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但是后来经过解释，说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我觉得他的顾虑才打消了。

总的说来，我们道别时气氛还不错。尽管我心中还有疑虑，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叶利钦有什么话没有讲出来；我作了种种努力，以防他在这一至关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时刻发生动摇。后来我才知道，叶利钦的某些亲密战友确实在对他施加影响，提出一些条件，要求他在主权国家联盟协议上签字时一并解决。不管怎么说，作为《莫斯科新闻》周刊一项措施，斯塔罗沃伊托娃在自己人的圈子里”透露了秘密”，即俄罗斯总统未必会在8月20日的协议文本上签字，他会提出一些附带条件的。

不过这一切都是事后之论了。当时我想协议是会签字的。明知人民在公民投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眼见改革的进展困难重重，这时候要试图破坏这一行动，所冒的风险可就太大了。

现在，当事情拉开了一定的”时间”距离，可以说，叶利钦是考虑过这一方式的。很长时期，有几个月的时间（纳扎尔巴耶夫跟我谈到过这一点），叶利钦一直在进行幕后活动，商议要搞一个非此即彼的”四方”协议——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商议时断时续，但这个想法一直没离开过俄联邦总统，而且不只是他一个人。但他也许明白这是危险的一步，会使他完全名誉扫地。

其实，叶利钦如何行动，现在只能够进行猜测。我倾向于认为，一位政治家的直觉和敏感会阻止他破坏协议签字的行动。至于说到附带条件，想用这种方法阻碍协议生效，——这是无法排除的。

而政变分子们从另外一个方面，而且出于另外的动机采取了行动，他们不惜破坏宪法，进行个人背叛，直接发起进攻，走上了对国家犯罪的道路。

当然，革新力量和反动势力之所以能够发生尖锐的冲突，是我姑息的结果。而自1990年11-12月起，保守力量：利用各种可能对总统和改革派发起进攻：最高苏维埃会议。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党的中央全会、各种各样的会晤和代表会、要求实行总统管理或宣布紧急状态等等，都利用上了。

所有这一切，我不光是看在眼里，也有所行动，戳穿反动派的阴谋。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所引起的危机，从一开始我就竭力避免采取激烈的解决冲突的办法，运用策略，争取时间，给民主化过程提供稳定自身的充分机会，遏制旧势力，强化人民对新的价值观的信任。

总之，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国家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任何诸如此类的冒险都注定要失败；要克服一切困难，保持改革的方针；使社会的发展继续沿着宪法的轨道前进。□ 作者：米?谢?戈尔巴乔夫

第二十章 八月政变（1）罪恶的冒险行动

日前，当我已经修改完这部分回忆录时，突然得到一条与1991年冬夏事件有关的、意想不到的新闻。1994年2月18日的《新每日报》刊登了帕夫格?沃夏诺夫——俄罗斯总统前新闻秘书——的材料。这里我照录一段：

”时值1991年冬春之交。叶利钦刚刚在中央电视台发表了讲话，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克里姆林宫内对此事有各种各样的理解。看来有人决心在两位领导人的矛盾上玩上一把，预先取得了俄罗斯的支持……几天后，联盟副总统委托一个人来找我，建议安排叶利钦和亚纳耶夫进行一次秘密会晤。据说，戈尔巴乔夫已经黔驴技穷……国家正在毁灭

必须拯救……我报告了这件事，得到的是回绝，我透过同样的渠道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对方。没等多久对方的回应就来了：你们呀，伙计们，可不要搞错了？走着瞧，可不要后悔。而且会很快的。”

于是，这个我坚持推荐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不到一年时间，便走上了背叛的道路。有意思的是，叶利钦回绝了亚纳耶夫关于勾结起来反对苏联总统的建议，但是，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他都没有把亚纳耶夫曾经跟他联系过这件事告诉我。大概他是想留作储备，说不定什么时候还有用处。

从维尔纽斯事件开始，直到8月，极右派和极左派对总统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断，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求总统采取紧急强制措施。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我不顾个人的安危，竭力想赢得时间。当时我坚信，签订了联盟协议，党进行了改革，事情将会有个好的根本转变，生活就能走上正常的轨道，两个政治”极端派”争吵不休的问题就可以着手解决了。

尽管有种种恶毒的攻击，而且还有我的许多失误，但是在我国发展的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达成了一致，当然，就像人们常说的，这使我们有了一个”谨慎乐观”的基础。党的领导中保守派的行事方针早已被看得清清楚楚。但到底是什么因素直接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呢？我再三地考虑，得出的结论是，这溢出忍耐杯子的”最后一滴水”就是对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7月底，在我去度假之前，我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了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我们谈了联盟协议签订后将采取哪些步骤。我们一致同意，无论是对于各共和国，还是对于联盟，都必须加紧利用协议所创造的各种可能。

至今我们都认为，协议签订后应该紧接着制订宪法，这需要6个月的时间，而宪法通过后——选举新的权力机构。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将选举推迟这么久是否合适？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主张按照协议建立联盟机构，不要久拖不决，因为社会各个领域分崩离析解体的过程愈演愈烈，情况很危险。我们商定，这些问题要跟其他共和国领导人进行讨论。

还谈到了干部问题。自然首先谈到的是主权国家联盟的总统的问题。叶利钦表示推举戈尔巴乔夫担任这一职务。

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提出让纳扎尔巴耶夫出任内阁首脑。纳扎尔巴耶夫说，他准备挑起这副担子，只要联盟内阁有可能独立地工作。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

