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杂录（1949—1968）》，由s.施拉姆编写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1956—1971）》。这些资料都被约翰·布赖恩·斯塔尔和南希·安妮·戴尔按目录分类并编制了索引收进《解放后毛泽东的著作：目录和索引》中。由迈克尔·高英茂编辑的《林彪事件：权力政治和军事政变》一书包括一个类似的林彪讲话选集。

非官方出版的过多的报纸、杂志弥补了官方出版物的缺乏。它们都是由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红卫兵组织出版的。这些出版物包括对中央及各省领导的极富煽动性的谴责；对1949年以来的主要政策批判性的评论；文化大革命的年表以及对在不同的单位和机构中派性斗争的感情激动的叙述。某些红卫兵出版物还包括一些文化大革命主要受害者的自我批判。当然，红卫兵传播媒介的准确程度是十分值得怀疑的，但如果使用谨慎，它们仍然是一种无法估量的研究工具。

由于从表面上看，在中国国内保存的红卫兵出版物数量很少，因此，有兴趣的学者必须依靠在中国以外保存的资料集。在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收集了八批红卫兵资料，用微缩胶卷和照相复制本分发给各个对此有兴趣的图书馆。许多这些出版物被依次译出并刊登在《中国大陆杂志选》和《当代背景材料》中。对这些红卫兵出版物的最好的文献指南是李翔云编辑的《红卫兵出版物研究指南（1966—1969）》。此外，联合研究所和密执安大学都出版了他们自己所拥有的红卫兵资料的目录：《联合研究所所藏红卫兵出版物目录》及由汤逎文和马惟一编辑的《有关红卫兵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原始资料》。

自从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覆灭、华国锋去职以后，人们试图对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及结果作一次广泛的评价。作为这种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又出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出版物的第二次高潮。在这些新出现的资料中，有对“四人帮”和林彪的支持者进行审判的记录：《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审判——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980年9月—1981年1月）》。同样重要的有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和评价，包括在官方发表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

该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颁布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详细材料的出版提供了机会，如：全国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辑的《党史会议报告集》；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写的《学习历史决议专集》和孙敦璠等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1976年以来，一批回忆录和个人传记相继问世。其中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有趣的资料和特殊的细节。陈再道的“武汉‘七·二○’事件始末”详细叙述了他在1967年7月武汉事件中的经历。中国最高级的军事将领之一聂荣臻的回忆录在1983—1984年出版，也揭示了许多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经历。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撰写的“在江西的日子里”讲述了她父亲在1967至1973年间受管制和在国内流放的情况。一本对周恩来进行广泛赞扬的《周恩来传略》由方钜成和姜桂侬撰写。对康生进行了深刻批判性研究的是仲侃撰写的《康生评传》。

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一定的理解依据，一些故事集披露出运动对个人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包括陈若曦的《尹县长的处死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其他故事》；佩里·林克编的《顽固的毒草》和《玫瑰与刺：中国小说的第二次百花齐放（1979—1980）》；海伦· f.绥和泽尔达·斯特恩编写的《毛的收获：中国新一代的呼声》。

对所谓“北京之春”运动的抗议文学作品以及其他近期所写的分析文章，都对当代知识分子如何解释和评价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过程和结果提供了思路。王希哲的“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一文对该次运动进行了最无情的谴责，其程度远远超出了官方的解释。由更年轻的知识分子撰写的一本有趣的文选于1986年春天在纽约出版，书名是《知识分子》。

在中国之外，文化大革命曾经是一系列的次生文学的题目，这些作品有很多被詹姆斯·c.f.王（音）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书目注释》一书中所引用。最早的著作由西方记者和政府官员所写，很多成书于香港。虽然这些著作不具备事后认识和观察的便利条件，但它们大部分最能代表中国观察家的思想。其中特别有价值的是两份香港的时事通讯：《中国新闻分析》，由l.莱德尼神父编撰；《中国新闻概览》，由英国政府出版。更为详细的、相对来讲更全面的当代的评述有罗伯特·s.埃勒根特所著的《毛的大革命》；斯坦利·卡诺的《毛与中国：从革命到革命》和爱德华·e.赖斯的《毛的道路》。具有同样价值的还有由美国政府的一位分析家菲利普·布里奇姆所编辑、收在《中国季刊》的系列文章：“毛的文化大革命：起源和发展”，“毛的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和“毛的文化大革命：巩固权力的斗争”。

所有关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政治史都包括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评论，其中最好的是帕里斯·h.张的《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二次编辑）；于尔根·多姆斯的《中国国内政治（1949—1972）》；雅克·吉勒马的《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49—1976）》和莫里斯·迈斯纳的《毛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有趣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尚付缺如。例外的是琼·多比尔著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史》，该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按照毛主义的观点来写的。此外还有更客观一些的，由李翔云（音）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个案研究》以及安炳炯的《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政治进程动力学》。虽然该书主要是关于60年代早期的情况的，但也包括对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的详细评述。

要全面了解文化大革命，只有通过对该运动在某些具体的地方和单位开展的方式进行考察，对文化大革命在一些主要省市展开时的典型事例进行研究。这方面的成果有：维克多·福肯汉的“广西、云南和福建的文化大革命”；加德尔·福尔塔多的“黑龙江和河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66—1968）”；尼尔·亨特的《上海日记》；保罗·海尔和威廉·希顿的“内蒙古的文化大革命”；维克多·倪的“革命和官僚政治：文化大革命在上海”、《各省的文化大革命》及安德鲁·g.沃尔德的《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对在特殊的基层单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的比较分析研究有：马克·j.布里奇和戈登·怀特所著的《当代中国的微型政治》；威廉·欣顿的《百日战争》；戴维·密尔顿和南希·戴尔·密尔顿所著的《风不会减弱》以及维克多·倪的《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

