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书记处等的成员。

c.这份资料中注明是8月31日，但其他资料上是8月30日。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下），由中央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室编辑。

党的领导

表33　　　　　　　　　　 （1965—1969年）a

续表

党的领导

表34　　　　　　　　　　 （1973—19982年）

续表

d.“四人帮”于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

e.这些成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

f.邓小平是在1973年12月被重新选进政治局的，并在十届二中全会（1975年1月8—10日）上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取代了李德生的位置，后者仍为政治局委员。

g.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只有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候补政治局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

h.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22日）上增补的。

i.十一届四中全会（1979年9月25—28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委员。

j.十一届五中全会（1980年2月23—29日）上增选的政治局常委。

k.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免职的。

l.在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年6月27—29日）上胡耀邦取代了华国锋。华国锋降为副主席。

m.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任命为副主席。资料来源：王健英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北京；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下）。

国家领导人

表35　　　　　　　　　　 （1965—1983年）a

a.这些任命是在第三届（1964年12月21日—1965年1月4日）、第四届（1975年1月13—17日），第五届（1978年2月26日—3月5日）、第六届（1983年6月6—2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分别做出的，在这些会议之间进行的免职和增补都有注释。

b.遵照毛泽东在1970年提出的意见，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在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颁布的新宪法中被取消了。

c.周恩来于1976年1月8日逝世，华国锋于同年2月3日成为代总理，4月8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决定：华国锋不再是代总理，从此行使总理职权。

d.华国锋的总理职位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被赵紫阳取代。

e.1965年去世。

f.李先念是1965年当选的副总理中历经文化大革命唯一在位的，其他人的正式罢免日期很难确定。

g.1976年10月6日被捕。

h.1980年9月辞职。

i.1980年4月被免职。

j.王任重，在1978年12月被任命。其他人的任命时间是：陈云、薄一波和姚依林在1979年7月，姬鹏飞在1979年9月，赵紫阳和万里在1980年4月，杨静仁、张爱萍和黄华在1980年9月。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十次会议文件汇编》；郝梦笔和段浩然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

各章书目介绍

第一章 1949年至1976年的毛泽东思想

这一章是1987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史》第14卷中有关1949年前的毛泽东思想一章的续篇，对1949年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由于许多决定性的文章无法得到而长期没有进展。那些在中国发表的文章通常都经过大量的修改以致很难从中追溯其最初的说法。虽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大量以前未发表的文件被广泛传播，但直至今天，尚没有一个中文原版的1949年后毛泽东著作的综合版本能与在日本发行的、20卷本的毛泽东早期著作的汇编相匹敌。（有关这个由竹内实指导编写的1949年以前毛泽东著作汇编的详情，请参看第13卷中截至1949年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献。）

由官方在1977年出版的包括1949—1957年间著作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同时有英译本）是经过多方筛选的。现在已经因在编写过程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停止发售。1980年，中共中央委员会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央文献研究室奉命出版几本专题资料汇编，包括书信和一些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直到1987年，被认为非常完整的按年代顺序编写的第一卷才开始有限地发行（参看《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卷，1949年9月—1950年12月）。这卷覆盖时间仅包括一年零一个季度却长达784页的文稿足以向人们显示要完成截至1976年的文稿的编辑工作将需要多么大的劳动量，花费多么长的时间。

同时，德国、美国、日本的学者们为了分别用德文、英文、中文编辑出版毛泽东的著作，在毛去世不久便开始搜集有关的材料。最初的一批人在赫尔穆特·马丁的领导下，用了几年的时间成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参看原文《毛泽东》）。然而，他们的高效率却得到了相反的酬劳。当他们的最后一辑将要出版时，一大批新材料如洪水般涌来。这一方面由于上面提到的中国官方的活动，另一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编辑物在海外更加广泛的传播。在这种新形势下，德国的版本虽然仍旧有用（特别是因为它包括许多中文原文作为附录），但却已显得过时而无法令人满意。

相反，由竹内实和中村公义带领的一批日本学者却决定放弃继续编写1949年10月以后中文毛泽东著作汇编的努力。因为所有关键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权威机构的控制下，要与之竞争是毫无希望的。（当然，这时的情况与《毛泽东集》中所涉及的时代已大不相同。那时，毛的许多文章在写出后便立刻发表了，因此可以在许多图书馆里找到。）

美国的一批学者，在高英茂的指导下，努力尝试在这两个极端中找出一条中间路线。他们编辑的文稿第一卷（包括截至1955年的文章）目前已经问世。[参看《毛泽东文稿（1949—1976）》，由迈克尔·高英茂和约翰·k·龙（音）编写，第1卷，1949年9月—1955年12月）]他们正在努力翻译所有新出版的中文材料，把它们收进这套汇编中，或者收入按年代编辑的部分，或者收入一个最后的增补本中。

