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侦办人员追查保险柜里的东西时拥有充分的文件根据，所以才发动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制行动，可以说，闹得沸沸扬扬，满世界地大喊大叫，说在压制诚实的商人，损坏他们的商业运作秘密和公民权利。我担心这样大吵大闹会影响司法人员的情绪，使得他们缩手缩脚，过分谨小慎微，生怕出点什么意外，可不要落个扼杀自由倡议者的名声。

我们考虑再三。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年前的情况和目前十分猖撅的犯罪与营私舞弊现象根本无法相比。当时我们的报刊还在争论：能不能够说苏联已经出现了黑手党，还是事情尚未达到这个程度。现在没有人再进行争论了，这方面我们已经超过了意大利，莫斯科黑手党之间的血腥打斗比芝加哥”禁酒法”时期要干净许多。几十亿美元流往国外，存人银行，等待着来自俄罗斯的未来的所有者。这一切都是政府姑息纵容、无所作为的结果。这里也有我一部分的错误：我没有当机立断，在应有的范围内展开反对黑势力的斗争。

但事实是，在这方面所作的种种努力实际上都被反对派们扼杀了，当时我们商业界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开始和黑社会组织狼狈为奸，朋比为奸了，后来他们掌握了权力，又为这些人提供了可靠的庇护。大肆宣扬的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种种计划最后都全部落空，徒有虚名，不正是这个原因吗？

对于那些还怀疑我有不良用心的人们，我想提醒他们，2月13日，我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会议上的讲话，恰恰明确提出他们一定要遵从法律，不能带任何的政治偏向。我说，我们在屏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这种中间过渡的状态，人们”说我们的闲话”，不完全支持我们。但是我们既不能走回头路，也不能支持那种立场极端、思想激进的人。决不允许有人想把国家搞垮，建立什么平行的权力中心。检察机关必须要有在新条件下工作的思想准备，根据是：我们应当建立对人人都适用的专政——法律的专政。

换句话说，就在当时——1991年冬季，我已经表明自己既不倾向右，也不倾向左，而恰恰相反，我采取的是中间立场，并且尽量使维护全国秩序的国家机关不要受右的和左的极端主义分子的影响，成为他们小团体利益的工具。

这时候，这左右两翼已经在开始实施自己深谋远虑的战略了：一是要搞垮苏联；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c.舒什克维奇良久之后才承认，协议”草案”2月份已经搞好了，它为几个月后在别洛韦日密林通过的文件奠定了基础。就在当时，2月份，a.h.季贾科夫开始拟订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草案。两拨阴谋家为克里姆林宫设下了陷阱，互不相让，都想抢在对方的前头。

当然，对于他们的这些阴谋诡计，当时我并不太了解，尽管从不同的渠道我有所耳闻，有所揣测，凭政治直觉也有所觉察。我心里越来越明白，目前的这场政治斗争，首先是围绕着苏联的命运展开的：它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那应该是个什么样子的。归根结底，这个问题取决于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法制改革的前景。我认为，所有这些问题全都涉及到我国人民的命运，没有人民的参与是不可能解决的。另外，无须讳言，我坚信，我国人民的大多数会明确表示要保留苏联存在，主张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联邦制国家。最高苏维埃支持全民公决的建议，于是，1月16日颁布了总统令，指定3月17日进行全民公决。

应当说，围绕全民公决这种方式存在着很大争议。这个问题我和助手们讨论了很久，在俄联邦苏维埃，当然，还有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都研究讨论过。可是当大家最后终于达成共识、公开曝光后，民主派媒体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同时还提出两点理由。第一，他们抱怨说，保留苏联和将其革新、改造成联盟的问题是连结在一起的，这种含糊不清的提法会使许多投票人投”赞成”票，将来可以成为对公决结果作非此即彼的解释的依据。另一个理由是：一些小的共和国的民意将会被歪曲，因为它们的居民在数量上无法和俄罗斯居民相比。只要俄罗斯人主张保留苏联，那事情也就定了。

