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论：学校的主要工作是“恢复党支部的领导”和“增强工作组的力量”。1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用更为直率的语言道出了同样的观点，他说，“凡是领导权不在我们手中的单位，必须立即派去工作组，把领导权夺回来”。2

重申党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意味着要遣散激进的学生及其教师中的支持者。国家政策还是允许学生示威、游行、贴大字报，但只限于校内。可是，许多地方的党委和工作组急于控制学生运动，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手段。在一些地方，大字报和游行都被禁止，有些地方则规定，只有经工作组同意后方可进行此类活动。有些激进的学生被开除出团，部分被押上了批斗会，有的甚至被送往农村劳改一段时间。由于这一系列严厉措施，工作组在许多大学恢复了一定的正常秩序。

一部分学生听从劝告停止了政治活动，还有一部分因为种种限制反而加深了他们的对抗情绪。他们成立了一些秘密组织来与工作组对抗，有的还冠以“红卫兵”的称号，尽管刘少奇将他们定为“秘密的（所以）也是非法的”组织也无所畏惧。3另外一些学生组织也在工作组的支持和授意下成立了。换句话说，出现了这样的结果：学生运动不仅部分停止，而且剩下的一些积极分子也分化了。

工作组压制激进派的问题很快就在高层领导中引起较大的争议。7月初，蒯大富——清华大学非常激进的学生之一——受到驻校工作组的批评，这件事成了北京党的高层会议的议题。在那次会议上，刘少奇说蒯是一个惹事生非的家伙，康生则替他辩护，认为他有权反对党内的修正主义。直到此时，众人才认识到蒯大富之类的积极分子与康生任顾问的中央文革小组有着直接的联系，而蒯与之斗争的工作组却是根据刘少奇的指令派驻的，更为针锋相对之处在于工作组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1这样，刘的政治前途就不可避免地与工作组的举动系在一起了。

在毛泽东看来，工作组正在重犯60年代早期农村社教运动时刘少奇所犯的错误。2那场运动是为了反对农村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和资本主义倾向而发动的。刘的做法是，派遣大量工作组到基层党组织，限制农民参加整党，批判大批公社干部，削弱高一层领导的职权。在毛的眼里，60年代中刘在政府机关和高校的一系列整治措施与过去的错误如出一辙。大批基层干部受到批斗，群众运动受到限制，完全没有认识到修正主义的根源就在于高级官员的同情态度。

十一中全会

毛对刘少奇主持政府机构中反修运动的表现和对激进学生运动的处理十分愤怒，因此7月中旬他突然中断在杭州的停留返回北京。在返回首都途中，毛畅游长江——这一行动旨在证明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他的身体没有问题。毛在杭州期间一直在工作（虽然是幕后活动），但这是数月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因而受到中国新闻媒介前所未有的颂扬。新华社对毛此举的报道开头为“七月十六日这一天长江水面笑逐颜开”。继而在讲到汉口一火力发电厂的一个民兵见到毛主席时，“兴奋得忘记了自己在游泳，举起双手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他跃起来又沉下去，喝了几口水，觉得长江的水特别的甜。”然后，世界职业马拉松游泳协会主席邀请毛参加即将举行的两次比赛。因为据新华社的报道，毛主席的泳速几乎是世界纪录的四倍。1

一到首都，毛就召集了有中央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要求撤销由刘少奇派出的工作组。“工作组不懂，有些工作组搞了些乱事……工作组起了阻碍运动的作用。（学校的事）要依靠学校内部的力量，工作组是不行的。我也不行，你也不行，省委也不行。”2北京市委立即宣布从该市所有大中学校撤出工作组，并由各校师生员工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小组”取而代之。3

但是北京市委的迅速投降并未使毛平静下来。他开始为召开中央全会做准备。这次全会是1962年以来的第一次，将批准已经采取的措施，并使他关于在中国发动一场反修革命的长远目标的设想合法化。会议在8月初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可能刚过半数——这反映出党内分歧很深，会议召开得也很仓促。与会者不仅有非中央委员的党的干部、而且有“来自北京高等院校的革命师生代表”，4此外，林彪明显加强了军队对首都地区重要设施的控制——因而使他加紧了在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宣布的对这个城市的控制。即使如此，毛自己后来也承认他得到与会代表支持的人数刚刚超过半数。5

这次人数不齐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在三个主要方面作出了决定。人事方面：同意提升七个毛的主要支持者，而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抵制他或没有正确理解其意图的则被降级。全会批准了5月政治局会议关于免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的职务的决定，以及将彭和陆开除出政治局的决议。刘少奇由于对“五十天”运动的错误处理，被免除了党的副主席职务，并在党的排列顺序中由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则代替刘成为第二把手，并且成为党唯一的副主席，从而取代了刘成为毛的接班人。新的文革小组领导人陈伯达和康生，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提升为政治局委员。与文革小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被指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盘负责政治和法律事务，这个位置以前由彭真占据。