另一种研究文化大革命的方式是考察积极投身于这个运动中的个人。令人感兴趣的是，虽然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章通常也是毛传记的结尾，但却只有很少的著作把视点集中于毛在该运动中的作用上，更多的则是对其他领导人的描述。如对周恩来，可参见鲁宾逊编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由托马斯·w.鲁宾逊撰写的文章“周恩来与文化大革命”；关于刘少奇，可看洛厄尔·迪特默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革命》；有关文化革命人物江青的最著名的两篇传记是罗克珊·威特克的《江青同志》和罗斯·特里尔的《白骨精》。此外，几部关于当年的红卫兵的回忆录也已出版，包括戈登·a.贝内特和罗纳德·n.蒙塔珀图的《红卫兵》；高原的《生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梁恒和朱迪思·夏皮罗的《文革之子》以及肯林的《上天的报应：一个中国年轻人的日记》。

在文化大革命中卷入最深的三个社会集团是被当作运动目标的党和国家的干部，作为打击武器的红卫兵和主要的直接受益者人民解放军。对国家官员试图在红卫兵的扫荡中逃生的描述与分析可看帕里斯·h.张的“省级党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生存策略”和理查德·鲍姆的“困难条件下的精英行为”。关于文化大革命对党政中枢构成的影响有以下文章和著作：理查德·k.迪奥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经济界精英的影响”；唐纳德·w.克莱恩的“国务院和文化大革命”；查尔斯·纽豪瑟尔的“文化大革命对中共机器的影响”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的《中国的省的领导层：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关于中共九大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变动的分析可看唐纳德·w.克莱因和洛伊斯·b.黑格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和罗伯特·a.斯卡拉皮诺的“中共领导层的变化”。

关于对红卫兵运动及致力于领导这个运动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研究，下列著作是比较值得注意的：安妮塔·詹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反映”；帕里斯·h.张的《中国文化革命中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思想》；克劳斯·梅内尔特的《北京和国内外的新左派》；斯坦利·罗森的《红卫兵的派性与广州的文化大革命》；马丁·辛格的《受过教育的青年与文化大革命》。托马斯·p.伯恩斯坦的《上山下乡》描述了当年的红卫兵在1968年运动结束后被送往农村地区的情况。

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文化革命中的作用的研究有以下著作：钱玉生（音）的《衰退的中国革命》；于尔根·多姆斯的“文化大革命与军队”和“军队在革命委员会成立中的作用（1967—1968）”；哈维·w·内尔森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军事力量”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军队官僚”。

其他社会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影响较小，如关于农民的可看理查德·鲍姆的“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关于知识分子的可看默尔·戈德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安妮·f.瑟斯顿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看不见的创伤”。

最后，还有一大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阐释的文学作品，它们考察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评价它的结果，从更加客观的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确定它的地位。一般来讲，在毛去世和“四人帮”覆灭之前所撰写的著作对文化大革命有更多的同情，自那之后的著作则更具批判性。理查德·鲍姆和路易斯·b.贝内特编写的《中国在骚动：文化大革命透视》就是一个实际的例子。其他值得注意的阐释性文章有安炳炯的“文化大革命和中国对政治秩序的寻求”；约翰·伊斯雷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罗伯特·杰伊·利夫顿的《革命的不朽》；莫里斯·迈斯纳的文章“列宁主义和毛主义”；s.施拉姆的“从历史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理查德·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文化》以及邹谠的文章“文化大革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约翰·刘易斯的《中国的党的领导和革命权力》一书中的三篇文章同样很有价值，它们是：伦纳德·夏皮罗与约翰·威尔逊·刘易斯的“在极权主义领袖之下坚如磐石的党的作用”；许华茨的“在美德统治下”以及s.施拉姆的“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中的党”。

第三章 中苏对抗

除了正式的（经常是宣传性的）官方声明，从当时北京制定外交政策的两个机构外交部和中国共产党得到的原始资料十分有限，因此，除红卫兵的材料之外，专家们只能主要依据讲话、官方报纸的评论、政府出版物透露的消息、宣传小册子以及对电台广播的监听——所有这些都必须谨慎使用，因为首先，不同文字间的分析技术不够完善，其次，在这一章的事例中使用的是非中文材料，大部分是英文和俄文的一手或二手资料。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以后，中文材料取消了限制，诸如回忆录、可靠的中国方面的分析资料及内部材料等仍见得不太多。但愿这种状况在不久的将来会改变。

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著作需要使用所有可能的资料并附加一些辅助材料，即：在中国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导论，再结合以外部来源的资料。人们必须在各种各样的资料中寻求逻辑上的一致性。由于在这一章的事例中大部分材料都不是中文而是俄文的，很多重要时期的材料在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得到了，因此审慎地筛选和压缩将会得出比较满意，有时是决定性的结果。

红卫兵的材料目前全被图书馆控制着。参见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出版的《红卫兵出版物》（23卷并8篇附录），美国主要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都有大量中国资料集刊（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密执安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它们都有自己的目录索引，国会图书馆也是如此。

除此之外，人们还必须借助正式的中国官方出版物，如《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北京周报》、《世界知识》、《红旗》杂志，然而，目前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美国政府出的译文集《中国动态》，由国外广播信息处出版。（总的来说，英国刊物《世界