自然，这两个理由都经不住任何批评。在回答它们时，我曾经多次解释说，提到苏联，这里并未包含任何阴谋，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显然这只是因为当时正在拟订关于几个主权国家联盟的条约草案的原故。另外一方面，在回答保留苏联的问题时，公民们当然应该知道要保留的并不是旧的苏联，而是一个新的、经过改造的、真正实行联邦制的联盟国家。

至于各共和国，这里反对公民投票的人的种种猜测就显得十分可笑了，因为从一开始就计划要公布公民投票的结果，不光是要公布全苏联的，而且也要公布每个共和国的投票结果。由此可见，我们丝毫没有弓虽.女干小的共和国的民意的意思。

就算对公民投票的规则在修辞上可以进行反复加工修改，总的来说，这种事情很难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能够满足所有人的心愿，符合各不同党派和社会阶层的口味和要求。我觉得，反对公民投票的人之所以抓住投票规则不放，是因为他们不好直截了当地公开承认：他们反对和人民商量。

自从发现破坏公民投票已经无望，各共和国的分离主义分子们便展开疯狂的活动，动员选举人对公民投票问题作出否定的回应。1月底，”民主进步联盟”在哈尔科夫召开成立大会，民主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许多类似的党派都参加了进来。大会反对苏联作为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制国家保存下去。而设在莫斯科的所谓民主进步联盟协商委员会呼吁全体公民”抵制”这种由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一手操持的花样翻新的联邦制国家，并于3月10日和历日发动一场政治行动，口号是：”反对联盟公民投票”，”支持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主席叶利钛”。

正如人们常说的，问题关键就在这里。叶利钦和他的同伙们明白，公民投票的结果将加强联盟中心的地位，会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为苏联总统继续保留和改造联盟国家的方针提供依据。这自然和他们的计划完全背道而驰，他们在全国夺取权力的可能，如果不是被一笔勾销的话，也有被长期拖后的危险。因此，我们的激进派分子简直像疯了似地向公民投票猛扑过去。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民主派”一词简直就难以启齿了。这已经不是在作炮火准备，而是宣布战争了。

2月19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电视上发表一项引起轰动的声明，要求苏联总统立即辞职，将全部权力移交给联邦苏维埃。他的讲话充满了对我的粗暴的、侮辱性的指责。他两手发抖。显然，他很难控制住自己，只是勉勉强强、费很大劲才把准备好的稿子读完。20天后，3月9日，叶利钦在《电影之家》的一次讲话中已经在呼吁自己的支持者”向把我们带进泥沼的国家领导人宣战了”。他说，戈尔巴乔夫”在欺骗人民和民主”。3月10日莫斯科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支持叶利钦、煤矿工人和俄罗斯的主权地位。”

这些对抗行动的用心是非常清楚的。他们希望预先把公民投票的结果搞得一文不值，阻碍人们利用它作为巩固苏联之用。显然，激进民主派指挥部对人们的情绪了解得相当准确，他们感觉到人们对公民投票这一问题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公民投票的胜利就是戈尔巴乔夫的胜利，然而这是有悻于他们的意愿的。

坦率地说，我早就预见到叶利钦对公民投票会作出什么反应了。在主席团里他坐在我的右边，当代表大会最后表决同意进行全民公决时，他甚至恶狠狠地把耳机往旁边一摔。他认为，戈尔巴乔夫这下子可”得逞”了，赢了”一把”结果他的虚荣心很重的计划算是”泡汤”了。我和我的顾问还说，叶利钦电视讲话的风格体现了他身边助手们的一贯作风，给听众以当头一棒，使其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这是他们喜欢使用的手法。当然，他们知道，有理智的、认真严肃的人们是不会相信这种莫须有的指责的，人们对叶利钦这篇讲话的明显对抗情绪深感不安。因为谁都明白，如果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号召对苏联总统宣战，那么吃亏的只能是国家。

