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大批高等院校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人在早先已动员好的干部们的带领下，奔赴定点农村，用数周的时间去视察农村土地改革进行的情况。有组织的市民们同通货膨胀展开斗争，他们在全市动员积极购买公债，警惕投机商人。与此同时，戏剧团也组织起来，演出揭露旧的婚姻传统弊端的短喜剧，帮助宣传新的1950年婚姻法。还有一些人参加了扫盲队，教他们的邻居学文化。1950年底中国参与朝鲜战争后，又开展了一系列的类似活动——卖公债、给在前线的战士写信交“笔友”、组织戏剧团到工厂和矿山巡回演出爱国短剧。在这期间，甚至连和尚和尼姑都被动员起来，加入了爱国游行的行列，有趣的是人们发现他们在行进的队伍中，出现了与整个气氛不协调的场面。

对这突如其来的各种新的活动，反应不尽相同。有人怀疑许多活动是否有价值，例如，这几年学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走出教室而没有能在学校里学习更多的东西。还有一些新活动，引起了朋友间和家庭里相当激烈的冲突。例如，一些父母得知自己的孩子（特别是女儿）想加入南下工作队或是解放军后，感到非常着急和气忿。还有一些家长在儿女们用新的婚姻政策来反对他们包办的婚姻时，感到难以接受，沮丧至极。

并非所有的变化都受欢迎。例如，官方决定，所有的狗必须从市区内消灭，随之派出专人在大街上见狗就杀，使得狗的主人苦恼不已，而当局并没有对此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1一出控诉人民痛苦生活的革命剧《白毛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无论在哪里上演都是人山人海，但是在这期间上演的一些改编过的传统剧目，则遭到人们的反对。德克·博德曾记下了在北京期间的头一年第一次演出传统剧时的情景，观众高喊着“清除封建制度的残余”并拒绝离开剧院，当一位官方发言人出来安抚他们的时候，观众向他扔西瓜籽。2起码在开始，许多市民发现接受新的行为方式对他们来说很困难——积极参与而不是避开政治；直率地对他人提出批评而不是把冲突隐藏在和谐的表象之下等等。

另一方面，许多市民发现这些新活动非常有益，令人振奋。对学生、年轻的干部和一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市民来说尤其如此。威廉·休厄尔还描述了当时参加一项世俗的甚至是卑下的——城市阴沟清理——工作时所产生的兴奋情绪：“这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一起干活时的兴奋、充满了成就感、喧闹声和色彩纷呈。”1休厄尔还叙述了他在四川教书时的一件事：当大学里的工人和服务人员与全体教师和管理人员在一起讨论政治和学校管理问题并参与决策时，他们表现出极大的满足。他写道，玩麻将的人、爱唠叨的老太婆和学校里看大门的人都在新的政治活动中成为极富热情的参加者。他发现，“新生活道路所产生的一个出人意料的后果，是它给本毫无色彩的生活带来了欢乐。”2

新政府所造成的积极印象，不单是它发动人民参与了众多的新的活动，而且还有其他的因素。特别是新政府办事时说话算话和效率很高给人以深刻印象。在中国社会长期存在而成了慢性病的一些问题迅速得到了控制和消灭——吸鸦片、乞丐、卖淫、扒手、秘密社团敲诈勒索等等。处理这些问题所使用的战术是一个模式。首先，在一个时期内宣布宽大政策，使那些沾有上述恶习的人到当局自首并表示悔过。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学习和相互揭发，当局认为已获得了他们足够的证据时，便会突然禁止他们进行的活动。乞丐和娼妓被集合起来分配去作“诚实的劳动者”或是被送回乡下老家。如果再有人因参加已禁止的活动被抓获，他们就会遭到逮捕和监禁，负隅顽抗者将被处死以警示后人。在一、二年内，这种战术曾带来了戏剧般的变化。

