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被认为是肯定要失败的。其次，他们不能不考虑6月底7月初新奥加廖沃进程的果实已经开始成熟，社会意见趋于赞同。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苏共分裂，首当其冲的首先是”党内的大佬们”。

最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认为，站出来猛批一通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一般地说，人们已经不再相信用这种手段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了，当时他们已经着手采取”坚决的”强制行动了。

不管怎么说，全会受委托搞出了草案，大会秘书处在没有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项工作。

在全会工作结束的时候，我首先提请大家注意，在对待持不同政见者方面，务必要表现出眼界的开阔与宽容。社会公众已经很劳累了，他们不愿再忍受新的谈判、对抗和社会超常的紧张情绪，当到处都在呼吁将人民的利益、祖国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置于一切党派和政治争论之上时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了。抓住这一普遍的倾向的同时，重要的是要把握住改革的方针和对政策的文明态度。

对于那些用”改革派”概念吓唬人的人，我想提醒他们注意列宁的一段话：”从直接、完全摧毁旧事物的意义上说”，必须将”与众不同的、改革的类型”放在革命方法的位置上。这话是1921年说的，当时整个事业都在面向改革。

我们到了必须”对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观点进行新的根本改变”的时候了。在旧模式的框架内我们找不到答案，就像我们的朋友未曾找到一样，我们帮助他们”试验过”这种老的模式。不错，这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观念的危机，但这种危机是可以克服的。克服了危机，接着到来的便是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和向前迈出的新的坚定的步伐。

中央七月全会给我的印象总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苏共改革的现实前景打开了。至于能否利用这个可能——这就取决于许多因素和事情总的进程了。

全会成了1991年上半年的一个独特的事件。在国家生活和我个人的命运中，一个最富有戏剧性的阶段开始了。

目标近在咫尺

早就有人说，历史危机时分的时间是凝聚的，被浓缩了又浓缩，直至无限。几个月、几周，甚至几天，充满了事件；这些事件的意义和后果等于几百年间所发生的事。1991年下半年我国就是这样。事件发生的独特动因和事件发展的”基本事件的轴心，是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严酷的斗争。

第一，是国家的完整性和我们联盟国家的命运：存在下去，以后以新的形式保持现有的联邦制；或者分为各个部分，完全解体：这样对人民必将产生诸多极其尖锐的问题和无穷无尽的灾难。

第二，是改革的命运，是1985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命运，——是当时确定的民主化的方针：改革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中途夭折？如果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那么通过什么方法、用什么速度、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够过渡到一个比较富有成效的经济和管理体制？

第三，是争夺权力的斗争：由谁、哪些社会力量、政党、集团和领导人在我国历史的新的阶段出来掌握方向盘？

当然，这些根本问题的解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紧密相联，错综复杂的。而且事情的结局，可惜不光取决于所谓客观规律和业已成熟的社会需要，还要看各政治集团激烈竞争的情况如何，看各民族的社会精英们的热情和总的人员气质与渴望程度如何。

非常重要的是，经历了各种风雨——错综复杂的政治权谋，对立双方的争论与冲突，终于在7月末，就解决使改革进程变得复杂的诸多根本问题接近于取得了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从而为克服所发生的危机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也许我说得多了一些，但我愿意再次将这一基本情况铭记在我的心中。

毫无疑问，7月23日达成的新联盟协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已经说过，达成协议是非常不容易的。各共和国仿效俄罗斯的样子宣布了各自的独立，他们尽可能多地”强调”自己的权力，以摆脱联盟机构的庇护。为了公正起见，我要说，这时候的各共和国领导人（极少例外）都意识到了必须要拥有一个能够解决共同任务的足够强大的和有权威的中心。一句话，在权力分配中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平衡；这个平衡最后还是找到了；它说明当时作为新联盟国家基础的原则是具有生命力的。

关于这一点，最明显不过的，大概要数对各主权国家联盟主体问题的解决了。成为联盟独立成员的新的自治地位，将保障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保障他们独立处理自己事务的可能。同时不破坏各联盟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对于历史形成的国家疆界和民族领土构成，不提出异议。

我远不认为所找到的这个解决办法能够适用于一切时代。这个问题是极其复杂的。今天它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而且，看来决非一次所能够解决。但是我再说一遍，根据协议草案精神在保留和革新联盟国家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是最好的，它使我们得以避免冲突，在处理民族关系时通过法律手段，而不是诉诸武力作一些条件业已成熟的改变。

同样重要的是，新联盟协议不仅得到各共和国的赞同，而且也得到了各基本权力部门，首先是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赞同。卢基扬诺夫、尼沙诺夫实际上参加了新奥加廖沃的各次会晤，而且——顺便说一句——还不止一次地加了些调和折中的言词。每次会议后，新的协议草案都要送给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向代表们通报。他们在各种委员会的讨论中提出了不少的意见。这些意见都转达给了草案工作小组，小组考虑这些意见，跟考虑各共和国议会提出的建议一样。

卢基扬诺夫不止一次向联邦苏维埃通报代表们的心态，有些代表担心协议的签订会削弱中央机构，包括联盟议会的作用。但这一切只是新奥加廖沃讨论的一部分。最后，最高苏维埃表示对草案基本同意，而且最高苏维埃主席、议会两位主席应该和各共和国代表团共同签署这一协议。

