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2

这个指示正好是在毛参观四川红光的“大社”的消息在报上登出后的第二天发布的（毛在3月中旬视察该地，当时成都会议正在进行之中）。1这一巧合实在太明显了，不会是偶然所致。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大型组织的冲动的出现，是出于要在农村创立一个更为有效的基层组织这样的考虑，其中首要的是促进水利工程发展的考虑。因此，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极力鼓吹大社，以及作为成都会议前导的南宁会议上，花费了大量时间来听取有关修建巨坝控制长江水流的“三峡”工程的不同意见，并主持会议进行这方面的决策，也就不足为怪了。2

在成都会议早期，“大社”还不正式赋予行政和军事功能。这两方面的功能是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所批准的“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色之一。因此，人们不能说，两者都是公社，只不过是叫法不同而已。不过，它们已经开始具有这方面的一些特征，从而构成了很快就达到极点的公社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当然，公社出现的历史本身不是我们这里要关心的问题，但上述的这些事实却与这一章的主题有关，因为它们表明了毛自己的思想和行动对于1958年夏天突然到来的体制革命有着直接的作用，并且将在1/4世纪的时间里塑造中国的农村社会。

对于这一倾向的美妙想法，我们不仅可以在毛对农村社会的认同中发现，而且也可以从1955年集体化运动中就已支配他的太平盛世的梦想里看到。从毛于1956—1958年间在文章里反复阐述的主题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思想。根据他的思想，中国人民可以从他们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中，获取一些有利条件。1958年4月，他写道：“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3

在这里，毛把他1957年2月27日的讲话中曾用不同语言表述过的两个互相联系的观点统一起来了。当时，他在讲话中谈到中国的“文盲”优越于西方的财富。从总体来说，农民是全体中国人民中最为贫穷的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受到物质享受的侵蚀较少，对现代世界的狡猾奸诈最为无知，从这一意义上说，他们在道德和革命能力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毛的思想中这种倾向的深刻根源可以追溯到过去。追溯到他胜利地进入北京城之前在农村的22年艰苦斗争。我在《剑桥中国史》第13卷中关于“1949年以前的毛的思想”这一章的结语中指出，50年代晚期的经济政策的特性不能根据“延安模式”来描述，因为具体情况太不相同。1不过，它同延安和井冈山精神确实有着某种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在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现得分外鲜明。这次会议正式批准组建人民公社。毛在会上反复提倡取消工资制，重新采用战争年代实行的自由供给制，他声称，人活着只搞点吃的，同狗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不搞点帮助别人，不搞点共产主义，有什么意思呢？”他断言工资制是一种“资产阶级法权”，其结果是“发展个人主义”。他评论说，有些人硬说平均主义会助长懒惰，但实际上等级制才是这样。2

毛明确地把整个社会的斗争精神与牺牲奉献精神和过去的武装斗争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现在，在与帝国主义和自然力量所进行的双重斗争中，目标同样是清楚的，采用自由供给制度决不会削弱人民的主动性和献身精神。3

在论述公社包含着“共产主义萌芽”时，毛把它们与城市进行了对比。在城里，人们需要“正规化”，还充斥着高高在上的大衙门。在号召拼命干、大炼钢铁时，毛指出，有些人批评后院炼钢是“农村作风”或“游击习气”，实际上，这样的观点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它已经丢弃了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1

1958年9月29日在与一位记者的谈话中，毛又一次公开指责那些认为动员群众搞工业生产是“不正规”或是一种“农村作风”的人。2不过几个月后，即1959年7月，他不得不承认这一指导失误，导致了“全局性的混乱”，并且是对资源的极大浪费。3

只是因为推行军事共产主义式的自由供给制，毛泽东实施着的计划才被劝阻下来，周恩来根据各个部提供的资料作了精细的估算。结果表明，与工资制相比，自由供给制的昂贵简直是灾难性的。4顺便说一句，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发动、并在3月的成都会议上猛烈抨击了1956年“反冒进”的人，而周恩来就是这种抨击的主要对象。尽管如此，他能够在这个问题上劝阻毛，显然证明了周的执著和威信。5不过，虽然毛承认这种想法在眼前是不现实的，但他继续做着这样一种乡村乌托邦梦。

然而，早在1958年11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就清楚地认识到农民对自身的物质利益表现出某种依恋。他声称：“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在1959年2—3月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几次重申了这一论断，并认为，在现阶段，在工农关系中仍然扮演着“老大哥”角色的是工人，而不是农民。1

也许，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内心里，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解决这样的一个两难命题，即农民阶级既是社会的中坚，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是工人阶级的“小弟弟”。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试图创立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模式中特别富有启发性的象征，就是“继续”或“不断”革命的理论。毛在1958年1月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这样阐述这一理论：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反右运动]。……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2

