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这在选集版本中已删去）：“中国取得真正的经济独立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只有当中国的工业已经发展了，于是中国在经济上再也不依靠外国了，她才能享受真正的独立。”2

本章导言部分讲述了农民在中国社会长期的重要性，以及这一事实和农民意识形态对毛泽东自身的影响。这个因素确实存在，而且至关重要，但从1955年，尤其是从1958年开始，这一因素才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相比之下，在取得胜利的前夕，毛闭口不提，或者说，他无论如何是贬低党的农村工作经验的重要性。他在1949年3月指出：

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1

换言之，迄今为止我们所走的都是一条非正统的道路，因为这是我们能取得胜利的唯一道路，但是从今以后，我们将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主义方式去行动，从城市的工业环境出发，去引导和启发农村落后的农民。1949年6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的这一看法已非常明显。那篇文章宣称，由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仍然存在，所以国家权力不能废除，恰恰相反，目前的任务是要加强人民的国家机器。毛继续说，“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毛认为，在引导中国“从农业国进到工业国”发展的任务方面，教育和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是相对容易的。他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致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主义化”。2

毛强调教育农民，强调工人阶级在“人民专政”中的领导权，以负起教育的责任，清楚地表明了他在1949年3月所宣布的城乡之间的重心转移。

另一个饶有兴趣的事实也表明了这一点。以前有一种说法，认为农村的“半工人阶级”也像城市的工人阶级一样，是革命的领导阶级。这种提法1950年春天由刘少奇提议，而后被中央委员会通过，毛于1951年12月放弃了这种提法。虽然在此之前毛自己也曾把“半无产阶级（贫农）”称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但现在他发现，把领导权给城市工人以外的任何阶级都是“错误的”。这明显地标志着他向更加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

此外，在50年代早期，为了改变党的阶级成分，中共曾力图吸收大量工人，输入新鲜血液，通过这一措施，上述思想倾向转变为实际的行动（见本书第二章）。

虽然毛在1962年曾经声明，在建国初期除去“照搬苏联”2别无选择，但他并不像苏联那样，把工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虽然在毛的社会主义发展思想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核心的和关键的组成部分，但人们也有理由提出疑问，他在1949年所怀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宏大蓝图，是否将最终证明与这种技术现代化思想相一致。

由毛明确制定的经济政策一开始是稳健的。比如在1950年6月，他要求“保存富农经济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而且在总结总目标时说：

合理地调整现在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份，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3

就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后，毛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也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1953年8月，他把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规定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4

1954年9月，他指出：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

1954年11月，毛泽东提醒刘少奇和周恩来注意，他认为刚在《人民日报》发表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摘要中有一个“说法是错误的”：“在社会主义全部或大部建成以前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经济法则。”2在批判这一观点之后，毛相当明确地表示，中国宣布在一定程度上已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有理论基础的。

不过，毛直到1955年3月还承认，社会主义道路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成社会主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50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3

但到1955年中期，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而且（像《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2章阐述的）他还在农村发动了一场更快速的合作化运动，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改变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气氛。毛的新思想，还有他新的分析框架，鲜明地体现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按语中，这些按语和序言是在1955年底写出来的，他在7月31日号召加速合作化，到这时，正在展开的合作化进程比他自己预想的还要快。1

从这些论题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跃进、甚至是文化大革命某些基本思想的萌芽，比如毛相信动员起来的群众，通过他们的主观努力，具有改变他们自己及其环境的无限性。举个例子，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在赞扬王国藩合作社的一段按语中，毛评论道：“难道六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在另一段按语中，注意到在1955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几千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并因此完全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毛评论说：“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2

在农民热情和奋斗精神的鼓舞下，毛在1955年写道：

对比一下我们国家与苏联：（1）我们有根据地 20年的经历，又有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锻炼；我们（取得权力的）经历异常丰富……因此，我们能够很快地建立一个国家，并完成革命任务。（苏联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在十月革命时期，他们既没有军队又没有政府机器，而且党员数量很少。）（2）我们享有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帮助。（3）我们的人口众多，而且位置优越。〔我们的人民〕工作勤奋、吃苦耐劳，如果没有合作化，要想得到农民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农民甚至比英国与美国的工人都好。我们必然能够更好更快地实现社会主义。3