在新奥加廖沃工作期间，联盟协议和各种方案也都在政府里讨论过。当然，首先是有关经济的条款，但也不光是经济。总理帕夫洛夫和各部委领导人都提出过意见，这些意见反映了他们对这一文件和对未来联盟国家实质的看法。其中，国家银行的领导、银行行长积极要求保持统一的货币信贷政策原则。外交部、内务部、通讯与铁路交通部门，实际上是其他所有部门，都打了详细的报告，有的甚至是长篇大论，有数据报表，有扎实的论证。毋庸赘言，报告所陈述的主要内容是：必须保留联盟机构的重大权力。他们的这些论点得到仔细的讨论，而且不止一次＿邀请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参加联邦苏维埃会议。当然，并非政府所提出的所有意见都被采纳了，但是从整体上说，政府没有提出反对协议的意见。

其他政治组织也是这个情况。没有一个像样的政党批评过（起码公开地）协议草案。相反，许多政党将国家政治局势正常化的希望同新的联盟协议联系在一起。至于苏共，联盟协议草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上多次进行过讨论。草案最后一稿在7月25-26日的中央全会上还进行过研究，并且得到了基本的赞同。正像我已经说过的，在这次全会上，达成了在新纲领基础上改革苏共自身的前提条件。

另一起七月事件让人有理由认为政权问题虽然没有彻底解决，但至少可以先放一放了。7月10日，叶利钦总统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隆重就职。从我这方面讲，我表现出了满腔的热忱与诚意，尽管我当时对此事有所担心，——这并不是秘密。当时我想，俄罗斯总统和他的一帮人（实际上是一个党）已经如愿以偿，他们将会管理国家，推进改革，其贪得无厌的计划——那怕暂时地——会往后推一推的。

就在7月份——这当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反危机计划开始实施。许多与规划有关的问题出现了困难，产生了动摇，——这个规划决定的责任太重大了，其后果马上就会在千百万人的生活中反映出来。许多人在骂大街——这里既有抓住过去经济体制不放的人，也有恨不得将旧的经济体制一举摧毁的人。但归根结底，规划方案毕竟还是搞出来了，并得到了各共和国的赞同。我再说一遍，规划方案不光是一个政府的规划方案，它还是各加盟共和国政府的规划方案。

当时还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我曾经讲过——在伦敦会晤了”7国集团”的参加者，会晤中研究了处于这一关键阶段的我们改革的相互影响问题。

仿佛就在7月份”落下帷幕”的时候，29日，联盟协议签字的最后一个障碍消除了。原来问题是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叶利钦这才撤消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达成一致的第9条的行文（《联盟税与征收法》）是这样的：”为落实权力移交给联盟后的联盟预算财政支出，通过固定的税率特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对联盟预算支出的监督由协议参加者负责实施。”

1991年7月所”达成”的一致，是长时期探索和努力的结果，它完成了我们从1985年4月所走过的行程。为了让国家摆脱危机，大踏步地将业已开始的民主改造推向前进，现实的前提条件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8月4日我去度假时一点也没有怀疑两周后联盟协议将隆重地在莫斯科进行签字，我国改革的新阶段将呈现在世人面前。

而在这件事情的前两天，我在电视讲话中还在努力地说明新联盟协议的签订对国家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它实现了体现在3月17日公民投票中的人民的意志。统一的国家被保存了下来，它体现了人们许多代人的劳动，体现了我们祖国各民族人民的劳动。同时，创立了一个新的、由主权国家真正志愿结合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各族人民独立自主地管理自己的事务，自由发展自己的文化、语言和传统。

”现在，”我继续说，”我们已经有了协议，各个共和国最近就将在协议上签字，必须将对抗与毫无道理的政治偏见从我们的国家生活中清除出去。”

协议签字的实际准备工作开始了。当时我正在克里米亚度假，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一工作的进程。鉴于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在9月份才能定下来，我觉得签字分三个阶段是合理的。然而，那些应该在”第二阶段”签字的共和国不同意这一点。经过交换意见，结果是这样；第二阶段没有了，而定在10月初的第三阶段成了第2阶段。估计届时签字的将是乌克兰和阿塞拜疆。

虽然已经取得了高度的一致，而且看来应该说也没有什么能够阻碍协议的签订了，但是随着签字日期的临近，协议越来越受到来自左的和右的方面的攻击。不同倾向的报刊进行着激烈的交锋。一方面，他们指责国家总统，说他同意签订这样的协议是对分离主义分子的让步，而这则有削弱联盟国家的危险。另外一方面，对俄罗斯总统同意签订这项协议的攻击火力也不弱，说协议好像保留了中央的无限权力和共产党组织的统治地位。发起这场攻击的挑头人是ic.阿法纳西耶夫、邦奈尔和”民主俄罗斯”的其他激进派分子。

8月14日我和叶利钦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明白了，这位俄联邦总统感到信心不足，他在动摇。他问我看没看见他所遭到的攻击。我的回答是（我传达我们谈话的意思），我作为国家总统遭到的攻击也不少。他们批评我，说我签订了协议就会使国家的完整性面临危险，而批评俄罗斯总统，说他签订了协议，就会延长帝国的生命。不过，既然极右派和极左派都不满意，这只能说明我们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

在结束这个话题时，我说：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们不能从商定的立场后退一步，不管他们从哪个方面对我们的立场进行攻击。必须保持沉着冷静，继续准备签字。”

鉴于俄罗斯总统对如何安排签字仪式本身很感兴趣，我详细地谈了这方面的想法。起初他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