由于这段话说得清清楚楚，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改造同时进行是大跃进的特点，总的来说，这同毛对革命的总的看法一样。与此同时，在1958年毛的眼里，技术水平和物质生产水平的迅速提高是很重要的部分。号召进行“技术革命”及1957年12月宣布的“十五年赶超英国”的口号，明显地表示了对生产和技术的重视。

确实，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曾两次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端和变革的时间定在19世纪末，那时，张之洞开始实施他的工业计划。1958年9月，毛根据机床的数量衡量进步的程度；1959年2月，他的计量标准则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增长。这两次，他都比较了1949年前后中国在追赶世界上发达国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毛把工业化或经济上的总体发展看作革命的全部实质之所在。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宣布开始“大跃进”，毛在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表明了他要加速经济增长的决心，但他又指出，革命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结果：

我们不提“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也不提“苏维埃加电气化就是共产主义”。我们不提这个口号，是否就不电气化？一样的电气化，而且更化的厉害些。前两个口号是斯大林的提法，有片面性。“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在这里缺乏辩证法。斯大林对辩证法有时懂，有时又不懂。2

因而，虽然中国想要实现“电气化”，也就是说像苏联那样迅速地发展经济（这里用的是列宁的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毛认为这个过程是与人的转变紧密相连的。

这样大跃进就并行不悖地包括了许多各不相同的灵感和强制命令，同时坚持技术革命与政治动员仅是这方面的一个实例。这类矛盾中最显著的就是，一方面用“政治是统帅”这一口号来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另一方面，经济上的主动性和控制权分散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连毛后来都承认，行之有效的计划经济基本上不再存在了。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1956年重新采用“双重领导”制度造成的（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3章）。这一制度在1958年对党极为有利，以致于各级领导的实际控制权都在党的干部手中，而他们没有任何办法来检测经济决策的广泛后果，即便他们想要这样做。

当时，毛认为这没有什么好担忧的，因为不平衡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普遍的客观规律”。1在这一意识形态公式的背后是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发挥能动作用是绝对必要的。反转过来说，这不仅强调作为专家对立面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性，而且实际上赋予全体“革命人民”（专家或至少是他们当中的“红色”专家）无限的能力，去改造他们自身的环境。因而，在那些在大跃进时期明显地反映出了毛的观点的思想著作中，我们发现了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或甚至是“主观创造客观”这样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2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大跃进时，即1968年5月事件前的十年，毛就领会并阐明了“想象会变成力量！”的口号。后来巴黎的学生使这一口号名噪一时。当然所不同的是毛大权在握。1958年夏，总的来看，不是冷静观察而是不断的狂热，作为确定真理和事实的标准。

1958年9月毛在进行形势总结时宣称全国的粮食产量差不多翻了一番，并可望在1959年再翻一番。以致于很快就会发现，粮食太多，即使喂了牲口也有余，于是，就会出现如何处理粮食的问题。3

1958年12月9日在武昌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他在全会召开前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中，再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口号。他解释说，这就意味着在计划工作中，需要既热情又冷静，既要有崇高的志向，同时又要进行大量的科学分析。毛具体地说到，当他在预计1962年钢产量达到1.2亿吨时，他仅仅是考虑到中国对钢的需求，而“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他说实际上这样的目标既不可能也不现实。中国人民不应该把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混为一谈，或企图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1

在1959年的头几个月里，当“共产风”刮遍全国时，毛本人再次陶醉在幻想之中。1959年3月，他对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如果钢产量能像1958年那样达到1959年所订的目标，那么就可以每年有600万吨钢用于农机设备的生产，机械化很快就可以实现。2到7月，他终于认识到土高炉是一种鲁莽的冒险行为，他应该对此负责。3不过，经济上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时间表虽然很快朝着更加现实的方向作了修改，但是，经济高速发展这一决定性的根本目标仍然没有改变。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全国上下进行有效的通力合作。因此，在1959年7月对在大跃进高潮时期摧毁了计划体制一事也负有责任50000447_0045_34的毛，赞同了1959年初采用的“全国一盘棋”的口号。

在认为有必要对工业领域实行更加有效的集中控制的同时，毛又带头在公社实行了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1959年3月，在调整有关核算与分配的基本单位是否应下推一级或两级的激烈争论中，毛选择了后者这个比较大胆的解决办法。5（这里讨论的单位是“生产队”，通常译为“produ”，这意味着在1959年，现在所说的队就大致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中间方案坚持要把后来取消了的相当于行政管理区域的实体作为基本的核算单位，毛反对这一方案。有关这方面的详情以及对后来发展的说明，参见《剑桥中国史》第14卷第8章。

人们使毛相信，人民公社制度基本上是正确的，通过1959年春和初夏的调整，很容易得到巩固。1或许他认为，由他亲自动手修正他以前设计、或者说至少由他推广的制度中的缺陷就可以消除党内可能对他的批评。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也实在是太失望了。在1959年7、8月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和其他人公开抨击了大跃进的一整套政策。2

这一冲突对于庐山会议，不仅在毛对待他的同事们的态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实质上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难以作出过高的估计。正如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