新进政治局的人不全是林彪或江青的亲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作出的其他人事决定似乎反映出毛、林和文革小组与党和军方的妥协。一些与江青、陈伯达或林彪没有密切联系但富有经验的党和军队的干部，也被补进文革小组。四个资深的省级领导人——陶铸（新任宣传部部长）、李雪峰（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和刘澜涛也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三位人民解放军元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也被增选进政治局，也许这是一种平衡林彪日益增长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在政策方面，刘少奇作了正式政治报告，但他的报告在林5月作的关于政变的谈话和毛8月下旬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一封友好的信面前就显得黯然失色。这两份材料分发给了大会代表。1全会公报回顾了60年代初的重大问题，肯定了一切与毛泽东有关的观点，间接批评了跟刘少奇走的一些人。毛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体现在1963年5月的“前十条”和1965年1月的“二十三条”中）被说成是处理农村组织问题的正确方针。全会赞扬毛对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关心和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全会也赞同他提出的向大寨大队、大庆油田和人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

最后，全会通过了“文革十六条”，“十六条”表达了毛对这场运动的观点，2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改变全社会的精神面貌”是要：

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

主要方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农民、战士、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决定声言，即使这些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文化大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党是否敢于发动群众”，无论是抵制、还是试图控制这场运动都是不妥当的。

“十六条”反映出中央委员会内部的严重分歧。“十六条”对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混乱可容忍到何种程度这一问题十分含糊不清。另一方面，决定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会出“乱子”，但决定又用毛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话说：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决定也提出了运动的总目标：“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因而决定禁止任何形式的对参加革命的大、中学生的报复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周恩来、陶铸的提议，决定也包括了一些明显意在限制文化大革命行为的条款。1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可能性，禁止使用强迫和暴力。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使普通科学家、技术人员、干部以及乡村的党政机关，免于卷入整个运动。决定坚持文化大革命不能妨碍经济生产，并且规定即使“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和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但未经党委的批准不能在报纸上点名批判他们。

即便如此，十一中全会的基调与这些正式要求防止出现偏向的警告仍有明显差距。甚至在大会期间，毛写了一张“大字报”，张贴在中央全会会议厅外面，他在大字报里指责“某些领导同志”——很明显，这指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五十天”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派出工作组去学校和政府机关。1十一中全会通过决定，撤销了三个政治局委员（总共有21个政治局委员）的职务，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标志着十一中全会的深刻意义：毛泽东个人发动的对党的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全面进攻合法了，为了进攻就需要在更高程度上发动群众和进行更激烈的政治斗争。

1 有关毛与他的同事们在60年代初的冲突，参见安炳炯：《中国的政治与文化革命：政策进程的动力》；哈里·哈丁：《组织中国：官僚问题（1949—1976）》，第7章；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文化大革命的起源，2，大跃进（1958—1960）》；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的章节。

2 杰罗姆·陈编：《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40页。

3 帕里斯·h.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修订本），第131页。

1 斯图尔特·施拉姆编：《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第193—195页。

1 陈：《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第102页。

2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一个历史性的伟大文件”，1967年5月18日，《北京周报》1967年5月19日，第10—12页；《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沿着十月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 1967年11月6日，《北京周报》1967年11月10日，第9—11页。最近出版的材料说明，后一篇文章是在陈伯达与姚文元的监督下起草的，见孙敦璠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下文称《历史讲义》），下卷，第268页。

1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60年代初期的情况，见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 用”，载《太平洋事务》第39卷第3—4期（1966—1967年秋季号和冬季号），第269—289 页；约翰·吉廷斯：《中国军队的作用》第12章；埃里斯·乔菲：“林彪领导下的人民解放 军：政治干预的前奏”，载约翰·m.h.林德贝克编：《中国：一个革命社会的管理》，第343— 374页；埃里斯·乔菲：《党与军队：中国军官的职业化与政治控制（1949—1964）》。

1 关于向人民解放军学习的运动，见安：《中国政治》，第6章；约翰·吉廷斯：“‘向解政军 学习’运动”，载于《中国季刊》第18期（1964年4—6月）；哈丁：《组织中国》，第217— 223页；拉尔夫·l.鲍威尔：“经济中的政委：中国的向解放军学习运动”，载《亚洲概 览》第5卷第3期（1965年3月），第125—138页。

2 北京国际广播电台（1967年12月16日）引自约翰·吉廷斯：“从文化大革命着党与军队的 关系”，载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编：《中国党的领导与革命力量》，第395页。

3 肯尼思·利伯撒示：《中共中央和政府会议研究指南（1949—1975）》，第238—239页。

4 高英茂编：《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第321—322页。

1 罗斯·特里尔：《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第154页。

2 关于江青在此时期的作用及其与激进知识分子的关系，见默尔·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 建议和异议》第3章；罗克珊·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21—322页。

3 上海的与北京的之间的区别，参见戈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第3章。

1 洛厄尔·迪特默：“中国政治中的权力基础：‘四人帮’垮台的理论和分析”，载《世界政 治》第31卷第1期（1978年10月），第42页。

1 关于60年代初期的教育政策，见约翰·加德纳：“知识青年与城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