氛出现转机。

承认所犯过的错误，吁求睦邻友好，从而消除了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不和。苏联和日本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对话。符拉迪沃斯托克倡议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倡议，使面向幅员辽阔、前程远大的亚太地区的窗子化掉了冰霜。

同欧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就降低军事对抗水平所采取的重大措施，东欧.国家摆脱”超级大国的束缚”，全欧进程获得的新动力，所有这一切促进了欧洲作为全球积极变革因素所起的作用得到了恢复。

谈判过程尽管遇到了重重阻力，却初见成效，为调解区域冲突和不断改善国际气候奠定了基础。如果说以前”苏联威胁”这个概念左右着我国同西方的关系，那么到了1989年初只有那些抱残守缺的顽固派还把这个可怕的词句挂在嘴上。几十年来对苏联有增无减的恐惧开始消散。”反苏堡垒”对亚美尼亚地震做出的反应成为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坦诚和感激之情接受了同情和援助，这是国际局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的象征。

新的对外政策开辟了与当代世界西方、南方、东方的各种不同力量进行接触和交流的可能。就在不久前似乎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的一些集团，原来我们和他们的代表人物也可以找到共同语言和相互谅解。

战后年代第一次，恐怕也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的安全增强了，但不是靠扩充军事实力，不是靠追加数额本来就巨大的国防开支。正相反，我们可以按照单纯防御的观念修改我们的军事学说，开始削减武装力量和武器，着手将军工生产转为民用生产。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考虑到了北约国家的回应行动将无损于苏联的安全。

从1994年的”高度”回顾过去几年，必须承认，尽管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我们国家和国际社会遇到的麻烦依然有增无减。新的问题取代了先前的问题。必须继续走下去，根据已经取得的经验更新”新思维”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历史记载着今天提出的许多问题的答案。例如，成功的协议，其原因何在？这些协议又是用什么方式达成的？从另一方面说，那些至今仍令人伤脑筋的国际问题，妨碍它们解决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下面我将对这些情况做出如实的阐述。决无隐瞒和矫饰。

苏美关系的转折。第一步：日内瓦1985

我本人和我的一些国际事务中的同道，都认为应当从美国着手。美国既是一个超级大国，又是公认的西方世界领袖，没有它的首肯，任何企图求得东西方关系突破的尝试都将无果而终，甚至会被看成是”阴谋”、”离间”等等。罗纳德?里根不同于社会民主党人帕尔梅或社会党人密特朗，他曾经把苏联称为”罪恶的帝国”，由于实行”里根经济学”、人侵格林纳达以及其他种种劣迹而遭到我国宣传界的痛斥。同这样一个人寻求共同语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经过漫长的谈判，我们才就1985年深秋在日内瓦同他会晤达成协议。

苏联代表团下榻在苏联代表处大楼，部分谈判、招待罗纳德?里根和南希?里根的宴会也在这里举行。美国总统住进了距日内瓦五公里的一所二层楼房，美国人还在日内瓦湖畔租了一幢名为”弗莱尔德奥”的别墅供谈判用。

苏美首脑最近一次会晤是在1979年夏天，距今已有六年半之久。国际形势已经极度白热化，北大西洋公约和华沙条约两个强大的集团，各自筑起核弹头导弹的篱笆，彼此对峙，闹得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无怪乎全世界都把眼睛”盯住”了日内瓦，为了报道这次会晤，有3500名记者云集于此。

11月19日10时，我乘”吉尔”牌汽车抵达”弗莱德奥”别墅。里根出来迎接，走下台阶。我们初次见面就很自然随意，无拘无束。旁观者甚至觉得我们立刻用双方都懂得的英语或世界语交谈了起来。里根邀我与他合影，我们便走进楼里。和我在一起的有谢瓦尔德纳泽，我当时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雅科夫列夫，副外长格?科尔尼延科，驻美大使阿?多勃雷宁，党中央部长列?扎米亚京。美国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国务卿舒尔茨，白宫机关领导人里甘，驻苏大使哈特曼、安全助理麦克法伦、白宫和国务院工作人员尼采、里奇威、梅特洛克。

对日内瓦会议，我们的态度很现实，不指望达成重大的协议，只希望为进行严肃的对话创造一些前提条件。不无重要的是，让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彼此”端详”对方，就当今世界和本国所起的作用交换看法，思考一下为缓和敌对情绪、建立合作关系可以做些什么。后来我得知，美国人曾经想要弄清楚，撒切尔夫人赞扬戈尔巴乔夫的话究竟有几分道理，戈尔巴乔夫究竟是不是”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我认为这是他们对之感兴趣的最重要的方面。第一次会晤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

按照几十年来形成的惯例，在出行之前，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制定、审议、批准一份给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指示。这份指示是在我直接参与下由外交部、党中央国际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共同起草的。人所共知，指示有各式各样。如果就政治对话而言，那么这仅仅意味着阐述应告知对手的立场观点，并要求弄清对方对所讨论的问题的看法。如果是指具体问题谈判而言，指示则含有硬性的规定：我们提出什么，以及我们准备采纳什么。我之所以要谈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和现在都有人在发表许多浅薄无知的议论，包括一些无中生有的臆测，说什么总书记凡事都独断专行，竟然做出了得不偿失的让步，如此等等。

