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我和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生活。

这个问题的规模和意义，超过了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社会政治运动的利益。只有人民自己有权决定它。亲爱的同胞们，我吁请你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参加全苏的公民投票，对提出问题作出肯定的回答。

我们的肯定是对一个大国的尊重，它曾经不止一次地证明过它能够捍卫联合在一起的各民族的独立与安全。

我们的肯定将会保存一个千年国家的完整性，它是世世代代由无数人的劳动、智慧和牺牲创造的。各个民族的命运，千百万人的命运，你我等人的命运，都密不可分地交织于这个国家之中。

我们的肯定是一种保证，它永远将不会使战火烧到我们的国家，过去我们经历过不少的考验。

我们的肯定，不是要保持旧的秩序——中央大权独揽，各共和国处于无权状态。公民投票的肯定结论将会打开一条迅速革新联盟国家，将它变成一个拥有主权的各共和国的联盟，该联盟一定会保障各民族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我们在公民投票中的肯定回答和联盟协议的签订将会终止我们社会所发生的破坏进程，坚决恢复生活和工作的正常环境。

我认为这正是人民所需要的，也正是我们大家所最殷切希望的。人们对没完没了的争吵和意气用事已经非常厌恶。他们要求解决实际问题，这里既有与生产有关的问题，也有与消费品市场、法律和法制、国家机关工作有关的问题。一句话，人们希望生活能走上正常的轨道。

公民投票的胜利——我也想强调这一点——将为信心十足地继续推进国内已经开始的改革提供新的可能，这些改革和我们的远大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

还有。如果一般来说是可能的话，没有社会的赞同与合作，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难解决的。所以，趁现在还不晚，不应该再动不动就发脾气，忿忿不平，有时表现出敌对的情绪。这一点，我们可以共同来做，像人们常说的，全社会都来做。公民投票的正面结果将会开创一个社会团结的局面。

我坚信，如果社会发生深刻分裂，将不会有胜利者。大家全都是输家……”

公民投票已经进行了。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尽管激进民主派进行了疯狂的努力，怀疑主义者疑虑重重，人们坚定地表明要保留并革新联盟国家，其实不光是在全联盟范围内，而且每一个进行公民投票的共和国内都是这样，甚至有些共和国当局不许进行公民投票的地方也是这样，——我指的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几个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

俄罗斯对自己未来总统的问题也作出了正面的回答。

我不想用具体的数字来劳累读者。公民投票的结果已经对大家公布了，媒体也进行过多次讨论。不过有些话我还是想说一下。两年后，俄罗斯又进行了一次公民投票——这次是关于改革的问题，投票表示了对总统和最高苏维埃的信任。那又怎么样，民主派在公民选举中的胜利并不那么太令人信服，但是他们却像人们常说的，”开足马力”，利用这次胜利，以实现早已筹划好了的战略目标。许多我认识的，而且认为是忠于法律、不被收卖的专业法律工作者，他们开始不顾一切明显的事实，竟然说选举结果好像使总统解散最高苏维埃的企图”合法化”了，如此等等。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回头看一看，或是想一想，苏联人民的自主意志在3月17日的选举中是如何被肆意践踏的。要知道，当时全国有70％的居民，俄罗斯有71.34％的居民表明自己是”肯定”联盟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投票结果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在签署违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的意愿，甚至所有居住在我国的民族的意愿的文件时，他们的手并没有发抖。

尽管激进派的宣传工具千方百计地试图缩小公民投票的意义，但叶利钦和他周围的人还是不得不考虑这次投票的结果。我想，没有这次公民投票也不会有新奥加廖沃的会晤；这次会晤暂时缓解了国内的局势，为克服危机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点也反映在我和他的关系上。还有一个情况也起了作用：叶利钦正准备参加总统职位的竞选，他希望从联盟即我作为苏联总统这方面能够表现出通情达理的态度。好吧，我认为自己有责任保持严格中立的态度，虽然我不想掩饰——我的好感并不在他这一边。俄罗斯公民有权自由地、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判断谁是自己称心的候选人。人们对叶利钦的评价非常之高，几乎没有什么人怀疑他能够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这方面，选好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也有不小的意义。无疑，鲁茨科伊在确保一部分仍然向往社会主义的选民的支持上帮了叶利钦的大忙。

不过，这一切留在后面再说。当时总统竞选活动刚刚开始，因此，对于角逐总统宝座的人来说，重要的是和一切能够在以某种方式影响选举进程的人搞好关系。

应该说，春天那几个月我不止一次地和叶利钦见过面，谈过话。我们讨论了当时所出现的各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的会晤，像往常一样，气氛良好。但是叶利钦在对着电视屏幕或记者伸到面前的话筒时，在当着最高苏维埃代表们的面或是在电影之家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对我同他的谈话的解释就有些随心所欲。大概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对他面前所有的人表明：他们面对的是一位胜利者，他的一切武断要求都会被老老实实地接受。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坐在苏联总统宝座上的那个人在执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命令。

对此，我作出过一次或两次反应，我说，公众应该了解我们会晤的情况。在会晤中，我们严肃地、实事求是地交换了意见，任何武断的要求都没有提出，而且也不会被接受。他为自己进行辩解，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有人对他的言论向我作了不准确的汇报。

