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采取了一些公共关系措施，但是，中国人还是很快就发现，许多苏联客人看上去有相当多的“资产阶级”情调——他们的服饰、行为、携着妻子，特别是他们对旅游、购物和闲聊表现出强烈的兴趣。1人们发现有些苏联专家非常傲慢和总爱提要求，他们认为，中国人全盘接受他们的建议和以苏联人的方式去做事是很自然的。总之，许多被苏联老大哥派到中国来的代表，其所作所为实在是与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相距甚远。

尽管苏联人没有给中国人留下良好的印象，正如一位中国人曾把一些苏联人称为“无产阶级的王子”，苏联仍没有像西方那样被认为是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国家。因此，新政府并没有因为与苏联结成的关系而影响它巧妙利用人们的爱国感情这方面。一位来自香港的中国记者，（此君1952年后被监禁了几年，直到1957年才被允许离开中国），看了1956年10月1日的游行后写了下面一段回忆：“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1

然而，对于新政府的支持，恐怕没有什么影响比经济安全和经济条件改善更重要的了。中国共产党是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执掌政权的。由于通货膨胀，一杯咖啡在上海的价格超过300万元（这是被认为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新“金元”），四川一个看门人的月工资，只够往欧洲发三封航空信。2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只是变化的一个部分，但不是全部。也许新政权采取的一个更为重要步骤是加大了流动的机会。死了和走了的人，需要有人替代，处于蓓蕾状态的官僚机构需要增添职员，即将到来的工业化需要技术人才，这就导致了一场大规模的个人进修活动——短期的训练课程、“革命大学”、干部学校等等。全日制学校也迅速扩大，由于学校实现了国有化，学费大幅度削减，所以在大城市里的绝大多数小学注册人数几乎满员。这样，许多有志的年轻人认为是政权的改变才使得学校的大门向他们敞开。农民也加入了社会流动的大军。当局在50年代不断做出努力，试图把那些来自农业地区的盲流，引回到他们乡下老家，但是在接近50年代末的时候，这些努力并不十分成功。在此期间，许多农民挖空心思在城里找到了落脚点，并加入了城市工人的行列。1

不仅就业机会增加，在国营企业（甚至在一些大的私人企业）里工作的人在工资、工作条件和小额优惠等方面也逐渐实现了标准化和制度化。起初，政府在提高工资问题上犹豫不决，开始是鼓励工人对资本家提出要求，后来又迫使工人以满足于他们的低工资来确保商业的稳定。但是，市民们对在食品供应和分配制度方面的改进和努力降低价格，印象极佳。有了这些固定的工资收入，他们就可以购买高质量的粮食（稻米、小麦，而不是玉米和大麦），其他食物如鱼类也比40年代末买得更经常了。随着1956年整个工资待遇的提高，人们改善生活条件的自信心也增强了。2另外，小额优惠制度也得到了完善，其中包括医疗保险、伤病工资、产假工资和退休金等等，这些措施给大多数在职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须知他们以前对这些社会保险措施闻所未闻啊（虽然这些优惠并没有照顾到所有的劳动力方面）。总之，在这个时期，人们对生活条件将会改善和流动机会将会增加都普遍持乐观态度。

自相矛盾的情况发生了，不断改善的经济条件和小额优惠政策的逐渐扩大，居然发展成一种中国共产党政策明确要避免出现的趋势：与使革命走向胜利的农民相比较，市民的特权地位不断增长。在城市里，由国家负责提供“一揽子福利”待遇，社会主义从而被认为是前途光明的：但是在农村，提供任何福利的负担，最终都不是落在国家而是落在集体和农民自己的身上。结果经济改善的情况比城市少得多。总体而言，1949年以后，中国城乡差别在收入、获得消费品、文化娱乐和有保障的工作以及福利待遇等方面逐渐扩大，使得城市居民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活的优越；也使农民越来越羡慕城市生活。也就只有在住房方面，农村居民有一定的优势，到70年代末期，典型的农民居住面积扩展到平均约为每个市民的3倍。1但是即便如此，绝大多数市民仍可用很少的钱来付房租——通常是他们收入的5％或者更少——而农民在投资住房建设时，只能掏自己的腰包。

