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阶级存在的时候，这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但如果犯错误的人坚持错误，并扩大下去”，这种矛盾也就有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但还指出，城乡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里，都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根据地里面，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是非对抗的矛盾。2

就这篇著作的语气而言，这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强调阶级斗争的需要，他要在整个50年代或多或少地掀起阶级斗争。但是，考虑到对于这两个仅有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正像我们从前文关于《论人民民主专政》研究中所看到的）对新政权构成严峻的问题，他在1951年所划的界限没有重大变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仍然要“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方式来解决；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与农民之间的矛盾，1937年设想的是通过“农业社会主义化”解决，现在他提出要用“农业集体化与机械化”的办法，这确实比以前具体多了。3

1950年6月，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该讲话已收入《毛泽东选集》），他在当时的这个讲话中坚定了他基本温和的态度。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同时与很多阶级进行斗争。在总结党在目前对于中间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时，他指出：

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1

以毛的观点，到1952年6月，事情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因此再把民族资产阶级界定为“中间阶级”就不合时宜了。2

然而，他在1952年9月写给黄炎培的信中说，在整个“一五”计划时期（到1957年止），要求一大部分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那是不合理的。他们必须接受工人阶级指导，但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放弃赚钱的念头，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3

1955年夏，毛泽东又进一步推动农村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区别“上”中农和“下”中农，把这两部分人之间的界限当作中国农村社会的基本分界线。1955年10月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扩大）全会正式认可了他的农村路线。在这次全会的总结报告中，毛总结了当时的形势，再次提到共产党人的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另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都“很必要”。但在这两个联盟中，同农民的联盟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而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在强调这两个联盟间的相互关系时，他说：

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站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地孤立起来，便于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很没有良心哩！马克思主义是那么凶哩，良心是不多哩，就是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在头三个五年计划的15年期间内（其中三年已经过去），“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他解释说。1农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像上文刚引述的，毛在他的讲话中说，大约需要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而实际上到1956年底就全部完成了（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到1956年早期，毛泽东对未来充满信心，并感觉到自己的地位日益巩固。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对阶级斗争采取了更加温和、更加稳健的方针，尤其是对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他还强调了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

另一件能够反映这一倾向的事情是，不再像先前那样，在接纳新党员时歧视非无产阶级成分。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党作出了艰苦的努力，吸收更多的工人入党。然后，1956年，新党章取消了以前对于非工人成分的较为严格的审查。其理由正如邓小平在党的八大作的报告中所指出的，“以前的社会成份的划分已经而且正在失去其意义”。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邓小平观点的详细内容，因为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毛在他生命最后20年间关于阶级观点发展的背景材料：

工人和职员已经只是一个阶级内部的分工；……贫农和中农现在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他们之间的区别很快就只有历史的意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已经站在工人阶级方面，在家庭出身上也正在迅速改变着；……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和学生变为工人，每年都有大批的工人、农民和他们的子弟变为职员和知识分子，每年都有大批的农民、学生、工人和职员变为士兵；……。把这些社会成份分为两类还有什么意义呢？1

邓在这里更加注重为革命工作的主观态度与愿望，而不是家庭出身，在这方面，他的观点与毛的思想持续（虽然并不完全一致）发展的趋向是协调的。但是他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斗争正迅速消失，在这一点上，他的思想显然与后来兴起而且将党冲垮的潮流是背道而驰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当时不同意他的观点。甚至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高潮期间，当康生抱怨八大政治报告含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时，毛还承认他在1956年也持有这种观点：“报告我读过，而且是经大会通过的。我们不能让刘、邓两人单独承担责任”。2

毛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他对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度，而在10年后把刘少奇打成“头号走资派”呢？一般的情况众所周知。值得强调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知识精英关键性的更新换代，这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但1957年的事件却加速了这一进程。在1949年以后的最初几年间，中国所必需的技术干部与管理干部，大多数是旧社会留下来的，他们出身于“资产阶级”，或在西方，或在从欧美或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执教的大学中受过教育。毛认为这些人的忠诚是可以得到的，他们是专家，也可以变红。毛在1956年春天提出的“百花齐放”政策，主要是考虑到这样一个目的，在提高他们的修养、改造他们的过程中，把1949年以前的知识分子拉进来，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

