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光彩照人。这纯系无稽之谈。我的战友和助手中有许多出类拔革的人。不管怎么说，我从来都没有担心过进行竞争。恰恰相反，我之所以吃亏上当，是我听亚纳耶夫几次在代表大会讲台上的演讲，认为他那坚决果断的神态、充满自信的风度和挥洒自如的议论足以说明他具有高超的实际办事能力。至今我无法原谅自己的是，我没有认真仔细地观察他就匆忙将他推上了国家第二把手的职位。当然，首先是没有听取人民代表们表达的如此明显的意见。

我补充说一句，亚纳耶夫是在非常情况下浮出水面的。最初我本想推荐雷日科夫任副总统的，但他甚至对这方面的暗示都感到勉为其难。紧接着就发生了心肌梗塞，和雷日科夫的谈话一直未能实现，之后我才选择了谢瓦尔德纳泽。甚至没等我提起这个话题——他便提出了自己关于未来专政的警告。我想到了纳扎尔巴耶夫，但我看不出当时谁能够取代他在哈萨克斯坦的位置。进一步考虑的时间没有了，这时候亚纳耶夫正好”出现在眼前”。真是一大失误。

还是回到正题上。当时总统的”智囊中心”得出正确的结论：来自保守的复仇主义势力威胁在不断增长。对此，惟一合理的回应就是中间派和民主派达成协议。如果简单一些说，这是个普遍的方式。实际上，新奥加廖沃进程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且涉及方方面面的现象。它是从我和叶利钦在市郊政府官邸会晤开始的；在这里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进行过会谈，我和里根、布什及其他外国领导人进行过会晤。

对于这次会晤，我们非常小心谨慎，好像相互都在进行试探，彼此都在准备作出妥协，避免没完没了的攻击，特别是”法律大战”。我的办公室准备好了自己那份关于会晤的报道，而叶利钦的公文包里装着自己的一份。但最后两份报道都被扔进了字纸篓。经过差不多整整一天的交谈，我们交给媒体一份共同商定的公报。

可是第二天，叶利钦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明显破坏所达成的平衡，试图将协议首先说成是他个人的胜利。像人们常说的，毫无办法——他就是这么个秉性。我没有进行反驳，何况从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十分清楚，所达成的妥协的确非常合理，它能够为终止耗力费时的对抗、开始进行合作打下个基础。而思想极端的激进民主派，如尤里?阿法纳西耶夫之流，则大骂叶利钦，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立场。的确，没有比政治上的狂热分子更糟的了。

4月10日，我召开了安全委员会——这是安全委员会成立后的头几个会议之一。我向大家通报了联邦委员会会议前夕讨论反危机计划的情况，介绍了一些国际问题，包括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局势。然后我征求同事们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o.鲁缅采夫）提出5月10日召开”圆桌会议”的建议的意见。大家都说总统不应该同意他们的建议。同各派政治力量的代表进行谈判，适当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各政党间的对话，总统或其他国家官方机构就不要参与了。同时，有人提出一个想法，希望委托我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进行会晤。

这是向新奥加廖沃进程诞生迈出的一步，它能够在实际上开始实现”中间主义”的方针，通过协商一致的方法摆脱困境，取得成果。它也回答了反对派的问题，但不是在他们所提问题的层面上，而是在现实所允许的幅度内。

那些天我不止一次地和我身边的人商量，我坚信，只有反映各政治力量现实对比的机制才能够确保继续进行改革的可能。而改革也会进一步促进参与整合的各种倾向的团结。这样的政治机制既需要反危机计划，也需要联盟协议。

毋庸讳言，我的这些想法在不小程度上受到了下述情况的促进和启发：定于4月23日和9位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会晤必须在4月24日应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前夕进行。必须明确推出摆脱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实际行动的大政方针，和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协调一致，把它带到全会上去，迫使左的和右的批评者公开表明自己对实质上是民族拯救计划所持的立场。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发展的。

