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页。加赛德引用当代一些非共产党的报道，指出有100人被杀，《活跃起来！》，第132页。

2 多姆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和政治》，第132页。我尚未发现有任何中方的资料以证实邓的安全是怎样保护的。

3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3页。

4 “你办事，我放心”，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1 房维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大事记（1949—1980）》，第568页。

2 同上，第567页。有关拥邓的群众运动的报道见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41—659页；对左倾分子骚动的分析见前引书第662—676页。

3 有关毛在春节前后病情恶化的报道，见张玉凤：“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

4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4—655页；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78—679页。9月上旬，江青再次来到大寨大队，这时突然接到北京来的急电，告知主席病情恶化，据说她并未马上动身，而是继续与卫兵和身边的医护人员玩扑克；高和严，前引书，第691页。

1 引自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0—141页；引语的来源不甚清楚。加赛德也并未探讨邓提 到的“国外庇护地”的含意。（本段引文无法核对——译者）

2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343页。以前，叶和聂都被授予元帅衔，但文革 前在林彪的领导下，军衔都被取消。

3 王年一：“文化大革命错误发展脉络”，载1986年10月《党史通讯》。

4 在毛弥留之际，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一个接一个地与毛作最后的告别；见范硕所著“暴风雨般 的十月——‘四人帮’覆灭记”，载《羊城晚报》1989年2月10日、2月19日，被翻译转 载在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第17页。

1 米洛万·吉拉斯：《新阶级：共产主义制度剖析》，第42—47页。特里尔花了很大篇幅论述 江青的特权生活，并将她与中国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皇后相比较；见《白骨精》第317—323 页。

2 薛冶生编：《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2页。

3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6页。根据文革后的有关报道，1976年4月 30日，毛的确对华国锋说过“照过去方针办”；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 页。有人分析了这两种说法的不同，认为“四人帮”的说法表明要遵循他们代表毛所提出的 某些政策，或者要按他们能在毛的文件中找到文字根据的某些政策办；而华国锋的说法仅仅 是含糊的连续性。见加德纳：《中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111—113页。

4 各省报立即开始转载毛的临终嘱咐；见胡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讲义》，第335页。

1 作为政治局常委，王这样做是否真的如后来所说的超越了他的权限，这一点仍不很明确。两 年前，王就曾试图将上海的干部安插进中央和政府部门，到底取得多大进展，不甚清楚；见 仲侃：《康生评传》，第316页。

2 《康生评传》，第334—335页；《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403页。

3 拉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1985）》，第385页。亲眼目睹9月18日葬礼的 叙述，见加赛德的《活跃起来！》第147—149页。9月下旬，一份声称是毛遗嘱的油印本流 入香港，根据该材料，毛在6月份曾对一些领导干部提出要求，让他们在其死后帮助江青 “举起红旗”。见丁望：《华主席》，第112页。

4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另一说法提到江青和毛远新曾强迫毛的秘书交出 一些文件，只是在华国锋干预之后才归还；见丁望：《华主席》，第111页。

5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215页。

6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5页。

1 郝梦笔和段浩然：《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55—666页；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第214— 215页。

2 高皋和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9页。

3 薛冶生：《叶剑英光辉的一生》，第344—345页。

1 文章是由梁效班子中的两个人写的，显然是在《光明日报》编辑的催促下写成的。作者之一 说，文章是事先并未与“四人帮”商讨而仓促成稿的。尽管如此，它却足以使政治局委员之 一的陈锡联立即从唐山返回北京与叶剑英进行磋商。

2 对于“四人帮”被捕时具体情况的描写没有一致的说法。根据范文“‘四人帮’覆灭记”第 21页的描写，（可能是由华国锋）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最后校 订和研究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的议案。王洪文、张春桥作为政治局常委理当出 席，他俩于上午8时来到中南海的怀仁堂。而姚文元则以他是全国头号宣传家，如果毛选出 版前需作最后修改或修饰，显然需要他去执行，以此为借口也邀请他出席。当他们每人到达 后，华国锋向他们宣布：中央认为你们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并决定调查你们的问题。调 查期间，不得与外界接触（意译）。于是汪东兴的手下押走了他们。与此同时，江青和毛远 新也分别在他们的住处被捕。

空 位 期

毛逝世和“四人帮”被清洗后不久，国家迫切需要的是安宁和稳定。必须重新向党、军队和人民保证：动荡的年代已经结束，国家正处于坚定而温和的领导之下。必须使人们有继往开来这样一种似乎有些矛盾的信念。

优先要解决的是那个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造成领导层分裂的问题，即：“毛之后，谁接班？”幸存的领导人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认为，仅仅3年时间，由于死的死，被打倒的被打倒，政治局委员已从十大任命的25人减至16人，再在政治局剩余的成员之间进行新的斗争是不合时宜的。不论才干如何，华国锋披着合法的外衣，并拥有任职权。他是主席选定的，他占着职位，并且领导组成了反“四人帮”的阵营。9月7日（原文有误，应为10月7日——译者）中央发布了由华国锋继承毛担任党的主席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消息。由于华国锋还保留着总理职位，他就正式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二人的接班人。由于身兼这两个人的职位，他似乎已处于坚不可摧的地位。然而，他将发现，职位固然带来了威望和特权，但权力却要有更深的根基。

