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可能性？美国是否充分注意到它的战略地位的削弱，而把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看成是美国战略利益的一项重要收获，即使它使苏美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严重复杂化？

邓明确表示，他愿意考虑美国向中国提供武器，但他没有提出与美国进行更具约束力的防务合作的方式。中国领导人中没有人——尤其是那个与华盛顿关系最密切的人——会感激和屈服于外国势力，特别是那个仍被指责为干涉中国内政的国家。然而，如果美国让中国获得如此敏感的技术，那么这意味着美国愿意把北京看作是一个准同盟者，同样，这也表示华盛顿不再试图在两个主要共产党国家之间实行等距离外交。

邓充分意识到他的主动做法将对当时卡特政府中激烈的官僚争斗产生直接影响。针对国务卿万斯的反对，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防部长布朗反复要求总统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政策，并且如果西欧向中国出售武器，美国应保持“善意的中立”。由于伊朗局势日益不稳，苏联愈来愈介入阿富汗和南也门，华盛顿的观念发生了变化；1979年5月初，卡特总统向北京建议，建立一种他简称为“萌芽阶段的美中军事关系”。1尽管卡特政府在如何制定这笔交易的长远方针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邓有理由得出结论：美国的政策正在朝着他所希望的方向改变。

可是，北京也似乎对苏联扩张的可能性感到真正的忧虑。由于巴列维国王被推翻后西南亚局势日益不稳，中国愈来愈担心苏联会在波斯湾和印度支那取得大的突破。中国的战略分析家一直在警告，苏联可能在政治地缘上分两路向西南亚和东南亚进军。他们断言，如果莫斯科控制了重要的战略要道和交通线，那么，它将在经济上控制西方和日本，不提中国安全的本意似乎是可以理解的；北京认为没有必要让人们注意到它自身的脆弱性。邓在私下的谈话中更为直率。在邓看来，美国对驱逐巴列维的人的反应还远远不够，他怀疑美国有抵制莫斯科在地缘政治上稳步前进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不能确信美国能否被当作抵消苏联力量增长的砝码。

到11月初，《红旗》杂志评论员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脆弱性的黯淡景象，他认为，西南亚日益加深的不稳定“也许甚至会触发超级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令人满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战略的全球性质，但这位评论员同时又警告说，在形势要求作出更强有力的反应时，某些西方政治家仍企图与苏联修好。他得出结论，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和实际步骤不断打乱战争策划者的扩张计划，反对绥靖主义政策，在必要时对侵略者采取针锋相对的行动”。1评论员的可怕估计似乎同样针对那些仍想与莫斯科和解的中国领导人。

1979年 12月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充分证实了北京的可怕警告。1月中旬，在一篇关于苏联入侵的权威性评论文章中，《人民日报》观察员将苏联的行动归咎于阿富汗内部的不稳定和美国人的忍让退缩。2不过，这位观察员希望苏联的行动会促使西方对苏联的全球战略提出更有力的挑战。基于这种推测，美国过去的行为一直摇摆不定，但苏联昭然若揭的侵略行为肯定会改变美国的看法。正如《红旗》进一步指出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扩张的疯狂性和冒险性……得到了新的证实，再也不容人们置疑了。……那种把现在的苏联领导人说成是什么‘鸽派’，并把维持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鸽派’身上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1

这些警告似乎是既说给国内人、也说给西方人听的。中苏第一轮谈判于1979年12月初在莫斯科结束，双方同意来年春天在北京继续进行谈判。然而，到1980年1月19日，——即苏联入侵阿富汗后3个多星期——外交部宣布北京不准备继续谈判，因为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谈判是不合适的。某些中国官员似乎仍不愿放弃与莫斯科的谈判机会，他们认为这次入侵是一种软弱无能和孤注一掷的行为，而不是更广泛和更具威胁性的战略意图的一部分。可是这种更为温和的观点明显代表了少数人的观点。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西南亚和东南亚开始进行，它预示着“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应对越南和苏联施加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扩大与美国的合作似乎非常迫切；对苏联和解和灵活性的暗示等于向华盛顿和莫斯科发出错误的信号。

中国和南亚

由于莫斯科的入侵，中国对南亚的政策变得灵活了。从60年代中期起，北京已把对南亚政策的重点放在维护巴基斯坦的安全与独立上。1965年和1971年，巴基斯坦与印度发生两次边界冲突，均败在占绝对优势的印度军队手下，但巴基斯坦却从中国得到了极为重要的政治与安全支持，其中包括大规模地重建其武装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却不拒绝与印度改善关系。但是，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与印度关系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以及 1971年 8月签订《印苏条约》以后，使中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更加困难重重了。此外，中美关系的和解，又使中国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因苏联和美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利益冲突而逐渐定型。由于巴基斯坦在推进中美关系和解进程中所起的神秘而又卓有成效的作用（包括向北京传递尼克松政府最早的信息，以及基辛格利用巴基斯坦作“掩护”而秘密访华），这一格局更加稳固了。

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有希望，以促成巴基斯坦与印度关系的发展，而这在后来成了中国与新德里恢复关系的基础。1纵观整个70年代，印度对北京的评论就不那么尖刻了。两国关系在中断了14年之后，1976年双方又重新交换了使节。印度的政策不再放任扩大与苏联的关系，为新德里和北京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尽管中国领导人对这种可能没有投入过分的热情，但是，他们也不想阻止它。　　1979年初，印度外交部部长 a.b.瓦杰帕伊访问了中国，这是近20年来中印两国之间的最高级接触。