他在1956年4月25日最初向党阐述《论十大关系》时，重申“党内的原则上的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同时，强调了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尤其是在科技领域与国内外人们的交流。1在政治局讨论他的报告的过程中，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在4月28日的进一步讨论中，毛指出，只要一个人的观点正确，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它。他又补充说，党在文学领域里的方针应该是“让百花齐放”，在学术上的方针是“让百家争鸣”。2

在1956年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论十大关系》文稿中，毛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对这一问题的思想。他作了高度的概括，宣布春天已经到来，应该允许百花齐放，而不只是放那么几朵。他回忆说，百家争鸣的提法来自春秋战国时期，当时有百家主要的哲学家们，他们各树一帜，自由争论。他说，目前我们也需要百家争鸣。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各种学术派别都可以在互不干涉的情况下争论他们思想的对错。他说，我们仍未弄清李森科的思想是对还是错，所以让每个学派在报刊上各抒己见。3

人们不仅在报纸上讨论李森科的思想，而且在1956年8月，又以“百家争鸣”为口号，在青岛召开了为期两周的大型学术会议，就遗传学中的不同观点进行辩论。4有一个与会者随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文章，毛泽东个人决定应该在《人民日报》转载，并亲自补加了一个副标题：“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既相互关联又互相区别的思想，在1956年秋天首次出现，那是在苏联反斯大林主义和波匈事件之后。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已基本得到解决，然而他也坚决支持阶级斗争、支持对反革命分子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反对赫鲁晓夫通过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思想。2

根据现有资料，毛在1956年12月4日致黄炎培的信中首次使用“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确定概念。黄是民主党派的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在这封信中，毛指出，虽然阶级斗争在中国（如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在将来，人民内部的问题将“不断涌现”。3显然，这意味着人民内部矛盾将日益增多。

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社论，4这是毛关于这一问题思想的第一次公开解释。5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与由波匈事件所引起的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过分否定进行论战，文章以稍微强烈的观点评论说，谁也不能采取“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的立场，并指出，“否定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6

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关于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方面的经验还不充分。这是一门科学，我们必须很好地研究它”。1

一个月之后，毛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著名讲话，用大量篇幅精辟阐述了这门学说。在这篇讲话的原文中，毛表示对12月社论持保留态度（即使是他亲自修改过）。2他说，社论未明确阐述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尚未说清楚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的确，在特定的环境下，这种矛盾可以转变为对抗性矛盾，但是我们不能错将善意的批评当作恶意中伤。列宁没有来得及正确地分析这一问题，而斯大林根本就没有作这一区分的努力：

你只能赞同，不能反对；你只能为他的功绩和美德唱赞歌，而不能批评；如果你批评了，他就会把你当作敌人，你就会有被送进集中营或处死的危险。 左倾机会主义者，也就是所谓“左派”，他们打着左的旗号，但是他们并非是真正的左倾，因为他们把敌我矛盾扩大化。比如，斯大林就是这么个人。

毛泽东说，中国也遭受了同样的恶果，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中。3

关于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以及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在毛2月27日讲话的初稿中占有很长而且很重要的篇幅。这在下文关于中苏破裂的部分中还要讨论。讲话还涉及了本章无暇展开的各种不同的问题，诸如在计划生育工作中流行的“无政府主义”，4现阶段的中国无力普及中等教育等等。1就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毛宣布，中国社会“基本的”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2与此同时，他明确宣布，在他看来，阶级斗争在中国基本上已经结束。3

在毛1957年2月讲话的官方文本当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强调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作用。例如，他指出：“正是这些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推动我们社会向前发展”；在毛看来，因为矛盾是变化的原动力，所以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特殊矛盾，或特殊类型的矛盾，在逻辑上当然是主要矛盾。另外，在同一段中，毛继续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4

这些论述似乎是支持了近几年中国一些主要的理论著作所提出的观点，其意思大致是，毛在1956年末和1957年初的思想当中，暗示在1955年到1956年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它不能被当作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取代阶级斗争而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5

与构成中国社会各阶级间矛盾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知识分子问题。毛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和缓和的态度，认为要在这一领域消灭阶级差别。在1957年1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在中国，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