政府的效率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显而易见。对新政府如何管理复杂的城市持怀疑态度的人，很快便发现电、煤、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须品的供应比过去都更有保证。通货膨胀似乎难以克服，但是到了1951年，尽管中国参加了朝鲜战争，通货膨胀已经得到了控制。在大城市，一些贫民窟得到了修整，新的工人公寓楼开始拔地而起，有效的城市管理环境开始形成。针对“压榨”（轻微的行贿受贿）而开展的战役揭开了序幕，要求收据的规定和强有力的检查制度迅速改变了过去的交易方式。那位英国观察家评论上海政权更迭之初所产生的影响（也许言过其实）时说：“在上海，5月24日你可以向任何人行贿，但在5月26日你就不会贿赂任何人了——一百多年来这恐怕还是第一次。”1强制性规定百货商场的收费标准和严令禁止收小费也同样有效。就连被观察家称之为中国最底层的“粗鲁的三轮人力车夫”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以前为了争顾客而彼此反目，或是为讨价还价而争论不休；现在大伙轮流接客，并接受了统一的收费标准。1951年燕京大学的一位教师记录了这种明显的变化：“我们终于有了期待已久的政府，这是一个不仅会说而且脚踏实地办事的政府。”2一位英国传教士教授也同样感受深刻，“北京的生活效率普遍提高……对于一个深谙旧中国生活的人来说，简直难以相信。”3

对新政府日益增强的敬意，不但来自于其高效率，而且新干部的作风让人佩服，他们被认为是努力工作、很少腐败、比他们的前任更加平易近人。这个时期的惊人的记录，是发现干部们在办公桌前勤勤恳恳，而不是打瞌睡；他们往往工作到深夜；他们也参加政府规定的各项新的闹哄哄的活动——政治学习、集体唱歌等等。在早些年，老干部仍过着早年供给制生活，不领取月工资，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因此，他们看上去似乎光服务而得不到物质利益。一位英国观察家曾有感于亲身经历的一件事：他在北京火车站碰上一位来自天津国家安全局的官员，后来他了解到，这位官员在火车站等了整整一个下午也没能买上车票，最后只得买站票返回天津。这位观察家（奥托·范·德·斯普伦克）写道，“作为一个国家官员，拒绝利用职务之便，甚至可以通过最简单的办法——将几个乘客从火车里扔出去就可以搞到座位——这是世界上向平民大众展示他们是什么样的领导人和公仆的最好的宣传。”1

甚至高层领导人也努力把他们自己扮演得生活艰苦朴素和平易近人，尽管他们的许多活动是鲜为人知的。但是他们通过巡视农村和工厂、做规定的体力劳动和定期会见“群众代表”便能加深给人的印象。在50年代末期，许多在首都工作的年轻干部都对国家高级官员同年资较低的同事一起跳舞、游泳和以当时流行的方式参加其他休暇活动留下难泯的记忆。拉尔夫·拉普伍德总结了这些干部得到的肯定印象：“不计报酬地工作便是人民政府能成功地动员起千千万万中国人民参加有效行动的秘密武器……”2

这种观点是同1949年以前的官员作了比较，包含了一些夸张成分，其实新干部对野心和私利不是毫不沾边的。我们掌握的这些年新官僚机构中的情况，也给我们画出另外一幅不尽相同的图画。一位随同南下工作队到武汉的干部描述他的同伴在办公室的空间和家具间玩起“游击战”，另有人刻划官僚机关内部勾心斗角，发牢骚，对国家政府现状表示不满。3此外，供给制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干部生活在平等待遇的基础上。供给制是分等级的，单是进餐就有三种规格，坐车也有级别等等。因此，人们对地位的竞争，决不会漫不经心。不过，由于早些年的一系列干部整风运动，起码大多数城市居民相信，干部中腐败和纪律问题一露头，新政府就会毫不留情地严肃处理的。4就总体而言，对新的领导人员的印象是值得肯定的。

在早些年，民族感情的凝聚力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1943年，外国人在中国享受的治外法权终结，但是直到1949年，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外国人拥有的权力和影响还很大。几年之后，西方人的影响便大大削弱，一部分被苏联人的影响所取代。开始，至少在大城市，外国人曾获益于全面的宽大政策，当局出于城市形势的复杂性和采取外交承认的考虑，举止谨慎。但从一开始变化已显露端倪——过去用英语书写的城市的标志和官方的通知变成了中文；在制成品上印刷的商标也同样发生了；法庭审讯和其他官方文书也都用中文书写。外国人被告知，只要他们不违反新政府的法律和各项政策，他们就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们不知道这种允诺的真实性有多大，因为19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了当时的气氛。许多外国人被迫离开，或是被捕最后被驱逐，一个从事间谍活动的偏执狂使得留在那里的人无法再过舒适的生活。一些想离开的外国人，遇到了官僚主义设置的障碍，让他们耐心等待。这也是中国的新统治者有意向他们显示，中国人才是他们自己土地上的真正主人。