当然，也有人倒霉的，以前的城市精英们就失去了很多利益，有的甚至丢了性命。不过，由于几个因素的作用，人们头脑中并没有因这而改变了机会确有改善的印象。例如，那些失利者比起得利者在数量上还是占少数，况且他们那部分利益早已引起了别人的不满。在不少情况下，他们虽摔倒，但不很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资本家根据官方对他们资本的估计获取利息（在多数情况下，资本家还有满意的工资），原来薪金丰厚的人仍拿“保留工资”，保留工资比新的标准工资要高。收房租、拿版税和其他非工资收入的取消是一个渐进的而非突然的过程。

在50年代，或许最重要的事是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后代在不同程度上都从新的机会中获得益处。尽管官方偏爱工人和农民，但是新政府同样急需高技术人才，因此那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城市学生，被鼓励钻研学业，在新社会里能担任好的工作。只要他们愿意遵循新政策，在形式上批判他们父母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只要他们的父母没有介入严重的政治斗争），他们就可以从事高尚的职业，并有光明的前途。在50年代，社会上人际关系注重阶级背景的风气还没有渗透进学校里，学校里注意阶级出身还是后来的事。那时，学生之间建立友谊的基础是相同的年级，或个人的兴趣爱好相投，而不是后来那种以阶级背景和政治因素来取舍朋友，总的来说，那时还没有人感到为了一个有希望的机会需要进行非常紧张的竞争。在50年代一段时期，事实上高等学校招生人数比当年毕业的高中学生还要多。1到了60年代，在理论上被称为“坏阶级”（资本家、商人等等）家庭出身的子女，平均来说，仍然比工人家庭的孩子更有前途。2

30年之后，许多市民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仍觉着值得留恋。秩序恢复了，外国的特权结束了，经济条件正在逐渐改善，政府看上去富有效率且关心人民，就连犯罪的危险也大大减少了。尤其是那些当时还在学校里读书的人，回想起来那些令人激动和有意义的事——刻苦学习，振兴中国，从事业余爱好，徒步旅行，阅读苏联和中国的英雄人物小说，加入宣传队到农村和工厂巡回演出，把他们在学校里取得的成就和喜悦带给他们的父母。这是一个十分乐观的时期，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能创造许多奇迹，城市居民，尤其年轻人能实现生活中许多美好的理想。

然而，如果要说城市居民从起初对新政府的怀疑、观望一下子变为对新政府无限的热情的话，这也失之偏颇。从一开始，起码有不少人对新秩序的一些方面就感到是不祥之兆。例如，新政府对人口采取了比其前任更为高度严密的组织和控制措施，渗透到了市民私人生活之中，对市民施加了更大的压力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方式和私人关系。在起初宽大政策之后，这种严密的组织控制措施逐渐升级和有区别地进行。新政府执政后几天，新闻控制和审查制度就生效了，但是美国电影一直上演到1951年。大学学生立即组织政治学习、劳动和上街游行，他们仍可以选择自己宿舍的室友和想学的专业。到了1951—1952年度，学生住宿就统一安排，专业成为强制性的，一年后，建立了大学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制度。新政府执政的头几周内，国营纺织厂的工人成立了由官方发起的工会，但对那些小厂子里的工人和从事手工业劳动的工匠以及小商贩的管理非常松散，直到50年代中期才组织起来。在城市家庭生活中，开始变化不太大，可是到了1954年，成立了标准的居民组织——居民委员会，并开始对每个人的活动施加影响。1

虽然这些变化在某些方面是渐进的，但是到了50年代中期，新的组织体制开始出现，这就使得比从前能够更有效地进行控制和动员市民。1949年之前城市里的集团——同业公会、同乡会、小集团、秘密社团、街坊协会等等或被取消，或加以改造。取代它们的是一个新的在共产党绝对控制之下的城市基础结构。城市的每个街区，都成立了在政府官员和警察局领导下的居民委员会。委员们既组织有益的服务活动，如打扫街道卫生，设立修理自行车的小摊和急救站，也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进行控制——组织他们参加政治学习会，检查没有注册的个体户或不正常的活动，进行夜间安全巡逻，后来发展到说服一些家长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农村和限制他们多生育。新的组织体制的另一个主要支柱，是工作单位。工作单位组织本单位人员的生活（包括上班和下班后的生活），并视此为己任。大的单位不仅为他们的人员提供住房、医疗和其他服务，而且还组织政治学习，管理业余活动，同意结婚或是离婚，监督释放了的罪犯，并参加类似于居民委员会的其他各种社会控制的活动。