4月16～19日，我去日本进行早已计划好了的访问，回来后，4月23日，我们仍然在新奥加廖沃别墅这个地方和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4个中亚共和国的国家最高机构领导人进行聚会。我面对面地和同事们交谈。局势非常严重，必须采取非同寻常的、协调一致的有效行动。必须努力把一般涉及局部的问题的分歧搁置在一边，更不用说那些只涉及个人好恶的分歧了。应该把国家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所要求的。眼下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文件——简单明了、通俗易懂，让人一看便知道各位领导人决意要协调一致地行动了。这样立刻就会使社会安定下来，缓解紧张气氛。我的态度感染了各位与会者。他们接二连三地，以自己的方式表示支持我的这种态度，拥护商量好的声明。大家简短的交换一下意见——商量声明中应该反映些什么。然后我宣布暂时休息一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列文科和沙赫纳扎罗夫一直在办公室内——叫来速记员，开始口授文件。经过修改加工，把文件打出来，交给了”10人团”。

在公民投票的影响下才可以确切说出联盟两个字。由于来不及想出个专门术语，我们就说，凡是加入联盟的国家，互相都提供最优惠的待遇，与其他前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则以公认的国际准则为基础。迅速签订联盟协议，是保持稳定的主要手段。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首脑呼吁劳动者停止罢工，而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在宪法的框架内行事。文件肯定了继续改革的意向。对声明文本的意见是有的，但都无关宏旨。对文本的内容经过协商，最后达成一致，立即送交塔斯社和《真理报》公诸于世。

事情办完后，开始吃晚饭。大家举杯庆贺。无论是我，还是我的同事们，像人们常说的，都松了一口气，看到了希望。尽管后来有些流言蜚语，但参加会晤的人坚决站出来维护所达成的声明。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增加了这份共同制订的文件的分量。

无独有偶。当时”俄罗斯独立工会”（克洛奇科夫）为反对物价上涨正准备宣布进行一次警告性的普遍罢工。动员工人参加罢工的还有激进民主派，他们还没有从”与中央宣战”的情绪中摆脱出来，一下子接受不了”自己的”统帅的命令。所以说，4月的”9＋l”声明后，这里的局势已经缓和了下来。除个别劳动集体有人停工几个小时外，没有什么人参加罢工。

”10人团”的声明在对待苏共中央四月全会的任务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全会

作为代表，我参加过许多代表大会。我这辈子参加过几十次中央全会。大部分不记得了——都是一般例会，走走形式，尽管每次媒体都大造声势。有几次中央全会对于我个人有着直接的意义，或者是因为解决了重大问题、发生了立场冲突而铭记在心，其中的几次我在书中已经谈过。

但我要毫不夸张地说，对于党和我们对未来的观点的发展来说，1991年的中央七月全会的意义是最重大的，因为在这次会议上，拥护新思维的人和传统派分子进行了最后的搏斗，通过了苏共新的党章草案，与过去就此一刀两断。

在通往新党章草案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的考验。1990年9月初召开的俄共代表大会第工阶段的会议上，就曾经作出过实质上是要阉割二十八大积极成果的努力。波洛兹科夫的报告、讨论中的许多发言和纲领性文件都是在会外拟就的，只是到了会前才分发给代表，这只能被看做是从全党代表大会的纲领性声明的一次全线大撤退。

主张改革的代表们不打算就此认输。他们当即要求对党章的讨论和接受的部分从会议日程上抹去，因为它们只是一种代用品，与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背道而驰。此外，有人建议研究关于更换第一书记的问题。接着便是激烈的争论，波络兹科夫打断争论，说他打算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专门作一个声明。

提醒一句：我们在主席团会议室喝茶，所有的人都在，于是我问伊万?库兹米奇?波洛兹科夫，他打算作什么样的声明。

”我又仔细想了一遍，”波洛兹科夫说，”为了有利于局势正常化，我要说的不是像有些人所建议的进行信任投票的问题，我是想从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上退下来。”

