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致刘少奇、周恩来”，1954年11月18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84—485页。

3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155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39页。 译者）

1 参阅《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的按语在《毛选》英文版第5卷第235—276页收录。（《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5—259页。——译者）

2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5—6、159—160页。（参见《毛泽东选集》 1977年版第5卷 第227、233页。——译者）

3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27页；《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9页。

1 1956年1月25日的讲话见1956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引文见阿兰纳·卡埃尔·当高 斯与s.施拉姆翻译编辑的《马克思主义和亚洲：导论与阅读材料》第293页。

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34页。

1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 61—83页；官方的文本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 5卷，第284—307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268—277页。——译 者）

2 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的讨论，也可参阅施拉姆在《党的领袖还是真正的统治者？》当中 所作的分析，第214—216页。

1 关于毛持续的乐观与急躁情绪，见他在1956年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32—335页。（中文版第313—329页。——译者）毛对关于“急躁冒进”批评的心理反应的重要意义，在近期中国关于这一时期的记述中广为强调。在1986年4月24日的一次对话中，龚育之认为它可能是通向“文革”之路的第一步。关于文革期间毛对于这篇社论发怒的迹象的总结，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1.人民内部矛盾（1956—1957）》第86—91页（求实出版社，第101—104页。——译者）。关于周恩来对起草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贡献，见胡华主编：《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讲义》，第146页。

1 尼克·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一份公开文稿的注释翻译》，第38页。（译稿在中文基 础上略作修改）

2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344—345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1卷，第 335页。——译者）

3 奈特：《毛泽东的“矛盾论”》，参见《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第321—322页。

1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5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23页。 译者）

2 同上，第77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65页。——译者）

3 “致黄炎培”，1952年9月5日，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441—443页。

1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213—215页。（《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197— 199页。——译者）

1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英文版第2卷，第213—214页。（参见《邓小平文选（1938—1965）》，1989年版第233—234页。——译者）

2 s.施拉姆：《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269页。

1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01—306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第 284—288页。——译者）

2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253—254页。

3 同上，第254页。

4 有关这次会议正式讨论的全部记录在近30年之后才出版。见《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记录》。

1 前引书第10页（导言）。更完整的阐述见龚育之：“发展科学必由之路——介绍毛泽东同志 为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的信和按语”，载《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8日。

2 参阅《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41—348页。（参见《毛泽东选集》1977年版第5卷 第363—375页。——译者）；《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513页。

3 “致黄炎培”，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14—515页。（毛自己明白副词 “基本上”是什么意思）

4 译文见英文“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第21—64页。

5 这一表达的新提法在当时很广泛，这些总的来说都是毛的思想。（这一段话见s.施拉姆： 《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年版）毛在未公开出版的文稿中没有事先表达这一思想的事实由 廖盖隆确认，见“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载廖盖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第245页。

6 “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第25页。

1 《1981年决议·注释本》，第532页。

2 《毛泽东思想万岁》（1969年）第89页。《毛泽东文集》第61页。这一资料只是表明这次会议是在1957年1月召开的。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中的日期是1月27日（见第5卷第359—383页），但其中没有这段内容。

3 《学习文选》第193—195页。关于这段话在1957年2月初稿中的另一个文本，见《毛主席文献三十篇》（北京：特钢厂1967年）第94—95页。

4 《学习文选》第209页。

1 《学习文选》，第211页。

2 同上，第212—213页。

3 参阅前引书，尤其是第201页。也可见苏绍智在《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一文中的评论（《马克思主义研究文选》第6期）第35页。（中文版载于《学术月刊》 1979年10月号，第1页。）

4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9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372—373 页——译者）。

5 廖盖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和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第246—253页。苏绍智：《试论我国现阶段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第22—26页。

1 《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353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 1977年版，第333页—— 译者）