在三、四月份及后来的几个月内，?联盟领导和俄罗斯领导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难免有些”冲突”。叶利钦周围的人远非个个都很友好。而有些人的”反中间立场的”火气简直就无法冷静下来。他们憋足了劲，一有机会便继续对总统严厉谴责，诽谤中伤。但是我有一种印象：当时他们”智囊指挥部”的方针毕竟还是以”和解”——即使是暂时的——为主。也就是说，先让头儿当上俄罗斯总统，其他等人主白宫后再说。

尽管我知道这种和解的脆弱性，几乎从未怀疑”民主”阵营的激进分子们无时不在促使叶利钦恢复对联盟和联盟总统的攻击，但我认为利用这段喘息机会还是非常必要的，以便把拖了很久的联盟协议草案的工作最后搞出个实际结果。我觉得重要的是要用义务把俄罗斯领导约束起来，使他难于轻易进行破坏。这样就产生了后来称之为新奥加廖沃进程。□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十九章 1991年1～7月：危险与希望（2）新奥加廖沃进程

为了了解这种合作是多么的复杂和矛盾，我想提醒大家的是，3月30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三次非常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同时把中央的行动说成是要复到1985年4月以前的方针。而两个礼拜后，他在回答《消息报》采访时指出：那些认为他和戈尔巴乔夫”绝对势不两立”的人是错误的；如果说要把国家从右派手里拯救出来的话，”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不用说，面对原教旨主义者的威胁，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如果公民投票的结论使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们坚信必须把业已开始的国家体制改革顺利完成（即把它从集权国家变为联邦国家）的话，那么党内的保守分子们则认定，公民投票给他们颁发了委托书，要他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以前的联盟，不作任何实质性的改变。同时他们完全无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即选民们投票赞成保留联盟考虑的恰恰是它与改革的相互联系。不仅如此，因为关于联盟主权国家的新协议草案已经公布，人们对此有意识地表明了态度，心照不宣地赞同向人民提出的新协议草案。

中央和地方党的领导人担心，权力正每日每时地从党的机构转移到国家的和苏维埃的机构，至于苏共原先的政治影响那就不用说了。苏联宪法第六条修改之后，党对社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还保留很长一段时间，按照所谓惯性，还在管事儿。但永远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成立了纲领相当强硬的反对派，出现了几十个其他政党和组织，他们一心要”控制”共产党人，将居民中这样或那样的阶层和群体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些党的官僚们不是由此得出应有的结论，好好学习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取得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他们习惯于认为自己的权力几乎是上天所赐，一切事情都责怪中央和政治局，当然，首先是指责总书记。

苏共从执政党地位一下变为在野党，心里自然很不好受。这使普通党员产生一种灰心丧气的情绪，使党的上层领导人感到忿忿不平。在1990年12月30日召开的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各共和国、边区与州的党委第一书记的会议上，大家发言中都有一种委屈的情绪，对领导的方针不怎么理解。第二天，在全体会上，伊瓦什科在《论当前时机与党的任务》的报告中在遣词造句上可就无所顾忌了。只是作为党的工作者身上的生物基因，可以说，才使他在总书记面前保持几分敬意，没有对我讲粗话。但是在下一次四月全会上，这个界限已经被打破了，事情发展到已经要求更换领导人了。

党的高层人士竭力将自己的反抗行为控制在下面。开始出现了一些团体，它们宣称自己的目的是要与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恢复无产阶级专政。4月2日，列宁格勒召开了”团结起来——为了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全联盟社会代表会议，要求我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是小有名气的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产物。4月初，基辅市委，接着是列宁格勒州委，再往下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召开非常中央全会，听取中央领导人汇报情况。

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各级党委送来的成百上千份紧急报告，提出的问题都是十万火急：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来拯救社会主义制度，直至在全国宣布紧急状态。4月22日，在讨论内阁关于摆脱联盟经济危机的报告时，代表们在帕夫洛夫的授意和卢基扬诺夫的同情下开始大事宣扬在全国一些关键经济部门实行紧急状态。我不得不再次进行干预，使议会转人正常的工作轨道，给极端保守派以迎头痛击。

我们在通常的范围内对局势进行过几次讨论，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加快联盟协议签署的准备工作，为此，把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都召集到了一起。我当即强调指出，绝不是要把这些会晤变成一个有权作出正式决定的机构。后来被称为”二十9”或俗称”10人团”的东西只不过是完成联盟协议工作的较有效的方法罢了，而且没有背地里行事，让立法者——联盟和各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知道。

我这些话是针对那些喜欢比较的人说的，他们认为好像1993叶利钦走的”只不过是戈尔巴乔夫走过的路”。这种比较简直太肤浅了。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僭越议会的权利，更不用说自己下令组建违反宪法的机构了。例如，安全委员会的建立（3月13日）是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同意的，这是个范围非常狭小的办事机构，参加的人员有副总统、总理、内务部、外交部和国防部的部长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有普里马科夫——我想让他留意一下对外经济关系和巴卡京这个人。此外，议会给了总统一个实际教训，使我提名博尔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建议遭到失败。

这件事也说明我在任用干部方面所犯的错误，这些任用无论对于联盟国家，还是对于我个人的命运都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首先是对亚纳耶夫的任用，我将自己的威信拿来孤注一掷，等于是把副总统的职位强加给了人民代表大会。我想立即排除一种怀疑：似乎戈尔巴乔夫不愿从自己身边发现真正能干的人才，他赏识的都是些庸碌之辈，这样才能衬托出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