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等，——这大概就是今天每个思想健全的人所能够同意的那个最大限度；他们希望自己生活幸福，也希望自己的同胞和全世界生活幸福。

您瞧，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也不追求标新立异的东西。恰恰相反。我觉得，寻找最佳的社会模式不应该从抽象的公式出发，而应该根据具体的生活条件，把每个人都能够明白、大多数人都向往的东西作为出发点。我们这里讲的，不是通常所说的乌托邦，而是完全可以达到的、符合人民利益的目标。

如果有人要问，对于我来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的现代解释中什么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这个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它的全人类的内容。

首先，我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中，这种观点并没有被否定，而是认为通往和谐的道路是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暴力。19世纪的革命者们认为这是惟一可能闯人”自由王国”的道路。但是我国和20世纪其他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这条道路成效不大。即使暴力能够较快地解决某些民族问题——从长远的角度看，为这种短期取得的、而且大部分是虚假的成绩不得不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现在讲第二点——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顺便说一句，在这方面我们丝毫也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主义原则的思想。我只是作一点重要的说明，——这里不是指一个无产阶级的团结，而是指所有的民族在他们的复杂、持续的斗争中的团结；遗憾的是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

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总能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它不得不克服村社、民族和国家的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实际上人人都有。在美国，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我们还要严重一些。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

我认为，未来不是某一种包罗万象的主义的体现，而是在全人类价值无条件主导下的多种发展道路。每个民族都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国际社会不应该把自己的志趣强加给他们，除非其本国的专制独裁者在实行种族灭绝的暴行。但是每个民族在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时，必须遵守国际法的要求；如今这些要求不仅包括安全保护，防止战争，而且还要通过共同的努力，保护大自然一母亲，承认民主制度、人权和自由。

如果认真仔细地看一看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再次好好读读联合国的文件，读读各国政府的许多声明，我们就会明白，现在我们正站在新的人道主义文明的门坎上。老实说，它的思想准则已经确立，而且已经得到世界的承认，可就是在具体实行上大大滞后了。这座文明大厦基本上还是几张图纸，我们看见的只是它的结构。但我相信一定能够克服通往这座世界大厦道路上的种种障碍，让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和其他人道主义的理念，在平等的基础上，以某种完整的形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1）年”分法”

我开始按时间顺序回忆1991年所发生的种种风波。但后来我感到很难作从容不迫的叙述，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加上有许多情况当时我并不知道，或者即使知道，也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从那个时候起，直到现在，有些”秘密”已经被揭开，所发生悲剧的几个主要人物的行为动机已经更清楚了。

了解和评价1991年的事件，不重新回到过去——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是不行的。

改革这些年我们经过了哪些阶段？如今我国变成什么样子了？

第一个阶段——从1985年到1988年，包括1988年；这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当时我们希望能够纠正制度上的诸多明显弊端。虽然我们走得很远，采取了许多至今还在进行的改造措施，但并没有跳出传统的圈子，对于共产主义信仰的戒律还不敢越雷池半步。

第二个阶段——从1988年春到1990年初；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民主化时期。这时我们意识到不仅小修小补不行，连大修也不行了，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根本改革，经济方面的任何革新措施都很难产生应有的效益；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

最后，第三个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见和政治力巨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快到1990年底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原来的阵地，整个1991年都变成了拼杀搏斗的”战场，这中间我国发展的最根本的问题必须解决：苏联要不要存在，我们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一点，从苏联总统对苏联人民的新年祝词的内容中大概可以得到最清楚的认定。祝词以极其简洁的语言——这是这种形式所要求的！——讲了对过去一年的评价，讲了我们跨进新年时的心情，讲了与之有关的我们的打算、希望和计划。

下面是这篇祝词的一些片断：

未来的一年是特殊的。它要决定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命运问题。对于我们全体苏联人来说，没有比保存和革新各民族美好地生活其中的联盟更神圣的事业了。几百年来，国家的各个民族生活在一起。苏维埃年代积累下的珍贵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对那场破坏极其严重的战争的胜利的记忆将他们联系在一起。我们现在也许比任何时候都痛切地感到我们不能分开生活。而且我们要走出危机，站起身来，沿着革新的道路坚决走下去，——只有大家同心协力才能够做到。解决1991年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任务的关键恰恰就在联盟之中，在对它的保存和革新之中。

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世界上高度评价我们在改善国际关系方面所作的贡献，他们真诚希望改革能够取得成功。我们把这看做是和我们伟大事业团结一致的表示，并向所有的民族表达我们真诚的祝福。

亲爱的同志们！不管我们国家经受着多么深重的危机，我们能够而且必须在未来一年中取得良好的转机。但为此需要全体公民和各民族之间的同心协力，需要责任心和纪律，需要诚实的劳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同情心。