2 《学习文选》，第207页。

3 前引书，第225—226页。

1 “为什么要整风”，《人民日报》， 1957年5月2日。关于上面的引文涉及的毛对社论的肯定， 见廖盖隆：“关于学习〈决议〉中提出的一些问题的解答”，《云南社会科学》1982年3月第2期，第104—105页。（1981年10月8日在云南党政干部会议上的发言）。

2 “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4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23页。——译者）

3 前引书，第395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18页。——译者）

4 “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79—480页。 （《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62—463页。——译者）

1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1957年 7月 9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5卷，第469—470页。（《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7年版，第453页。——译者）

2 同上，英文版第444页。

毛对“中国式道路”的寻求

正如本章的导言所论述的那样，总的来看，1957年秋的反右运动不仅是中国政治生活而且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涉及到毛的理论兴趣和毛对政治思考的各个方面，从经济学到哲学，从中国国内问题到与苏联的关系等。不过，在实际上毛泽东思想中，这些新趋势的核心及导致这些新趋向出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从他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找到。

决定论与乌托邦梦想：“大跃进”理论

如同刚才指出的那样，这时毛的情绪与思想所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知识分子态度的急剧转变。1957年初参与“大鸣大放”的专家、学者，以其严厉的、对毛的思想的否定性、诋毁性的批评，使人们对毛不顾他的许多老同志的反对而推行的这些政策、进而对毛的观点发生怀疑，这就动摇了他的威望与权威。因此他转而粗暴地反对他们。此后，除了培养新的根红苗正的知识分子以外，毛更愿意依靠广大群众的热情和创造性。

至于那些在“百花齐放”期间辜负了他的信任的可怜的书呆子们，有谁需要他们呢？因此，和他1956年认为科学家是决定因素的观点完全相反，毛反复重申并积极推行了一些政策，强调“一切聪明才智都来源于人民群众”，“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1958年3月，他宣称：

从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他们一眼看出一种新东西，就抓住向老古董开战。……美国富兰克林发明了电，他是卖报的孩子，……高尔基只读了两年小学。当然学校也可以学到东西，不是把学校都关门了，而是说不一定在学校。1

不论我们发现这段语录以及毛在“大跃进”期间其他许多反知识分子的言论多么精辟有力，如果我们把其中的任何一段，当作他对这些问题的观点的全面而公允的表述，那就错了。在这个时期，他仍力求在产生的紧张状态中保持一体，力求处置好诸如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与经济发展所必需的科技投入，或中国的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等处于两个极端的问题。

1958年12月，毛写信给陆定一，支持了清华大学党委关于纠正在处理物理系教员时所犯左倾错误的报告，并要求将该报告印发各处。这份报告说，人们普遍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知识分子是革命对象，过共产主义关更是革命对象。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剥削阶级，连团员助教也被认为是革命对象”。在这种流行的观点看来，把这些人全都留在身边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树立斗争的对象。如果教授们拒绝接受改造、拒绝自愿削减工资，那么就该把他们送往养老院。

毛和清华大学党委一样，以需要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各类教师和研究人员为无产阶级的教育、文化和科学事业服务为理由，彻底地否定了这一观点。2尽管如此，毛的主要兴趣毫无疑问已经改变，把希望转向了人民群众和农村。

除了毛对城市知识分子的不满以外，促使他的思想转向农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创立更大规模的农村组织以适应机械化和水利灌溉这种不断增长的倾向。这也是党的政策转向农村的主要推动力。早在1955年底，在他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则编者按中，毛就宣布了大社的优越性，并写道：“有些地方可以一个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会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1

在1956年春到1957年秋这段时间里，反对“冒进主义”的运动和其他因素，使毛倡导的某些更加激进的政策黯然失色，总的来看，毛的这一意见并没有付诸实施（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二、三章中有关开始“大跃进”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论述）。不过，在1957—1958年的冬天，一个合并现存的高级合作社的运动出现了。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凭借这个运动以势压人。1958年4月8日，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意思一样的指示，部分内容如下：

……农业生产合作社如果规模过小，在生产的组织和发展方面势将发生许多不便。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