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进步人士保持良好关系，并关心别人。

还有下列变化：文化大革命头两年中，一种倾向是把共产党员的党票授予有缺点的英雄，如1967年版《欧阳海之歌》中的一些章节。但很快就不允许了，党员的身分留给了完美的英雄，如同文化大革命前一样。学习材料也从文化大革命头几年赞扬有缺点的英雄变为后来几年赞扬完美的英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的作者骄傲地把其中的一章定名为“我要读书”。中国作家需为某种政治目的而改变敌人和英雄的性格，这使作家的创作任务更加艰难了。事实上，作家在写小说时便是当时政治形势的俘虏，他必须不时修改写作计划，以适应要他遵守的政治指示。一旦政治形势变化，作者必须修改作品，如同前面所提到的几位作家一样。

长篇小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要求，而短篇小说和诗歌这样较短的形式则游刃有余。这种要求也有利于舞台演出：京剧、歌舞及现代话剧，它们都靠口头表演，因此容易随莫测的政治气氛的变化而作出调整。

1 林豆豆：“林副主席论写作”，《火炬通讯》（1968年7月）。

2 “座谈会纪要”，第231页。

1 引自《中国文学》英译文，1972年1月第1期，第52页。

1 见他的诗“笑”，载李瑛的《枣林村集》第71—73页；英译本《中国文学》1972年8月第8期，第33—35页。

2 李希凡：“旧式的知识分子”，《中国文学》1972年12月第12期，第24—32页。

3 高玉宝：“我是怎样成为一名作家的”，《中国文学》1972年6月第6期，第111—118页。

1 红卫兵报纸：《井冈山》，1976年4月7日；《北京工人》，1967年5月27日。

2 详细情况见d.w.福克玛：“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文学”，《东西方文学》1969年第13期，第335—358页。

1 如“艳阳天”，译文出自《中国文学》1972年4月第4期，第13—28页。

现代革命题材的京剧样板戏

1949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京剧现代化的尝试，《白毛女》是（1958年）第一批现代京剧之一，它源自一出传统秧歌戏，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情节被编为一出同名芭蕾舞，并被列入几出“革命样板戏”之列。“革命样板戏”这个名词是江青1967年11月12日提出的，1她把这一时刻视作与文化部门在演出传统戏问题上作斗争的一个胜利（虽然事后发现这场胜利付出了很大代价）。在1964年6—7月间举行的现代题材京剧汇演中，彭真、陆定一坚持仍可上演历史剧。陆定一主张上演那些“好的传统剧目，例如三国戏，水浒戏，杨家将戏等。也不反对演出一些好的神话戏，例如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等”。2在参加汇演的戏剧工作者出席的一个座谈会上，江青的讲话却大异其趣：

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3

这里，陆定一和江青都提到了那些将鬼神拟人化的戏应否上演的问题。1961年，吴晗曾从历史观点为上演鬼戏辩护。1

然而，这不单单是岌岌可危的鬼戏上演的问题，而且也涉及神话及传统道德的价值。在《矛盾论》（1937年）中，毛泽东曾分析道：“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2吴晗曾引用了这句话。对禁演传统戏的反抗加强了，这显然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人民日报》1966年12月4日报道，江青对京剧现代化的尝试由于缺少京剧团体的合作而长期受挫，到1966年，北京京剧一团、中国京剧院及其他几个剧团并入军队并实行军事化管理后，情况才得以改变。直至此时，拥有人民解放军文艺工作顾问正式头衔的江青，才得其门而入，着手实施她的京剧现代化计划。从意识形态观点来说，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但也应该提提数量方面的问题。现代话剧从来没有像京剧那样普及。1964年，中国有3000个专业剧团，而据江青说，只有不到100家剧团在演现代戏，2800多个专演各种传统戏。3

1967年11月被江青封为戏剧样板的五个现代题材的京剧剧目是：《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沙家浜》、《红灯记》、《海港》。其中没有一个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头两个戏的剧本最早完成于1958年，其他几个1964年以后就有了。4不过，在重新改编后的剧本里，舞台上再现了毛主义的道德观，并试图制造一个毛主义的新神话。

除《海港》外，它们的题材都涉及战争和反抗。新的毛式英雄的确切形象应该怎样，并不是一下就明白了的，剧本经过了反复的修改。《智取威虎山》剧本1967年有一版，1969年10月又出了一个修改本，它没有提到前一个版本，这是一个独特现象，好像要有意抹掉历史。《智取威虎山》的剧情取材于1957年出版的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与上述情况相类似的是，在欢天喜地讨论这出戏时，却完全对原小说置之不理，这也许可解释为对剧本历史的一种否定态度。有一次还以诋毁的态度对1967年以前该剧本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在众多剧本的修改过程中，主要人物的形象都曾作了美化，这一点是很明显的。为了增加可信度，杨子荣最初被描绘成一个带有土匪习气的人，他哼着黄色小调，和他的对手座山雕的女儿调情。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有人对此作了重新审议，并删去了上述情节。杨子荣原来的形象被斥为“宣扬刘少奇反革命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军阀主义军事路线的活典型”。1重新塑造的杨子荣这一角色，为仿造毛式英雄提供了榜样，并被赋予了清教徒式的面目。