除了单位和居民委员会，许多市民还受一系列新的“群众组织”的监督——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工会、工商会、作家协会和独立基督教协进会等。这些组织监督每人工作和业余时间的活动。越来越多的生活必需品是通过这些新的官僚体系发放，而不是由市场发配或由个人或由几个人自愿结合的组织去搞。例如，在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作都是由官僚机构分配，基本上是终身就干这份工作。劳动力市场开始消失。这个时期的城市生活形式发生了一个转变，即开始实行严格的配给供应制（由单位和居民委员会管理），购买基本食物和生活消费用品都受到控制，住房由单位或城市专门机构负责，私人行医被取缔，市民们对中国共产党控制的新的官僚机构的依懒性越来越大。其他地方的官僚制度一样，执行的结果是个人常常失去了自己喜欢有的东西。例如，当配偶们发现他们被安排在不同的城市工作时，他们不得不忍受两地分居的苦楚，每年只有在一次很短的探亲假时才能见上一面。

城市组织机构的转变，导致了一系列重要的后果。中国城市的市容和声响开始发生变化。商业的官僚化和标准化，使那些曾给城市里的大街小巷带来生机和色彩的贸易和商贩们——沿街叫卖的小贩、修锅补盆的工匠、代写书信的先生、雕刻印章的艺人、走街串巷兜售小玩意的商人等等——逐渐消失了。由于国家接管了向城市居民提供需求的责任，也就没有必要再用鲜艳的色彩标志和各式各样的号子或大声叫卖来吸引顾客了。

地位等级制度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精英、资本家、商人和知识分子失去了往日的地位。从事服务行业的工人、小商贩和从事宗教及其他仪式的专业人员等的处境也在下降。身居要位的高官（高干）和军官控制着新的等级制度，高级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的地位居其次，但处于那些官僚权贵的牢牢控制之下。工人、技术人员和其他与工业生产有关系的人威信上升，而其他一些被社会所遗弃的团体（阶级敌人、阶级成分有问题的、被控对象）落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你在新的城市等级中处于何种地位、收入多少和有无大学文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官僚的头衔和党票则变得越来越重要。在什么单位和行政“系统”工作也很重要，其重要性几乎同这垂直的等级制度中的位置不相上下。一些大型的和强有力的官僚机构，如军队和铁路，能给他们的职工提供更多的利益和特权，规模小、联系范围小的单位如小学或是街道工厂，就很难满足其成员的需求。所以，一个人在新城市结构中地位如何，要看他的单位怎样、头衔有多大。

到1956年，中国的一些难驾驭的城市，逐渐都控制在新的官僚制度之下，对此曾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惊慌失措了。熟悉1949年以前城市生活的观察家们都知道中国城市行为方式中长期存在的无足轻重的弊病，如不遵守交通规则乱穿马路、在街上随地吐痰。在新政府的控制下，这些似已荡然无存，他们无不感到震惊。1955年，在北京的一位敏锐的观察家曾预言，“这可能是历史上第一个由官方把计划生育作为强制性措施的政权，可以肯定，这些规定将会被普遍接受。”1

这个严密的组织系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说这个时期发生的理论上属最主要的变化（1955—1956年城市经济向社会主义形式的过渡）在某些方面是虎头蛇尾。国家对原材料、市场、信贷和其他方面的控制逐步加强；1951—1952年五反运动对资本家和对社会主义持非议的人的恫吓；1955年镇压反革命运动；工会和党控制的工商业联合会在组织上施加压力——到了1955年所有的这些使城市出现了一种局面：城市资本家和商人几乎没有自治权力和活动余地。是年后期，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