此前我们在中央政治局范围内交换过意见，大家对采取这样措施的必要性总的达成了共识，甚至那些提名波洛兹科夫作俄共领导人的人也同意这一点。任何脑子不傻的人都明白，选他当第一书记给俄共和苏共带来了多大的损害。诚然，也有一些保留，比如说，此事一定要小心谨慎，考虑周全，要有根有据，以免引起不良反应——这回该是那些被戏称为”坚定的火星报分子”说话了。

我来到代表大会上，决定看看大家对波洛兹科夫的声明会采取什么态度，但是会上任何声明都没有。原来各州党委第一书记们召开了会议，他们一致表示反对辞职。我想，这是一出精心导演的戏剧，有人对第一书记们成功地做了工作。这样一来，波洛兹科夫不得不听从大家的意志。

整个这件事生动地说明，党的官员们在未能把对自己有利的决议强加给二十八大的情况下，他们便试图在俄罗斯的党代会上把未曾得逞的东西再找补回来。在俄共一些州委和重新组建的中央机构内，反对改革的力量和体现改革的总书记相互调换了个位置。反对派经过调整，一切就绪，——最初处在幕后，暗中操纵，后来就越来越公开了——以苏共中央政治局新班子的面貌出现。

这里我不谈各共和国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们当时都埋头于自己的工作，对中央的活动不甚了了。我也不想把所有的人全一锅煮了——新的领导成员中不乏具有现代思想的人。但是能定调子的不是他们，而是那些向往旧秩序的人。

读者从我前面的叙述中可以了解到，1991年头几个月发生了哪些充满戏剧色彩的事件。立陶宛的严重对立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政治斗争，激进派向中央”宣战”，探索大家都能接受的妥协方案，为新奥加廖沃进程奠定原则基础——所有这一切，一次次地证明使党的活动转人新的轨道是非常必要的，掌握政治斗争的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一点，二十八大的决议打下了一个不错的基础。可惜党的领导不善于、也不愿意在这方面采取行动。他们定期开会，讨论局势。对总统和政府的每一个实际步骤都缺乏热情，但却是赞同的。仅此而已。

我呼吁他们要扎实地工作，并且警告说，我们若不重整旗鼓就会坐失良机，苏共就要威信扫地，——我的所有这些呼吁和警告算是全都白费了。当时我的同事们头脑里打的是另外一些主意——他们考虑的不是政治斗争，而是强制恢复斯大林的模式，至少是它的勃列日涅夫的版本。所以他们对总书记越来越不怀好意，把自己跟随不上形势、把握不住社会需求和人民期望的个人过错一古脑儿全推在总书记的头上。

首都市委越来越多地在发挥”采煤工”的作用。在一次例行的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上——各英雄城市的苏共市委书记们都应邀请参加——普罗科菲耶夫在讲话中尖锐批评了总书记和总统的政策。他指摘我应该为国家所经受的一切困难负责；他说：”党不得不为自己领导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为他的积重难返的错误负责。”吉达斯波夫、古连科和舍宁的发言也是这个意思，当然，稍有不同。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们怒火满腔，要求严惩”修正主义分子”，将鲁茨科伊和利皮茨基的”民主共产党人”小组和其他团体，包括二十八大承认的合法团体，统统开除出党，只要这些团体和组织的领导人被选进了中央。

党的机构无法适应生活现实，不能把握苏共新的状态；更有甚者，还要试图阻碍乃至破坏民主改革，——这在党员群众中引起了失望的情绪。1990年一年退党的人几乎就有250万。4月全会的辩论对社会公开后，这个过程又加快了。截至1991年7月1日，苏共计有党员1500万人。就是说，一年半的时间，退党的和被开除出党的党员有400万，占党员总数的22％。

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退出苏共的党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