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波尔降落伊始，我就同科尔、赖莎?马克西莫夫娜以及我们的随行人员一起置身于我的家乡人中间了。我们到过了18世纪末按照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旨意修筑了一座属于莫兹多克军事防线的要塞的地方。从要塞这一部分可以清楚地看到城市的山下部分，再远些，朝着阿斯特拉罕方向，可以看到斯塔夫罗波尔草原。山脚下是历代战争阵亡将士纪念馆。在我们到来之前，那里已聚集了许多人。我们献花、默哀之后和老战士进行了交谈。他们是挂着勋章来的。我和联邦德国总理都记住了下面这些话：”你们在一起，这很好。你们为建立俄国人和德国人。苏联和德国之间的良好关系作出了努力，我们支持。”

接下去我们乘直升机向高加索山系主脉方向的阿尔黑兹峡谷飞去。沿途我们降落在集体农庄的农田里，农民正在那里收割新粮。乡亲们为这次会见感到高兴，我们也非常满意。简短的交谈、亲切的致意、拍照留念，然后就继续上路——大家都很忙。当日下午我们的直升机取道大高加索山脉，飞抵终点——山区旅游中心阿尔黑兹。这是一个古代村落，周围残留着10-12世纪的古迹。我们下榻在大泽廖恩丘克河畔的一所宅院。高度达1600米。我们周围是覆盖着针叶林、高达3000-3500米的高加索山脉。稍事休息之后立即投人工作。晚上主人用卡拉恰耶夫菜和切尔克斯莱款待我们。后来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作了短时间的散步。空气”像婴儿的吻一般纯洁而又清新”（莱蒙托夫），饱含着山野的气息。天空高远而又近在飓尺，繁星频频眨眼，群山侧影隐约可见，四处静悄悄，河面上泛着斑驳的月光。

在这里举行了我和科尔总理的最后阶段会谈。参加会谈的除谢瓦尔德纳泽和根舍外，还有德国财政部长魏格尔，苏联主管对外经济联络的c.希塔良。

科尔显得非常专注、坚定。我们谈得极其坦率。基本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清楚了，但有许多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首先是北约机构不向民主德国境内扩展问题以及苏军按照协议期限留在那里的问题。必须明确确定我国军队驻扎在统一后的德国领土上的法律基础和经费基础。我们还需要得到这种保证：在我军撤出后，前民主德国的领土不会被利用来构成对苏联安全的威胁。我们就所有这些问题都达成协议，并且把协议形成文字。我坚持大大削减统一后的德国武装力量的人数，将其上限规定为37万人。并且达成了相互谅解：德国永远不得拥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

我们一致认为，应当使全欧进程和德国统一进程实现更多的一体化，例如通过在欧安全框架内建立新的安全机构的途径。

我们重点协商了一些基本观念，这些观念应当作为未来的苏德”大条约”（后来定名为《睦邻、伙伴关系、合作条约》）的基础。这个条约的宗旨是确定苏德关系长期发展的主导方向。

简单地说，这是一次综合性的会谈，它反映了我们如下的共识：德国统一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共同走向新欧洲运动的组成部分。我不怕重复，一次又一次地认为有必要对科尔总理说：

”我们的舆论会逐渐地、一步步地向着理解德国人民走统一道路的选择转变。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我们的每个家庭当年都遭到过不幸。但是我们必须面对欧洲，踏上与伟大的德意志民族合作的道路。这就是我们对加强欧洲以及全世界稳定的贡献。”

在高加索的群山中，我们攀登上了一座政治上的高峰，站在这座高峰上，我们两国人民关系的广阔前景尽收眼底。第二天我们乘直升机飞抵热列兹诺沃茨克——高加索矿泉区的一座旅游城市，受到了从苏联各地来此地治疗的成千上万的人们的热情欢迎。在”橡树林”疗养院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通报了已经达成的协议。

访问新德国

1990年11月9～10日，我访问了统一后的德国。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文件签字仪式。这些文件为正常的、现区代的、真正友好的德苏关系奠定了国际基础和道义政治基回础。

我们共同的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终结了，现在开创了——我相信是永远地开创了——德俄关系的这样一个新时期，在这个时期，若干世纪以来俄德关系中积累下来的全部宝贵财富将发挥作用。给两国人民带来这么多灾难和不幸的东西被一笔勾销了。

苏联和它的反希特勒同盟盟友之所以给德国的统一开了”绿灯”，除了其他原因外，还出于这样的考虑：一个民主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全的德国、一个确定了国境、满意于社会政治制度、满意于自己在欧洲和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德国，将是欧洲进程和国际进程的重大因素。

然而，要是认为德国的统一会自动导致这个目标的实现，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今天大概人人都明白，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拉平东西部的生活条件将是统一德国的要务之一。这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需要巨额的投资，需要制定深思熟虑、细致周密的社会政策，需要照顾到一些”新”州的特点。当然最艰巨而长期的任务是”头脑中的变革”，养成重新联成一体的统一民族的精神，克服分裂时期遗留下来的心理状态。不如此，也无法保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的完全稳定。这是整个欧洲的利害所在。从历史上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对于欧洲而言，在它的中部发生的任何不稳定都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如何克服东西欧生活质量的差距。这个课题必须解决，德国（以及整个欧洲）是回避不了的。欧洲两个部分的所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生态问题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试图漠视这个现实，终究会使自身的利益受到威胁。

德俄两国的伙伴关系是任何一个严肃的全欧建设方案的关键内容之一。拿”新拉帕洛”做某些类比是不恰当的，有点政治投机的味道。我热切地希望，在当前的困难时期，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都不会丢弃90年代我们两国关系中所积累起来的一切积极的东西。