然而，瓦杰帕伊访华期间，正值中国进攻越南，这使新德里很不愉快地想到了1962年北京与印度的边界战争。部分是因为表示对河内的支持，但也因为北京仿佛漠视了印度人的感情，访问还未结束，瓦杰帕伊就一气之下离开了中国。中印双方没有机会认真探讨有关边界纠纷，以取得相互谅解。改善中印关系的进程遂告中断。

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使中印关系在短期内得到改善更是困难重重。新德里不愿强烈谴责苏联的行动。莫斯科入侵阿富汗，大大加剧了苏美在南亚地缘政治中的争斗，也使北京和新德里的对立形势越来越紧张。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北京进一步加强了对巴基斯坦的支持，既支持伊斯兰堡面对苏联潜在威胁的决心，又为阿富汗境内的抵抗力量开辟了一条军事援助的通道。为了使中印关系有可能发展，消除主要在政治和军事上存在的紧张关系，进行适当的外交往来，这些都是基本的要求，但在那个时候，这些东西都非常缺乏。

但是，从长远的观点看，和解的大门仍然是敞开着的，特别是80年代初，英迪拉·甘地总理开始使印度摆脱与莫斯科过分牵扯的关系。1981年4月，中国提出为改善中印关系进行谈判，北京的积极姿态促成了这年6月黄华访印。黄华的印度之行，是20多年来中国外交部长的首次访印。同年12月，双方在北京开始了边界谈判。在这次谈判以及1982年5月中印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两国代表团都反复重申各自在边界问题上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由于没有以前的冲突，谈判中的攻击也显得更有意义。1中印不太可能出现公开对抗的关系，但是，苏联不断介入阿富汗，以及印度继续关注中巴关系，严重地束缚了双方政治关系的发展。

1 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北京周报》 1977年8月 26日，第60—61页。

2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4页。

3 同上，第182页。

4 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1 赛勒斯·万斯：《艰难的选择》，第82页。

2 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一位高级领导人说，中国对卡特关照台湾‘很不高兴’”，见《纽 约时报》1977年8月30日；路易斯·博卡迪：“邓说万斯之行使正常关系受到损害”，见 《纽约时报》1977年9月7日；“中国高级领导人断然反对台湾与美国协调一致的做法”，见 《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3日；“中国副总理重申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叫嚷必然 要使用武力”，见《华尔街杂志》，1977年10月4日。

3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2页。

1 任谷平：“慕尼黑的悲剧与当代的绥靖主义”，载1977年11月26日《人民日报》。

2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3页。

3 见万斯：《艰难的选择》，第120—139页。

4 引文源自1979年10月5日布热津斯基给卡特总统的备忘录。布热津斯基在《权力与原则》 第566页中曾引用。

1 理查德·鲍姆的“引言”，见理查德·鲍姆编：《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新技术革命》，第4— 6页。

2 《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从越南当局反华看苏联的战略意图”，载《红旗》第8期（1978 年8月1日），第101—104页。

3 《人民日报》社论：“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载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

1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216—218页。

2 本节所引用的更为广泛的讨论，见丹尼尔·特雷蒂亚克的“1978年的中日条约：钓鱼岛事 件的前奏”，载《亚洲概览》第18卷第12期（1978年12月），第1235—1249页。

1 奥克森伯格：《中美关系十年》，第187页。

1 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300—302页。

2 《北京周报》1979年1月5日，第17页。

3 引文源自中美关系正常化协定签署之际中国单方面发表的声明，见所罗门：《中国因素》，第 304页。

4 见邓小平1979年1月5日会见美国记者时的谈话，《北京周报》1979年1月12日，第17页。

1 关于对这方面的全面论述，参见纳严·詹纳达著：《兄弟仇敌：战争之后的战争》和罗伯特 ·s.罗斯：《印度支那纷争：中国的对越政策（1975—1979）》。

1 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09—410页。

1 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更广泛的讨论，参阅张保民（音）：《处在中国和越南之间的柬埔寨》，特 别是第113—133页。

1 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取消与日本建造工厂事件”，《中国季刊》，1986年 3月第105期，第23页。

1 原文见所罗门的《中国因素》第304－314页。

2 《洛杉矶时报》，1979年3月25日。

3 《纽约时报》，1979年4月20日。

1 《北京周报》1979年4月4日，第3—4页。

1 在1981年初的一次会见中，邓承认“我们，包括我自己，对经济建设一直过于乐观”。引自 良清国分：《中国对外经济决策中的政治》，第39页。

2 同上，第23页。

3 杰伊·马修斯：“中国为美核查《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提供便利的资料”，1979年 4月 20日 《华盛顿邮报》。

1 卡特总统的话引自布热津斯基：《权力与原则》，第421页。

1 所有引文出自评论员文章：“当前战争危险与保卫世界和平”，《红旗》1979年第 11期，第 53—58页。

2 观察员文章：“警钟敲响了”，《人民日报》1980年 1月15日。

1 本刊评论员：“反面教员在给大家上新课——评苏联侵略和占领阿富汗”，《红旗》，1980年 1月16日第2期，第46—48页。

1 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亚科夫·y.i.弗尔茨伯格：《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