这一切，叶利钦一伙全都明白，但同时他们指望用厚颜无耻的谎言，用对戈尔巴乔夫的空前指责，把一部分人吸引到自己一边来；这部分人对国家的状况忧心忡忡，面对日益增长的经济困难，他们受到的伤害最大。换句话说，激进民主派的基本赌注恰恰下到了那些被他们后来的”休克疗法”经济政策真正逼人绝境的人们的身上了。

但叶利钦及其同伙们这次失算了。对总统这一当头棒的初步效应于他们并不利。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他们遭受到严重的抵制。根据一部分代表的要求召开了第三次非常代表大会，由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关于俄罗斯形势及摆脱危机的出路的报告。

但发生了政治上常常出现的怪事。叶利钦及其同伙之所以能够扭转一些局势，恰恰得益于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中形成的反对它的主席的一部分人。我指的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6位成员所发表的声明，他们坚决谴责自己领导人的行动，要求叶利钦下台。这是一次大胆的行动，完全是因为对对抗局势日益担心而被叶利钦分子逼出来的。我应该澄清所谓这一行动系苏共中央策划的种种怀疑。纯属无稽之谈！主席团成员们的活动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根本不是那种按指挥棒行事的人。要知道，他们几个被选为副主席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从一开始工作，他们就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但是他们很快便发现，叶利钦最关心的是争夺权力的斗争，而不是解决当时俄国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然而”这6个人”估计错了，他们实际上反倒帮了叶利钦的忙。后者抓住他们的声明不放，说这是克里姆林宫蓄意制造的一场反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阴谋，激进民主派们为维护自己的领袖，动员了自己的全部力量，在莫斯科组织了几次示威游行。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诉诸我国人民对受欺凌受压迫者的”怜悯之心”，这一次也非常奏效。叶利钦讲话最初给人们造成的不良印象有些被淡化了。他们的斗争在观众的眼中成了一种无谓的争斗。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其同伙则”拥戴”叶利钦本人”上台”——似乎想要把位置对换一下。麻烦的是上面斗得很厉害，互不相让，找不出合作的办法。于是，成千上万封信件好像是在表达这种主导民意，纷纷给我寄到总统办公机构，一再请求要向叶利钦伸出手去。看来，这样的信件也纷纷涌向了白宫。

俄罗斯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开幕的。大会前夕，集会群众越过警戒线，威胁”要冲击克里姆林宫”。在代表大会开幕的那天，为避免秩序混乱，向首都增调了警察和内务部的兵力。对抗情绪一触即发，非常危险。这一点，双方都意识到了，而且都采取了相应的行动。

3月29日，大会继续进行。叶利钦没有使用对抗性的用语，甚至还主张和中央进行对话与合作。但是他的整个报告贯穿着两种政治方针——民主俄罗斯的深入改革的方针和似乎在倒行逆施的苏联领导人的方针——相互对比的主题。

大会上辩论得非常激烈，因为许多人已经不相信叶利钦能够表现出妥协的姿态。叶利钦的同伙们费尽心机，生怕他们的领导人最后会变卦。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时我在大会上赞同对叶利钦的严厉态度。是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为叶利钦解了围，他声称可以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人”代表小组，支持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样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就发生了变化。最后叶利钦得到了他未必会预想到的一个角落的支持：俄共领导人波洛兹科夫通过麦克风声明说，他不同意对共产党党团的指责，好像共产党党团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似的。有人告诉我，说波洛兹科夫认为眼前所发生的事是联盟领导人在利用他和叶利钦的斗争的一种图谋，因此才迈出了这一步。这不仅让叶利钦有可能坐稳这把交椅，而且还使他能够从大会那里得到补充授权，决定俄罗斯总统选举之事。

对白俄罗斯的访问与政治中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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