这一次对德国的访问虽然很短暂，但很重要，是一次承前启后的访问。

我们的访问日程安排还包括了访问科尔总理的家乡——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我们曾到过施派耶尔市，受到了数以千计的人们的欢迎。我们参观了建成于12世纪的大教堂——罗曼艺术杰作之一。听了巴赫的管风琴音乐，看了一所安葬着四位德国皇帝和四位国王教堂。我观察着科尔总理，只见他陷入沉思，面部表情严肃庄重。”这里洋溢着德意志精神，”我听到科尔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在酿酒业中心的戴德斯海姆市的一家”浪漫蒂克”餐厅为我们举行了午宴，用当地的传统菜肴款待了我们。当我们刚走到广场上的时候，有两架体育运动用的飞机在我们上空巡逻，它们拖着的条幅上面写着：”戈尔比，不要吃科尔的猪肚！”但是，我们很喜欢总理爱吃的这道菜。该市市长施特番?希里赫颁发给我一个证明书，证明在这个酿酒中心为我栽种了5棵葡萄藤，我每年将按照每棵葡萄藤收到一瓶葡萄酒。

在奥格尔斯海姆，我曾到科尔家作客，探望了他的邻居们。整个莱茵兰一普法尔茨州之行都洋溢着友好的气氛，使我和科尔总理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诺贝尔和平奖

1990年10月，诺贝尔奖金委员会通过了授予我和平奖的决定。坦率地讲，这个决定给我的感觉是喜忧参半。当然，获得最具权威性的国际奖金之一是值得引以为荣的，在我之前它已经授予了诸如艾伯特?施韦泽、维利?勃兰特。安德烈?萨哈罗夫这样一些杰出的人物。我接到了许多祝贺——来自同事、同胞和国外的都有。

但是苏联社会上对诺贝尔奖的态度，尤其是因社会政治活动而获奖，说轻点也是另眼看待。众所周知，当年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文学奖是在突出他们持不同政见的情况下发生的，在我们国内被说成反苏挑衅。真正例外的是授予肖洛霍夫诺贝尔文学奖。一般说来，只有因为纯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而获奖才被人们认真看待，而且是在科学院的圈子之内。

所有这些情况都影响着对授予我诺贝尔奖的评价，它被认为这非符合文明要求和理所应当。加之这一时期国内局势已极端尖锐化，来自各方面的对我的攻击有增无减。诺贝尔奖也就被看做一些人直接赞许我的活动的表现，而相当一部分社会舆论却认为这些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利益的代表者。但令人感到吃惊的则是，俄罗斯联邦的某些领导人竟然为此事特别怀恨在心。

在这种时刻，我不认为有可能亲自去参加12月10日在奥斯陆举行的授奖典礼。我将这一使命授予当时的外交部第一副部长阿纳托利?科瓦廖夫（作为例外情况这样做是允许的）。他宣读了我的感谢词并以我的名义接受了奖金。

按照既定程序，诺贝尔奖获奖人应当发表演讲——授奖之后当即进行或稍后一些时候均可，但以6个月为限。我接到了于1991年5月上旬发表这种演说的邀请。同时国内政治局势更加复杂化了，尤其是在维尔纽斯和里加的一月事件之后。无论国内或国外对我都是一片指责之声。利用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事实大做文章者也有之：某些人甚至宣称这是个”错误”，委员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等等。在这种条件下，尽管一再受到催促，我却数度推迟了前往奥斯陆的决定。原打算于5月初动身，但终未成行。应当承认，至今我依然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种情况可能被视为对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不够尊重。不过决心逐渐坚定了起来：利用它作为国际讲坛，以便再次表达改革和新思维对我国和全世界都具有重大作用的信念。

我的诺贝尔奖演讲是1991年6月5日在奥斯陆发表的。当然，首先是设法对演讲延宕所造成的尴尬作些弥补。着重指出，我将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看做对苏联向新思维政治转变所具有的国际意义的认可，看做声援我们的艰巨事业的举动，这一事业已经让我国人民为之付出了难以估量的精力、耗费、困苦、意志和毅力。

我从这样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社会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而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要加以完成就必须使政治与道德相结合。改革使我们向世界开放，恢复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之间的正常关系。但做到这点并非易事。我国人民一向深信本国政府的政策总是符合世界情况的，我们却向他们提出了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的另一种政策，这一政策倒是真正与世界相适应的，但与他们早已习惯、充满僵化的刻板公式的世界概念本身却大相径庭。

”我们渴望得到理解”——我那本关于改革和新思维的书是以这句话开的头。最初一段时间使人觉得这种情形已经出现了。但我还是想将这句话再说一遍，站在面对全世界的这个讲坛上来说。因为真正理解我们（理解到坚信不疑）原来并不那么容易。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我国改革的规模与性质要求进行充分的思考。有的人提出一个条件，说：你们苏联变得完全”跟我们”一样的时候，我们才能理解和相信你们。我必须告诫这些人，这是不理智的，危险的。利用别人的经验——这是对的，我们正在这样做，今后也要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变得同别人一模一样。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在国际大家庭中保持自己的”面貌”。一个有着多种语言的国家，就其民族间相互渗透、文化多样性而言，就各民族往昔的悲惨遭遇、历史豪情与功绩的伟大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国家自应有它通向21世纪文明的道路，并且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不可能”跳出”自身长达千年的历史，顺带说说，我们自己也需要对历史进行思索，以便仅仅将其中真实的东西带到未来。

我还说，我们希望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生活得与全人类的价值观念相协调、符合国际法的标准，在与外部世界的经济关系中，遵守”游戏规则”，与各国人民一道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肩负起责任的重担。但是我们的民主是在苦痛中诞生的。改革在第六个年头上进入了最戏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