在这即将过去的一年的最后时刻，我向所有团聚的家庭和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贺。

让和平、和谐和幸福在1991年降临每一个家庭。

愿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生！

新年好，亲爱的同胞们！

怀着这样的希望，我们进入了1991年。但在1月的上半月，暴风雨就来了。

”炮火准备”与宣布战争

1991年的1月和2月，开始了对联盟政权阵地真正意义上的炮火射击，目的在于”打垮对方”，解除其反抗能力，最后予以消灭。

只能够这样来认定报纸和电台协调一致的表现了，它们全都在民主俄罗斯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之下。1990年8月，叶利钦违背自己的意志，威胁要解散议会，声明说，9月将是”用炮火作宣传准备”的时候。果不其然，1991年初，民主派动员其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正式开始作这样的炮火准备，目的在于发起对联盟、中央和总统的正面政治进攻。不仅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发生的事件，而且这个时期国内发生的一切事件，无一例外，全都倾向于一种观点——都是盘踞在克里姆林宫的反动分子的阴谋诡计。他们说，戈尔巴乔夫和右派勾结起来，给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已经蜕化变质了，如此等等。当局的任何行动都遭到了他们严重的歪曲。而一些最令人作呕的报刊文章直接号召拒绝和反抗政府的指令。

叶利钦1月14日举行的总结自己塔林之行的记者招待会最明显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

他声明说，4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决定，不等全苏协议签字便达成了4方的协议。这话的意思就是说，”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赞同的”草案硬是想强加给他们。而为了不使任何人对俄罗斯领导人的决定心存幻想，他补充说，”看来，没有俄罗斯军队的参与，我们是无法维护主权的”。

这就是说，俄罗斯军队当仁不让，理应维护俄罗斯的独立，反对……俄罗斯人占80％的苏联军队。如果不用发疯这个词来形容，真是很难想出别的字眼来形容这种缺乏理智的行为了。所以，就在第二天，我不得不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坚决谴责叶利钦的这一声明。当时叶利钦没有冒险兑现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的威胁，但是在激进民主派的”思想深处”，这项工作正在开足马力.地进行。对中央发起的进攻接连不断，毫无疑问，这都是经过全盘考虑的行动。

最后政府被弄得无暇考虑种种迫在眉睫的问题，解决危机四伏的当务之急和复杂的民族纠纷，在此基础上制止所产生的各种冲突和矛盾，同时却不得不越来越经常地和”民主”反对派进行耗时费力的斗争。这种斗争，与其说是把联盟政府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还不如说占去了它许多宝贵的时间，使联盟政府失去了足够的安全系数，以至于保守力量——接着是击败联盟的激进民主派自己，敢于对其发难，加害于它。

自然，这一切在民主俄罗斯的思想家们看来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照他们的描述，这一切都是因为总统背离了”左派中心”的立场，与上头任命的官员过从甚密，开始受他们摆布，如此等等。联盟政府的任何行动，总统的所有指令，都从这个角度来进行解释。而且对于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种种措施，则更是攻击谩骂，无所不用其极。首当其冲的就是我1月26日的《关于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怠工与其他犯罪行为进行斗争的保障措施》的命令；命令规定，内务部门和国家安全机构有权进入并检查生产厂房及其辅助设施，有权从企业和部门领导人那里得到有关文件和其他资料，有权获取银行的信息、查封现金储蓄，等等。还有1月29日发布的另外一项命令：《关于维护法制和在与犯罪现象作斗争中警察与苏联武装力量分队的相互配合》。

我特别想谈谈这个问题。因为这两个命令的内容本身好像给人们提供了进行阐释的理由，部分大众媒体也正是这样做的。在过去的制度下，我们的人面对政府的肆意妄为，吃够了法律无边、公民无助的苦头，所以稍有暗示，说法制部门要加强惩罚职能了，就会引起人们的警觉与担心。我想，这种警惕性是有好处的，社会应该有所戒备，应该有可靠的保护机制，防止警察制度死灰复燃。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日益加深的经济危机、越演越烈的政治纷争和政府力量的削弱，严重加剧了犯罪现象的滋生。与此同时，国家机关里贪赃枉法现象也有所蔓延。加上停滞时期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由于公开性目前已大白于天下。报刊发表许多揭露高级官员滥用职权的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共和国的领导人，有的是苏联的部长和党的活动家。这一切引起了人们理所当然的担忧和愤怒，要求一定要采取坚决的措施。

这就是我在签署有关部门起草的命令时的主导思想。特别是，我没有看出让市卫戍部队协助警察维持城市秩序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当警察对付不了罪犯时，要求军队前来支援，这也不是第一次，而且不光是在我国，其他许多国家都是这样。不过，当然，我不曾想到这项命令一开始就被有关官员们的愚蠢指挥弄得声名狼藉。命令颁布的第一天，他们便把装甲运输车开上列宁格勒的街头，这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愤怒，使他们有理由认为，所有这些行动根本不是用来对付罪犯的——用这种方法当然逮不着罪犯，而是针对反对派的游行集会的。

至于要扩大和经济犯罪进行斗争的可能性，我认为，针对这一命令所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是在当时已开始出现的黑社会组织和形形色色可疑商人的直接参与下制造的。自然，他们根本不愿意让刨根问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