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6）”；约 翰·威尔逊·刘易斯编：“共产党中国的城市”，第235—286页；唐纳德·j.芒罗：“共产 党中国的平均主义思想与教育真相”，见林德贝克：“中国”，第256—301页。

1 中国学生的分类参照李洪勇（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史坦利·罗森： 《红卫兵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

2 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29—139页。

1 马克·j.布里奇、戈登·怀特：《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对一技术单位在文革中和文革后情 况的分析》。

1 有关罗瑞卿的情况，参见哈里·哈丁、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 政治斗争》；迈克尔·亚胡达：“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载《中国 季刊》第49期（1972年1—3月），第32—75页。

1 哈丁、格托夫：《清洗罗瑞卿》，第10页。

2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北京周报》第20期 （1965年5月14日），第7—15页。

3 罗瑞卿：“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战胜美帝国主义”，《当代背景材料》第770 期（1965年9月14日），第1—20页。

1 见前引书；林彪：《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2 关于罗的命运，见安：《中国政治》，第203—204页；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 页。

1 关于吴晗事件，见安：《中国政治》，第195—213页；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5章； 杰克·格雷、帕特里克·卡文迪什：《危机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毛主义与文化大革命》，第4 章；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第1章；詹姆斯·r.普西：《吴晗：借古讽今》。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5年9月—1966年12月）”，《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42 期，第349页；《共产党中国译文集：政治和社会学情报》（1967年8月25日），第3页。

3 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汇报》，1965年11月10日。

1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 件集（1966—1967年）》，第7—12页。

1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周报》第10卷第23期 （1967年6月2日），第10—16页。

2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382页。

1 安：《中国政治》，第207页。

2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6—247页；《大事记》第10—11页。

3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8—249页；高：《林彪》，第326—345页；《人民日报》，1978 年5月18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78年5月24日，e2-11。

1 “中共中央通知”，见《文化大革命文件集》，《当代背景材料》第852期（1968年5月6 日），第2—6页。关于江青的作用，见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0页。

1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47页。

2 北大的事件见《红旗》第19期（1980年10月），第32—36页。

1 关于“五十天”，见安：《中国政治》第9章；琼·多比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第1章； 洛厄尔·迪特默：《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群众批评的政治》，第78—94页。哈丁：《组 织中国》，第225—229页。

1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0页。

2 合肥电台，1966年7月16日消息。

3 “大事记”，第25页。

1 安：《中国政治》，第218页。

2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5章；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毛、党 和农民问题（1962—1966）》；哈丁：《组织中国》，第7章。

1 “每季大事和文献”，《中国季刊》第28期（1966年10—12月），第149—152页。

2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26—30页。

3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0页。

4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55—257页。

5 《毛泽东思想杂录》第2卷，第457—458页。

1 孙敦璠：《历史讲义》，下卷，第251页。

2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 《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6年1月24日，第12— 22页。

1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17页。

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的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1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而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1有关这些事件的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的阶级背景和学术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导人号召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引吸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哪个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毛泽东主义中学”。1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一百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督”劳动。50000447_0150_12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在同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围绕着6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1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