记得当时叶利钦感到很有些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而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应该有目击证人的。他甚至有几次起身走到凉台上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

现在我明白他的敏感不是没有原因的。为了这次会晤，普列汉诺夫预备了一个房间，平时我在这里批阅报告，旁边还有一个房间，可以在那里吃东西和休息。这就对了，看来一切都”事先经过设计”：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克留奇科夫听了后，有了证据，这使他和其他的人完全丧失了理智。

所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说，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完全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感情，——这纯系骗人的鬼话。我不愿说他们对于国家的命运完全无动于衷。但是他们把国家和旧体制相提并论了，而他们行事的动机，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功名利禄，甚至一己私利，希望保住自己的职位。

我不认为我那一年的度假是正常的。我身在福罗斯，还不得不研究许多问题，因为国内事件的性质越来越令人担忧。我不光是依靠分析，凭直觉我也感受得到必须尽快推进改革；而要这样做，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快签订联盟协议。因此，我无时不在关注着协议准备的情况，和各共和国及联盟机构的领导人通电话，与政府领导成员、我的助手和顾问们保持电话联系。

我总是有一种感觉，应该尽快地返回，并且采取行动，所以我每天都在催促那些与签字准备工作有关的人员。飞机都已经定好了。沙赫纳扎罗夫在”南方”疗养院休养，就在福罗斯旁边，我和他谈起过我在签字时的讲话。8月18日，我向他表示了我最后的意愿——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之后联系就中断了。我发现联系中断时已是下午4时扣分，而我们的谈话，根据文件记录，是16时32分结束的。现在知道，当时女电话员们的背后有军官们值守，他们必须在4时30分切断电话联系。

下午5点钟左右，我被告知，有一小组人已来到别墅，其中有巴克拉诺夫、舍宁、博尔金、瓦连尼科夫和普列汉诺夫。我感到诧异，对显然有些不知所措的梅德韦杰夫——警卫局长——说，我未曾邀请过任何人。原来警卫人员已经放来访者进来了，因为普列汉诺夫和博尔金是和他们一起来的。在其他情况下这样的事是决不会发生的，按照警卫条例，没有我的批准，谁都不许进入别墅区。

让梅德韦杰夫离开后，我决定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跟莫斯科取得联系，首先和克留奇科夫谈谈，这时我突然发现第1部、第2部、第3部、第4部、第5部，包括战略备用电话都被切断了。我离开办公室，来到凉台上，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这里看报纸，我告诉她，一些不速之客来到了别墅，很难说他们想干什么，要作最坏的打算。她对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但她控制住了自己。我们走进旁边的卧室。我拼命地在想：我不能从自己的立场后退，任何压力、讹诈、威胁我都不能屈服。这一点，我也对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讲了。”决定由你自己来作，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都和你在一起。”随后，我们叫来了伊琳娜和阿纳托利。他们听了我的介绍，说完全听从我的安排，他们一切都准备好了。

这大约花去了30-40分钟。军官们对我说，来访者着急了：问为什么不接见他们。走出卧室，我发现他们不请自来，已经上到了二楼。总之，他们表现得很没有礼貌，好像他们是东道主似的。把他们让进屋后，我问他们有何贵干。巴克拉诺夫通报说，成立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正濒临灾难，其他方法已经无济于事，我必须在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上签字。实际上，他们是来下最后通碟的。后来，我在和调查人员谈话时才了解到，当时他们随身带着已经起草好的——各种方案——文件供我签署。

巴克拉诺夫历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并指出成员中有卢基扬诺夫。他说，叶利钦已经被捕，虽然当即他又改口说：途中他将被捕（从阿拉木图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为加快事件的发展，阴谋家们显然想以这种方式让我明白：他们已经控制住了局势，事情已经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人都是我一手提拔的，现在他们出卖了我。我坚决拒绝他们强加给我的要求，声明任何命令我都不会签署。

”你们和派你们来的人对局势感到不安？但我对国家局势的了解不比你们差，而我感到不安的程度也不比你们轻。你们认为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我也是这个意见。其主要的一项措施业已准备就绪——它就是签订新的联盟协议。8月21日联邦苏维埃会议上已经决定要讨论经济改革完成的情况。而你们却认为采取紧急措施才是拯救国家的办法。我不同意你们这种看法。那么就请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既然一部分领导人怀疑政治方针的正确性嘛，那么我们就来讨论解决。但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行事。其他方法我不能接受。至于你们想要断送自己——见你们的克去吧，但是要知道，事情最终可能会酿成流血事件。人民已经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他们不会忍受你们的专政，同意失去自由，失去这些年所得到的一切。”

我的话说完后，巴克拉诺夫接着发表一通议论，他说他很”关心”我的健康，改革这些年因工作紧张耗费了大量的精力。

”您不想亲自签署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那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吧，”他建议说。接着又补充说：”您好好休息，脏活儿由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

我当然拒绝了这一卑鄙的建议。

”那么您辞职也行，”瓦连尼科夫脱口说。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分手了。他们走的时候我忍不住”用俄国脏话”骂了他们。

我想回答人们常常向我提出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扣留他们？要知道，当时他有武装警卫呀？

首先，我想，我拒绝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后通碟的要求，可以使这一阴谋的主使者头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