除了基本观点外，还准备了一些备用观点。这些观点可在接受得失相当的妥协时做应急之用。如果意见达不成一致，一项议题便被搁置下来，这意味着此项议题必须由某方作进一步的分析。我就以削减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个最具思辨意义的题目为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研究议题的工作通常由相关部门准备建议开始。准备阶段的协调人角色，最初几年照例留给外交部。后来，由于现实生活的需要，在政治局下属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其职责是在主管部门提交了指示草稿或总结性文件之后协调准备工作。该委员会多次开会，听取外交部、国防部、科研院所、国家计委、军工联合体委员会、包括科学院院士在内的著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并为他们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分歧寻求合情合理的解决方案。有关最重要的结论和有争议的问题，都向总书记汇报，后来则向苏联总统汇报。这件事通常由扎伊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两人来做，有时有亚佐夫或阿赫罗梅耶夫，切布里科夫或克留奇科夫等人在场。这种在提交政治局之前的讨论，具有定期性质。

经过多次协商和我的指示之后，大家选定某一个方案。这个方案要汇报给政治局，同时也把那些不同的意见报上去，也就是说，最高领导的成员能够得到关于辩论情况的通报，有机会了解可供选择的观点。

政治局的这个专门委员会长期以来由扎伊科夫领导。军备问题中有两个方面，一是某种武器的用途，一是该武器的生产。扎伊科夫对这两个方面都十分精通。凭他在军工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对技术的通晓，想欺骗他可没那么容易。更何况他一身兼备高级专家的品质和排难解纷、协调议案的本事。他善于息事宁人，调解部门之间的冲突，防止外交部在纯专业问题上造成失误。与此同时，他还善于”敲打”国防部，揭穿军工联合体的保守主义和狭隘的部门主义观点。

顺便提一句，国防部明明知道军备竞赛使国家不堪其苦，我在莫斯科工作期间他们却一次也没有提过裁减军队和压缩武器生产方面的建议。

国防部的代表们在研讨重大裁军倡议时，常常把脾气火爆的高加索人谢瓦尔德纳泽（时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德纳泽是高加索的格鲁吉亚人）搞得怒不可遏。他有时找到我，扬言说：”我再也无法跟他们一起共事了！”我总是对他好言相劝，吸收扎伊科夫参加，当我了解到他们已经争论得不可开交时，便亲自参与。有时我请谢瓦尔德纳泽和国防部长索科洛夫一起过来，后来再请他和亚佐夫、阿赫罗梅耶夫一起或者他和亚佐夫、莫伊谢耶夫一起过来，大家坐下来，对全部情况进行详尽的分析。

当然，制定原则问题方面的政策基础，确定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形势实际情况的立场，这都是政治局、总书记的权力。所以这项工作是集体做的，而且做得极其扎实。我们的公文包里当时装了不少主张和具体建议，正因为如此，在和美国总统第一次会晤时就开始探求当时最迫切的核裁军问题的解决途径了。

在日内瓦，谈判及其他会晤总共占去大约15个小时。有5次或6次我们是单独会晤的，而且每一次都违背了”时间表”的规定。仅此一点足以说明，会谈绝不是礼仪性的，绝不是与会者把更多的时间用来看手表而不用来做事情的那种。不是的。我和罗纳德?里根的会谈是时间紧凑、内容丰富的，有时候还是感情冲动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谈话很坦率，而且彼此越是增进了解，谈话也就更加友好。当人权、地区冲突、臭名昭著的战略防御计划成为辩论题目时，双方都慷慨激昂。不过，在会谈结束时我感觉到和里根是”可以打交道”的。

现在让我顺序叙述。第一天是从单独会谈开始的，本来应该谈15分钟，却谈了一个多小时。我翻看记录，最先映人眼帘的是交谈双方”极端意识形态化的态度”。起初这更像是”头号共产党人”和”头号帝国主义者”的大辩论，而不是两个最大强国的领导人务实的对话。我竭尽所能地回击关于侵犯人权的指控，不过我并不是一直都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他则反驳我对军界和工业界集团在美国所起的作用和这个集团在建立一个从事反苏工作的强大宣传机器方面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评价。而对于把世界推向灾难边缘的疯狂的军备竞赛，我们两人则言词激烈地相互推卸责任。

当时我们两人既各有各的道理，又都没有道理。事实是，世界的分裂、战争威胁的加剧，苏美关系的极度紧张，两国都负有责任。但是，这种相互认错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在日内瓦峰会上。还需要假以时日，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思考，需要认识。至于说到我，早在就任总统时我就说过，苏联和美国错过了战胜法西斯后出现的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机遇。我们的美国伙伴目前还只是向着承认事实这个目标前进。干扰仍然来自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有人试图把”冷战”的结束说成”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明证。

可见我们在日内瓦从会晤的最初几分钟起就在进行可谓实质性的会谈了。我在那时就说过（虽则只是笼统地）：我们不打算滞留在阿富汗，我们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阿富汗冲突。

第一轮谈判就表现出了对抗、互不信任、政治上的冷漠规模是巨大的，性质是尖锐的。当我们开始讨论地区冲突时，这种印象则有增无减。里根长时间谈到我们对第三世界事务的干涉，抱怨说这种干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在一次有双方代表团参加的大范围会谈中做了如下的答复：我们是在帮助各国人民争取自由，我们没有在任何地方建立军事基地的计划，也不打算”输出革命”。在多数情况下，我们的行动和美国在它的切身利益所在的区域所采取的行动并无不同，只是美国把这个区域实际上扩展到整个世界。

午休时间我们回到住处，我在那里和同事们谈了和里根单独会谈的印象，并指出，在政治层面上里根不仅仅是个保守派，而且还是一条”恐龙”。大家一致认为，对话必须坚持下去，但是不能偏离目标，不要放过达成理智协议的一次小小的机会。

吃过午饭后我们又返回”弗莱德奥”别墅，开始谈武器监督问题。我的对手显然”急欲投入战斗”。我后来才得知个中原因：美国人按照他们既定的策略，企图先发制人，公开已准备好的主张，以便迫使我们加入他们的游戏。于是他们旁征博引，大谈坚决削减进攻性武器和同时建立防御系统的好处。总统义愤填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