但是，就目前来看，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无论是中文的还是外文的，都不够完整和实用，而在近期内出现令人满意的版本的希望也很微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对毛泽东的思想有兴趣的人不得不依靠不同的专家和机构根据他们自己的观点所做出的选择。

大量十分有用的、但不是最好的红卫兵材料的译文由联合出版物研究署在1974年以《毛泽东思想杂录》的书名出版，共两卷。最近出版的一个重要文集，收集了20余篇新近得到的非官方资料，书名为《毛主席的秘密讲话》（1989），由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蒂莫西·奇克和尤金·吴编辑。一卷的毛泽东于1956年—1971年的谈话和信件的书在1974年用英文出版，书名为《毛泽东的讲话和信件》（美国版名为《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由s.r.施拉姆编辑。还可参看杰罗姆·陈编辑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1970）和由莫斯·罗伯茨翻译的毛泽东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的论点汇编》（1977）。

在西方人对毛的思想的阐释中，由约翰·布赖恩·斯塔尔所著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1979）是一部概述。它具有把毛从1920年到1970年所写的一切都看作一个整体的倾向。它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分析毛的思想，认为毛的整个生活和思想在文化大革命中达到顶点。弗雷德里克·e.韦克曼在他的《历史与意愿》一书中同样把“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与其后期思想相联系，但不像前书那样过于简单化和不加鉴别。在早期的一些著作中，阿瑟特·科恩所著的《毛泽东的共产主义》（1971〔1964〕）强调了毛泽东的思想中的斯大林主义根源。詹姆斯·熊（音）的《思想与实践》则强调了毛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关系。虽然他把毛泽东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活动的独特的中国模式这一点与西方通用的系统教义大相庭径，并因此引起争议，但他的研究从总体上来说无疑是有关这个题目的最富积极意义的工作之一。这可参看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9年修订本）。另外，在迪克·威尔逊所著的《在历史天平上的毛泽东》（1977）一书中可以看到对毛泽东在各方面的贡献所进行的一系列虽不太成熟、但却是有益的评价。

在最近出版的关于1949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中，有两本文集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本是莫里斯·迈斯纳所著的《马克思主义、毛主义和乌托邦思想》（1982），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虽然毛倡导的社会目标是禀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为达到这个目标所使用的手段却不是。迈斯纳认为毛在大跃进，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思想和行动有着深刻的、积极的历史影响。今天，没有多少中国人会同意这个观点，但迈斯纳花费了大量精力来进行论证。另外一本是邹谠所著的《文化大革命和毛以后的改革》（1988），书中进行了更客观、更审慎和深刻的分析，其中大半涉及毛晚年的理论和政策。

许多有关毛的思想的最有趣和最新颖的著作目前出现在中国国内，那里原文的准确程度和学术独立性都有了很大改善。官方对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评价包括在1981年6月27日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当然，其中某些方面涉及毛的思想。但是，要使中国学者在几年的时间里脱离过去的框架是不容易的。不过这些束缚还是不断遇到挑战或被给以非常灵活的解释。这种灵活性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杂志的文章中很少看到。该杂志在成都出版，处于杨超的影响之下。杨是毛在延安的哲学学习小组的活跃分子，也是该小组成员中目前尚健在的唯一一人。另外一些不太正统的解释也在公开发行的文章中出现，如在由苏绍智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杨超的《唯物辩证法的若干理论问题》（1982），最初名为《论毛主席哲学体系》（1978）几乎发表于毛在世的年代。像由萧延中编写、由李锐撰写序言的《晚年毛泽东：关于理论与实践的研究》这一类的著作，是决不可能在毛在世时出版的。在内部还发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分析文章，如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刊物《文献和研究》上以及其他内部刊物上等。确实，前面所提到的有关毛晚年的文章，其资料很多来源于这些内部刊物。

第二章 危机时期中国的状况

事实上，像任何一个其他城市机构一样，中国官方的出版事业也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什么新书出版，实际上，所有专业性杂志都停刊了。甚至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也有几个月暂停出版。国家的宣传机器的确仍在运转——主要有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周报》这些刊物和宣传机构进行了大量论战性和言过其实的宣传，这些思想贫乏的文章的绝大部分都被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译成了英文并发表在他们的三份杂志上，这三份杂志是：《中国大陆报刊概览》、《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此外，美国和英国政府都设有机构不断监听和翻译中国国家和各省的电台广播，并把结果记录在外国广播信息处的《动态》和《世界广播概要》上。

中国的中央当局试图通过发布一系列中央指示和传播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来维持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秩序，大部分这种指示和讲话都通过内部渠道传达，但是有许多被红卫兵组织公布出来，然后被外国研究机构搜集在一起。其中有用的纲领性文件有《中国共产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集（1966—1967）》、“有关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集”、“外传的中共领导人1966年7—10月的讲话和言论”。在这个时期毛泽东发表的最重要的讲话可以在以下著作中找到：由杰罗姆·陈编的《毛泽东的文章与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