因此，早在1955年毛就表示，因为他们是在农村进行了20年的斗争之后获得政权的，而不是在大城市突然取得统治，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时比列宁及其同志们在1917年更懂得在基层群众中行使权力，并获得他们的支持。另外，以毛之见，中国的农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

然而，这决不是一种毛当时努力推动的片面的“乡村”革命。虽然他1955年7月31日关于合作化讲话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要求在中国，集体化应先于机械化，但也不是要走得过早，因为对拖拉机、水泵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准备是很紧迫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毛继续坚持他在1949年提出的观点，按照这一观点，“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里的含义很明确，那就是，通过使他们学习城市所创造的知识、尤其是技术知识，必须把这些乡村居民引入现代世界。在这一过程当中，科学家、技术人员和其他知识分子将起关键作用。的确，1956年1月，在他宣布关于农业发展十二年纲要时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指出，中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中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水平”。他还说，“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1因此，在1956年1月，毛要求用说服和理解的方式对待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在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毛强调中国是一个工业和技术的各个方面都落后的国家，而且一些方面处于依赖的地位，因为它还不能生产一些自己所需要的关键产品。他还评论说：

有的同志说些不聪明的话，说什么“不要他们也行”（指知识分子）！“老子是革命的”！这话不对。现在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革愚蠢无知的命，没有他们是不行的，单靠我们老粗是不行的。2

50年代中期，毛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看法，最恰当地总结在他1956年4月25日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论十大关系》中，此文有令人信服的总结。这篇著名讲话的各个方面都讲了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事物的内在联系，不要顾此失彼。因此，正像我们所看到的，他要求在政治领域扩大地方的权力和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性，以利于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他提出减少以牺牲农业和轻工业为代价的对重工业过多的优先权。（但并不是把关系颠倒过来，虽然他有时也这么说。）他认为一味重视重工业会拆自己的台。但与此同时（这表明了他当时的平衡与公平思想），他提出应适当注意进一步发展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现存的工业基础，而不是把所有能得到的资源都投入到整个内地去扩大工业。1

如前所述，在起草这篇讲话时，毛仔细考虑了陈云以及其他经济工作方面的专家的意见。《论十大关系》从总体上讲无疑代表了他自己妥协的立场，企图以此来获得党内广泛的赞同。然而，毛因此而在个别问题上采取温和与妥协态度，丝毫也不能表明他准备在所有方面向其领导集团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低头。

1955年，在他发动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的运动中，毛泽东已经表示出对所有与他的意见相左的反对派进行粗暴打击的意向。21956年年中，他又以一种更隐蔽、但却是更可怕的态度再次表露了同样的偏狭。1956年早期毛曾经相信，农村社会主义“高潮”成果，将能促进所有的经济工作的发展。面对着出现的矛盾与不平衡，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恩来负责起草的关于“反对冒险主义”的重要社论，事先，毛曾经审阅了社论，但他并没有表示任何意见。给他的同事们的印象是他已赞同了这一讨论，然而在实际上，他对此是有所保留的。当他承认不能要求经济发展过快时，他仍相信中国经济可以飞速发展。在大跃进前夕，他开始发泄他的感情。在此之前有一年半的光景，他总是对这篇社论怀藏怨恨，对周恩来尤其如此。1

同时，在1956年春季和夏季，毛不仅提出了“百花齐放”的口号，而且也对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共产党与其他社会力量的关系问题、是非关系问题等采取了非常缓和的态度。他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中，更为详细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但毛在此之前的讲话中已多次提到这些问题。由于“阶级斗争”在1957年到1976年间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有必要专门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讨论。

人民、阶级与矛盾

1957年2月之前，毛考虑这些问题的理论框架基本上是在1937年的《矛盾论》中形成的。在这篇文章中，毛认为，虽然矛盾“贯穿于每一个发展过程的始终”，虽然所有的矛盾都包含着斗争，但它们不一定都是对抗性的，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应该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在毛当初写的这篇论文的原文中，他把“非对抗性矛盾”的范围规定得非常宽泛，对阶级斗争的范围规定得也就很严格了：

例如，共产党内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矛盾，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经济方面城市与乡村的不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与消费，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各种不同的劳动分工，工、农在阶级关系上的矛盾，以及自然界中的生与死，遗传与变异，冷与热，白天和黑夜——没有一种是以对抗形式而存在。1

1951年的校订本当然构成了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个时期正统的思想意识的标准，在这个版本中，毛泽东划分界限更为谨慎，他解释说，“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