1950年以后，全国掀起削减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影响的运动。好莱坞的电影受到了批判，后来遭到禁演，苏联和中国的电影取而代之；西方人的服装和西服受到批判，旗袍和其他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中国服饰也遭到了批判；开始流行中国式的服饰：各种各样的制服大行其道，其中最有名的是中山服、解放服或叫列宁装，以后又流行所谓的毛式短上衣。在很短时间内，人们把高跟鞋、皮货、美国兵剩余下的夹克和其他过时的东西包包扎扎收藏起来或变卖出去（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一批批蜂拥而来的苏联游客劫走了），化妆品从女性的脸上消失，有些人因为穿了“资产阶级的”服装而受到批评，但许多人则认为这是新社会的风尚，他们自觉自愿地跟上了前进的步伐。在政治学习会上开展自我批评，那些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人被迫承认他们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亮”的感觉，并发誓要改正这种错误的观点。

反击外国影响的措施并不仅仅是象征性的。许多西方人拥有的商业被迫关门或被接管，一些受外国人资助的医院、学校和其他组织都被收归国有，在所有的组织中，中国人都要起主导作用。1950年起，政府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并发起“三自”运动，旨在使基督教会割断同外国的联系和接受政府的领导，如果他们还想在中国生存的话。在有的情况下，使用了极端的战术，煽动对外国人的敌对情绪。在许多不同的城市里，天主教修女们曾办起了育婴堂，收留那些被遗弃的婴儿和孤儿。1950年以后，这些育婴堂被指控玩忽职守甚至暗杀和肢解中国人的婴儿。报纸印发了耸人听闻的照片，画面上是发掘出来的据说是被害者的骨头，那些修女被拖进体育场，站在充满愤怒的暴民们的面前，接受批斗。1

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西方人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急剧减弱。一位印度观察家评论说，英国在1952年时对中国的影响已退回到110年前的鸦片战争之前，在香港拥有基地和一些领事，但是没有常驻北京的大使。2对这些年来针对西方的攻击，有种种不同的反应。许多中国基督教徒和其他同外国人保持长期接触的人感到非常恐惧，有的人被监禁或被处死。但就一般的市民特别是那些没有从外国人那里得到多少好处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市民而言，他们对这种变化感到自豪。他们看到自己的政府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能够勇敢地面对外国人并且结束了他们在中国的特权。朝鲜战争加深了人们的这种感觉，这个时期，市民们满腔爱国热忱，对自己的祖国在现代化的联合国军队面前的表现感到无比的骄傲。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政治上的团结，经济建设上的初步成就，并对外国势力和特权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激发起民族自豪感，政府则尽最大努力来扩大和增强这种自豪感。

诚然，这些年也是仿效苏联模式、“一边倒”的几年，但是苏联的出现，似乎无损于新的民族自豪情绪。有的中国人怀疑苏联人的动机，怀疑苏联1945年后从满洲撤走工业设施等行为。他们觉着彻头彻尾地照搬苏联模式——在学校里用苏联的五分等级制代替沿用了多年的百分制——并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政府强调，苏联的建议和专家是应邀来中国的，而不是强加给我们的，学习苏联“老大哥”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苏联的现在，就是中国的未来”。

公众对于成千上万像潮水般涌进北京友谊宾馆和其他类似机构的苏联专家看法不一。年龄的差异是产生这种认识区别的重要原因。那些当时还是青年学生的人回忆说，他们被那个时期翻译过来的苏联卫国战争小说里的男女英雄们所鼓舞，一些人还给自己起了俄罗斯名字，并和苏联的笔友建立通信联系。当得知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后，许多人痛哭流涕。不少中国成年人也同苏联专家建立了个人关系，因为他们对苏联政府早期执行的一些措施，比如不允许到中国观光的苏联专家顾问乘坐人力车等，留下极其美好的印象。但是许多年龄较大的中国人，抱着怀疑的态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看着那些出出进进的苏联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