓慢，党的二十七大决议和向无核世界推进计划已经通过，人事方面已经做了调整，可是”外交马车。依然墨守成规，步履维艰地走着老路。

1986年5月底，关于苏联外交新作用的问题提交外交部的会议讨论，驻各国的使节、在莫斯科的”外交界精英”全都应邀到会。会议先听取并讨论了部长的报告，后来（5月28日）我也向这些国际问题专家们发表了讲话。讲话的主题是：外交机构跟不上步子，滞后于政治领导班子的构想和实际步骤。我把这次会晤看做是全面贯彻新思维工作的开端。

很难说当时世界上的事态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因为我们在新政策框架内采取的步骤一开头就因为西方各个政治中心不理解、不接受而屡屡碰壁。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广大公众能否认识到：世界正濒临深渊，不能听任事态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了。政治家们不能不正视这一事实。

有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最重要的不是获得同情、怜悯，而是获得理解。为了首先求得理解，我努力把自己对必须进行的变革的看法写进《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该书列举了我认为取代战后国际秩序的新国际秩序应该赖以构建的理论公设。这就是：各国和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均衡、选择自由、连带责任、共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

我们认识到了必须破除对外部世界的扭曲观念，它几十年来使我们和外部世界对立，这不仅仅对经济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对社会意识，对科学和文化，对国家的知识潜力，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我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在当代相互依存的世界，一个闭关锁国、思想封闭、与全球的发展隔绝的社会，是不可能进步的。今天，任何一个社会，只有在和其他社会互动而又保持本色时，才能够得到充分发展。

我们认识到，不顾及他国的安全利益，就无法保障本国的安全，而在核时代不可能用军事手段建立起可靠的安全。这促使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全方位安全观念。全方位安全囊括民族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的各个方面，其中包括人权。

如今这些论点已广为人知。讲话、文章、学术专著中都千百万次提到它们。在那个时候，这些论点在国内外都是很难一下子被接受的，在实际中贯彻这些论点的尝试更谈何容易。我记得我于1986年1月15日发表声明，提出了使人类全面摆脱核威胁的建议。这项建议遭到了怀疑和讥讽，被说成是苏联司空见惯的”和平斗争”中又一个宣传花招。没有多少人相信在几年之内能够使核裁军事业获得切实的进展，能够结束”冷战”，能够填平使东西方隔离的鸿沟，能够妥善地而不是唐突地解决世界政治中的其他难题。

其中最”棘手”的难题，无疑是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通过对话和理智的妥协，苏美关系得到了改善，这使整个国际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