1963年开始宣传战士模范和工人模范，京剧样板戏中英雄人物的道德风范从这些英雄模范中获得灵感。雷锋、欧阳海、王杰、麦贤得是这些模范人物中的著名榜样，而他们又是从张思德的事迹中得到了启发。在中国，模仿英雄人物的历史就同儒家学说那样源远流长。纪念张思德就是制造毛式英雄的肇始，张思德因毛泽东1944年发表的简短而重要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名垂千古。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篇文章是所谓的“老三篇”之一，并印行数百万册。张思德是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经过长征，在执行任务时负过伤。1944年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突然倒塌而牺牲。他死于大火。

张思德能作为所有现实和文学作品中毛式英雄榜样的原因，在于他为革命而尽职尽责，为革命而英勇牺牲。他在军事和生产战线两方面都很出色，这是典型之处。在张思德身上，人们看到了从事生产的游击战士和随时准备战斗的工人的形象，很重要的是，他没有看到共产党政权的建立，他不过是从不间断的革命连环中的一环，这场革命是永无止境的。1967年秋，以他的事迹为剧情，上演了一出名叫《张思德》的戏，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兴趣。

京剧现代戏中的英雄人物，包括清教徒式的杨子荣，都与张思德有许多共同特征。他们与张思德一样，对毛泽东忠贞不渝，富有纪律性和战斗精神，毫不利己，坚信共产党一定胜利，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英雄人物是样板戏《红灯记》里的李玉和。1970年发表在《红旗》杂志上的该剧剧本是根据翁偶虹和阿甲的老剧本改编而成的，以适应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铁路扳道工李玉和需将一份密电码送到一支游击队手中，但未能完成任务，他的女儿继承了他的事业，这样，革命工作没有中断。由这位扳道工的红灯所代表的革命传统由父亲传给了女儿。他在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为使革命继续进行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出戏没有什么战斗场面，李玉和在日本人的监禁下顽强反抗是本剧的主题。按京剧套路所要求的传统方式，李玉和受刑后在舞台上跌跌撞撞，控制着自己的姿势，他的身上血迹斑斑，而其精神却是不可战胜的。

为表现符合毛主义道德规范的英雄，京剧这个形式显然是提供了受人欢迎的机会，它场面壮观，故而心理刻画虽大大减少但仍引人入胜。在京剧场面里，有传统的唱段和音乐，有高度表达主题的手势和动作，有武打动作以及舞台艺术。但是为了表现革命的理想而回到传统的风格，颇有点自相矛盾。在道德标准上，毛主义和儒家学说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很多。儒家学说也树立楷模，也是教训人的，毛主义和儒学都从空想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儒家理想中的廉正的清官（如《海瑞罢官》所表现的）是从他们个人的义务感和诚实感中汲取道德力量的，这与列宁的顺从思想是不相容的——列宁将革命比喻成机器，人则是机器中的一个“齿轮”。这一差异可能与当代远为发达的通讯系统有关（但不能完全这么解释），如果没有无线电和电话，文化大革命也许不可能发生，这个假定似乎是正确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毛式英雄与儒学以外的传统有关，例如侠客传统，他们机灵、愚忠、扶弱济贫，这些品格在传奇小说均有描述。一个不同点是，毛式英雄盼望共产主义社会，而侠客通常忠于被推翻的朝代；另一个不同点是，如同詹姆斯·j.y.刘1所解释的那样，侠客一般都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的江湖英雄，自己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干，无须征求他人意见，也不管当权者持何态度，而毛式英雄符合列宁的比喻，必须遵守党的纪律，必须按最新的意识形态规定来表现。作为政治家手中的工具，毛式英雄在制造一个新的神话方面是不成功的，京剧样板戏的观众们对于倾轧、敲诈、非法拘监、自杀、暗杀太了解了，他们是不相信那些戏剧化的共产党员的行为举止的。

1 参见d.w.福克玛：“毛主义的神话及其在新京剧中的体现”，《亚洲季刊》1972年第2期，第341—361页。

2 陆定一：“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开幕式上的讲话”，载《文化战线的一个大革命》，第68页。

3 江青：“谈京剧革命：1964年7月在出席京剧现代戏汇演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文学》 1967年8月第8期，第120页。

1 吴晗：“神话剧是不是宣传迷信？”，《中国青年》1961年第15期。

2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341页。

3 江青：“谈京剧革命”，第119页。

4 参见赵聪：《中国大陆的戏剧改革》。样板戏被拍成了电影，它们是文革期间制作的仅有的几部电影，1966年前拍的电影几乎全被打入冷宫。见保罗·克拉克：“70年代的电影业”，载于邦尼·s.麦克杜格尔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通俗文学和表演艺术（1949—1979）》，第177—196页。

1 上海京剧院《智取威虎山》剧组：“努力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赞扬杨子荣等英雄形象的塑造”，《中国文学》1970年1月第1期，第62页。

1 詹姆斯·j.y.刘：《中国文史中之侠》。

1976年和“伤痕文学”的产生

1976年4月的清明节几乎是专门用来纪念当年1月逝世的周恩来总理的。在北京，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他们献花圈、发表讲演、朗诵诗歌，想以此来悼念总理，联想到“五四运动”，这次自发的示威被冠以“四五运动”之名。但是，工人民兵、警察被用来镇压这场示威，4月8日的《人民日报》称示威为反革命运动。“四人帮”的这个定性直到两年多以后，即1978年11月21—22日，才被揭发和推翻。此后，过去只能秘密流传的悼念周恩来的诗集，得以正式出版。

只是在推翻了对天安门事件的结论以后，文化气候才开始有了决定性的变化。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批判、遭逮捕的作家恢复了名誉，这又被看作是新的信号：新政治领导人赞成对文学艺术采取一项不同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