在就新领导人达成一致意见的同时，政治局还须摧毁国内激进派的基地。幸运的是，上海竟然是一只纸老虎。由于失去了全国性的领导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举棋不定，竟然被一些极易识破的计谋引诱到北京，从而彻底崩溃，丝毫也未能实施他们要战斗到底的威胁。结果是，只有持续一周的轻微武装抵抗。政治局派出两位候补委员苏振华和倪志福去控制那里的局势；许世友取代了不可靠的丁盛，重新临时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以便为政治家们提供必要的军事支援。1上海问题解决后，就该由华国锋在全国行使他的领导权了。

华国锋的困境

从一开始，华国锋的领导就陷于一种无法解决的困境，其标志是毛和周传给他的互相矛盾的遗产。一方面，毫无疑问，毛希望文化大革命的目标和成果能够得到保持。否定文化大革命将损害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的那个人的地位，并在实际上否定那个使华国锋从相对默默无闻达到今日显赫名声的整个时期。华国锋合法地位的唯一根据是毛的支持，他迅速采取行动以便确保只有他控制着毛的遗产。10月8日，中央宣布《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将在华国锋的指导下编辑出版。同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造毛主席纪念堂，这项决定违背了毛和他的同事们一致同意的历时已27年的准则，即不仿效苏联形式，不以修墓和重新给城市和街道命名的做法来表达对领导人的尊敬。1华国锋毫不怀疑毛对自己的持续影响力；他，可能还有他的那些文革受益者的同事们，试图把毛对这个国家的持续影响力镌刻入大理石中。

华国锋的护身符是毛的“你办事，我放心”这句不时重复的话。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必须提出一个新口号，来表述毛主席纪念堂的象征意义：毛永远与我们在一起。与此相适应，华国锋批准了汪东兴提出的似乎为毛泽东思想具体定调的准则，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们的的目的是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行为提出质疑，这有助于众所周知的“凡是派”成员上台。2况且，对毛个人崇拜的维护为对华国锋本人个人崇拜的产生提供了依据和正当的理由，如果这位名气不大的接班人想在党和人民中间树立自己的地位，这种做法是极为需要的。3

但是，华国锋和“凡是派”想披上毛的保护衣这种尝试已经受到在中国南方的邓小平的保护人的挑战。在致华国锋的一封信中，许世友和韦国清质问，对毛泽东的缺点只是不提是否可取，而这些缺点是人皆共知的；信中说，毛对华国锋作为接班人的支持缺少合法性，接班人的合法性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确定；信中明白地暗示，如果毛强加在邓身上的错误定论不撤销的话，他们将在中央全会上对华国锋提出挑战。1

华国锋进行了反击。在1977年3月10日至22日召开的、讨论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工作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华国锋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反复提出的“两个凡是”的准则，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声称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是正确的。在努力为继续执行左倾政策辩护时，华国锋甚至谴责“四人帮”是极右分子（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也曾使用过这一策略）。

华国锋开始受到党内老同志的责难，著名的有陈云。几十年前直到文化大革命，陈云就是政治局常委和该机构的前辈。陈云和另一名批评者王震把重点集中在几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上，即天安门事件的评价和第二次恢复邓小平的名誉和要求。他们宣称，这是大家的一致要求。华国锋可能会感到惊讶，这难道是叶剑英许诺的老干部对他的支持，作为对他领导反“四人帮”斗争的回报？无论如何，华国锋拒绝了陈云和王震的要求，甚至不许把他们的发言打印在会议记录中。2

这次工作会议的材料中没有提到叶剑英或李先念加入了老同志批评华国锋立场的行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的感情很复杂。对一名像叶剑英这样的政治局常委来说，在一大批更年轻的党的官员面前正式批评这个精英会萃的机构中的另一名成员是非同寻常的。更重要的是，叶剑英和李先念对华国锋怀有某种程度的忠诚，现在，在某种意义上，华国锋既是毛泽东也是他们封授的。叶剑英和李先念毫无疑义地支持1975年期间邓小平所做的一切事情，但在1977年，他们对邓小平的复出抱着矛盾的心理。如果邓小平不复出，他们作为政界元老控制中国的政局，指导华国锋；如果邓小平复出的话，他们至少得把部分角色让与邓小平。而邓小平将对他们采取何种态度呢？他会不会觉得他们像周恩来一样，为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生存下去而做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事、说了一些他们感到遗憾的话呢？而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像宽恕死者一样宽恕生者吗？

然而，叶剑英和李先念正确地估计了党和军队中感情的力量，意识到，毛泽东逝世后，坚持反对邓的复出将是困难的。他们大概也知道，邓小平可能比华国锋更有能力驾驭文化大革命后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众望所归。几年来左倾分子煽动起来的政治混乱、宗派斗争和无纪律状态再次对经济造成损害。罢工、蓄意破坏和铁路交通再次瘫痪被广为报道。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完成情况大大低于预期目标，其中部分原因是受唐山大地震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最后3年，即1974—1976年期间，各方面的损失估计为：钢2800万吨，工业产值1000亿元，国家收入400亿元。1华国锋号召实现“大治”，但事实上只有邓可能做到这一点。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叶剑英和李先念可能忠告过华国锋，抵制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